贺 树

参考文献规范化是期刊体现严谨、科学性的必然要求。此理同样适用于博士、硕士论文，参考文献规范化是保证博硕论文质量的重要内容。关于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著录规则以及规范化研究等，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各自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陈浩元《著录文后参考文献的规则及注意事项》[1]，许花桃《科技论文参考文献引用不当及文中标注不规范的问题分析》[2]，杜红平、王元地《学术论文参考文献引用的科学化范式研究》[3]，朱大明《学术会议文集析出参考文献著录的规范化》[4]，等等。同时，又有许多学者对每一次新的参考文献著录标准进行了解读，如陈浩元《GB/T 7714新标准对旧标准的主要修改及实施要点提示》[5]，曹敏《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标准解析》[6]，张淑艳、闫杏丽《对参考文献著录新国家标准的学习与探讨》[7]，余丁《GB/T 7714—2015参考文献新标准的重大修改及疑点》[8]等。但尽管有着不断修订的参考文献著录标准，同时亦有诸多学者的诸多对现有参考文献的解读，以及对参考文献的著录规范、著录格式的建议，在实际操作中，期刊、博硕论文在著录参考文献时，仍然存在各种不规范现象。本文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朱德选集》为例，因为原版的图书无版权页、封面，无作者、编者等信息。于是在后来的各种期刊、博硕论文参考文献中，出现的格式就有各种不同版本，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朱德选集》作为参考文献的不同著录形式

在中国知网，以“参考文献 朱德选集”为检索条件，检索结果为1903条，归纳之后，主要有以下几种著录格式。

（一）无著者、编者信息

1.无著者、编者，有完整出版者信息。

如刘祖爱的《朱德练兵的两个目的：勇敢与技术——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刊发于《军事历史》2016年第4期P11-16，其中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3]《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潘泽庆的《论朱德的勤俭建军思想》，刊发于《军事历史》2011年第5期P5-11，其中有一条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①《朱德选集》，367～3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P47-54刊发的李巾、黄海涛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构建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实现路径》，其中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6]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P26-28刊发的李春来的《井冈山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其中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4]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95-396。

《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P8-11刊发的唐贤健的《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学习习近平关于抗战系列讲话精神》，其中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10]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1。

2.无著者、编者，有部分出版者信息。

《贵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P18-22刊发的马硕的《朱德统一战线工作的特色——善于做旧军官的工作》，其中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22]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396.

3.无著者、编者，也无出版者信息。

如赵清云的《朱德对党的群众观在理论上的创意及其实践中呈现的显著特点》，刊发于《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新论）2006年第8卷第5期P8-9，其中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1][4][6]《朱德选集》第94页。[2]《朱德选集》第182页。[3]《朱德选集》第197页。[5]《朱德选集》第238页。[7]《朱德选集》第152页。潘泽庆的《论朱德的勤俭建军思想》，刊发于《军事历史》2011年第5期P5-11，其中有一条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②《朱德选集》，162页。这里的参考文献格式更为省略，只保留书名和页码，无著者、编者信息，也省略了出版者信息。

（二）明确指出著者为朱德

如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高小枚的《朱德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其中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27]朱德选集[M].人民出版社，朱德著，1983。

山东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于清震的《中国共产党人终极关怀的历史考察》，其中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160]朱德选集[M].人民出版社，朱德著，1983。

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年博士论文，朱庆跃的《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政治体系构建的历史实践研究——基于政治生态环境变迁的分析》，其中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204]朱德选集[M].人民出版社，朱德著，1983。

又如由朱德生平和思想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全国朱德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论文集中有一篇由马宗义，阎佩玮，郭树升写的文章《朱德军事教育思想初探》，其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朱德选集[M].人民出版社，朱德著，1983。

（三）将主要责任者确定为朱德

如《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P70-71刊发的马硕，马博的文章《朱德同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特色和意义》，其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2]朱德.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69，55-67。

（四）将主要责任者确定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如黄小彤，曾慧华的《朱德在华北抗日前线指导后勤保障的统战思想和实践》，刊发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P58-62，其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五）将主要责任者确定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

如《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P62-65刊发的全紫红的《抗战前中共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上层统一战线策略论析》，其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为：[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委员会.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9。

综上几种情况，不同期刊或者论著，甚至同一期刊或者著作在将同一本书作为参考文献时，其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都五花八门，这便引起我们去究其原因。

二、现有标准可以更完善

2005年版《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9]（GB/T 7714—2005）在3.2，8.1.1，8.1.2，8.1.3，8.1.4等条都对主要责任者进行了界定及解释，但这些条款中没有对有编者，又有原著者的情况进行具体规定。只在4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中的4.1.2中规定著录格式为：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志].其他责任者.版本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其中示例[2]昂温G，昂温PS.外国出版史[M].陈生诤，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88。在9参考文献表中，对有译者的情况进行的举例。由如上举例可知，2005年版的《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将译者作为其他责任者单独列举，而将有明确原著者及编者的情况并未区分，将原著者和编者都定为主要责任者。

