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超 刘峰

近年来，国家多次从战略层面提出要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制定了相关政策措施，推动社会科学发展。2011年，教育部和财政部下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的通知，鼓励翻译和出版国外学术成果，人文社会科学译著的翻译出版愈加受到重视。在学术译著出版上，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等出版机构走在前列，不仅出版学术译著数量多，且已形成译著品牌效应。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出版机构的学术译著。

人文社会科学译著具有学术传播、科学信息交流等功能，在学术传播和学术评价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后浪出版公司(以下简称“后浪”)成立于2006年，出版类别集中于历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作为一家仅有十余年历史的民营出版机构，后浪始终将人文社会科学译著作为其“拳头产品”，出版了一系列经典的人文社科译著，在学术界和出版界引起较大反响。本文采用个案研究法，试图通过研究后浪这一民营出版企业的人文社科学术译著出版，来了解民营出版企业的学术译著出版特征。笔者通过后浪出版公司官网、中国国家图书馆书目检索系统、豆瓣读书等网站、数据库和社交媒体来搜集书目信息，获得后浪在2008—2017年出版的131本译著的书目数据。在利用Excel对后浪人文社科译著书目数据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后浪出版公司人文社科译著的出版特征。尔后，引入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分析后浪人文社科译著出版场域内不同行动者的特点。在此基础上，以后浪人文社科译著出版为例，总结民营出版公司学术译著出版的启示。

一、后浪出版公司人文社科译著的出版特征

就出版时间阶段而言，后浪人文社科译著出版分为探索发展阶段(2008—2009年)、快速增长阶段(2010—2014年)和战略转型阶段(2015—2017年)，在出版数量上呈现波动上升的状态。就丛书收录而言，后浪将多数译著收入丛书出版，提高了译著的学术影响力，形成了品牌效应。就学科分布而言，后浪人文社科译著学科领域理论性较强，兼具跨学科性，读者面较广。

1.出版阶段特征

据笔者统计，后浪近十年出版人文社科译著共计131种。其中，2008年出版2种，2009年出版8种，2010年出版15种，2011年出版11种，2012年出版12种，2013年出版14种，2014年出版17种，2015年出版6种，2016年出版17种，2017年出版29种。从出版数量来看，近十年后浪人文社科译著呈现波动上升的状态。在历年出版数量统计的基础上，笔者将后浪人文社科译著出版分为探索发展阶段(2008—2009年)、快速增长阶段(2010—2014年)和战略转型阶段(2015—2017年)。

2008—2009年，后浪人文社科译著出版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有三个显著特点:翻译出版的人文社科译著数量较少，社会效益比经济效益更显著，且仅与一家出版社合作。在这两年中，后浪译介了10种人文社科译著，数量较少，但出版了《中国近代史》《社会学与生活》等社会效益显著的译著名品，出版质量较高。其中，《中国近代史》被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评为“2008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种”。这说明后浪出版公司此时已经目标明确，瞄准高端，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为学术界提供货真价实的内容。

2010—2014年，后浪人文社科译著出版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相对前一阶段，后浪人文社科译著出版呈现出两个特征:出版数量明显增多，译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俱佳。这五年共计翻译出版人文社科译著69种，年均13.8种，出版数量迅速增长。更为重要的是，前一阶段译著主要涉足历史学和哲学等基础学科，这一阶段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交叉学科的著作被翻译出版。量的积累带来质的突破，其内因正是后浪出版公司的学科视野拓宽。这一阶段的人文社科译著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提振经济效益，实现了双效发展的协调统一。如《国家的常识》一书不仅登上了当当网政治军事类图书榜单，也获得《出版商务周报》2013年度“风云社科图书奖”。

2015—2017年，后浪延续了特色优势产品战略，主要表现是降速提质、主动转型。2015年起，后浪策划了“汗青堂”丛书，陆续译介了《丝绸之路新史》等学术译著。作为一套人文社科译丛，“汗青堂”丛书出版质量高，受到读者欢迎，颇为畅销，是后浪出版公司学术译著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套丛书。

2.丛书收录特征

通过对2008—2017年后浪人文社科译著丛书收录情况的统计，可以发现:131种人文社科译著中，有103种人文社科译著被12种丛书收录，丛书收录比例为78.63%。其中，“后浪大学堂”收录46种，“汗青堂”收录17种， “后