2015年修订后的《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10]（GB/T 7714—2015），在3术语和定义中的3.2对主要责任者（creator）进行了重新界定，同样没有对有编者，又有原著者的情况进行具体规定。只在4著录项目与著录格式中的4.1.2中规定著录格式为：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其他责任者.版本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文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其中示例[2]哈里森，沃尔德伦.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谢远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235-236。在9参考文献表中，对有译者的情况进行的举例。

再对比2005年与2015年版的参考文献著录规则，2005年版3术语和定义中的3.2主要责任者用的英语是primary responsibility，2015年版3术语和定义中的3.2主要责任者用的是creator。尽管同样是对主要责任者的翻译，但不同的英文所表达的意思肯定有所不同的侧重点。2015年版在2005年版的基础上加了一句“主要负责创建信息资源的实体”。注意，原来的“文献”变成了“信息资源”，所指范围应该也扩大了。另外2005年版的3.1是文后参考文献（bibliographic reference）：为撰写或编辑论文和著作所引用的有关文献信息资源。2015年版直接换成了3.1参考文献（reference）：对一个信息资源或其中一部分进行准确和详细著录的数据，位于文末或文中的信息源。具体表述也有变化。对比分析，对主要责任者界定这个问题上英文creator强调资源创建的责任主体（兼具权利和责任），而primary responsibility只是对著作责任的追究（更多是责任和义务）。

可对比两个版本，尽管我们看到了对主要责任者的界定不同，以及对英文表述的不同，但无论是2005年版还是2015年版，都对译者的署名权有充分的重视，标为“其他责任者”单独举例，但对既有原著者，又有编者的情况并无明确规定，也存在模糊的情况。笔者觉得，应该同时重视原著者与编者或者译者等的权益，特别是在参考文献的著录中应该同时体现原著者与编译者的署名权。这不仅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具体落实。

三、参考文献著录应该同时体现著者与编者权益的法律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11]第二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可知，著者的权益不可侵犯，而编者的权益同样应该保护。多条法律都对著者、编者、译者等的著作权，特别是署名权进行了保护，那么在参考文献的著录中，就应该同时体现著者和编者的权益，以体现对法律的尊重。而在制定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规则时，明确著者与编者的权益，也更能体现标准的规范、严谨。

四、正确认定著作的编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四条：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对其内容的选择或者编排体现独创性的作品，为汇编作品。由此可知，选集是对已经发表过的或已完成的作品进行选择、编排而形成的作品。那么，选集的编者便无可厚非享有编者的著作权，但著作权法又明确规定，编者在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因此，在实践中就应该正确区分原著者和编者。笔者认为，对于明确标明是《XX选集》的著作，其原著者就应该是主要责任者，而编者应该确定为其他责任者；而对于“汇编若干作品、作品的片段或者不构成作品的数据或者其他材料”的作品，因无法区分原著者的主次，这种情况下，主要责任者便应该是汇编者。

五、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朱德选集》这本书中，体现的是朱德的精神思想、工作作风，从单篇上是独立完整的，本身具有其系统性和整体性，且书名明确标明是《朱德选集》，因此，无可非议，朱德应该是著作者，充分享有著作者所享有的一切著作权。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因其对朱德作品进行了取舍、选择和编排，进行选材和编排时有他们独特的构思，[12]使编排后的作品从整体上体现出了研究室的汇编意图，因此，应该确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编者，充分享有编者的著作权。那么，在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中，就应该同时体现著者和编者的权益，并分清著者和编者的主次顺序，这里主要强调的是署名权。

笔者建议正确、规范、严谨的著录格式为：[序号]朱德.朱德选集[M].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引用页码。那么推而广之，在既有著者，又有编者的情况下，参考文献的著录规则就应该完善为：[序号]著者.题名[M].编者，编.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具体引用页码。[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川菜发展研究中心2016年度项目“高校学报促进餐饮人才培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的成果之一（项目编号：CC16G03）]

[1]陈浩元.著录文后参考文献的规则及注意事项[J].编辑学报，2005，26（6）：101-104.

[2]许花桃.科技论文参考文献引用不当及文中标注不规范的问题分析[J].编辑学报，2011，23（4）：318-320.

[3]杜红平，王元地.学术论文参考文献引用的科学化范式研究[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7，28（1）：18-23.

[4]朱大明.学术会议文集析出参考文献著录的规范化[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4，25（12）：1477-1480.

[5]陈浩元.GB/T 7714新标准对旧标准的主要修改及实施要点提示[J].编辑学报，2015，27（4）：339-343.

[6]曹敏.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标准解析[J].科技与出版，2015，92（9）：41-44.

[7]张淑艳，闫杏丽.对参考文献著录新国家标准的学习与探讨[J].学报编辑论丛，2007（00）：65-70.

[8]余丁.GB/T 7714—2015参考文献新标准的重大修改及疑点[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6，27（3）：249-253.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05[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5.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T 7714—2015[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5.

[1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A].2012.

[12]辛尚民.对编辑作品的法律认识[J].人民司法，2000（9）：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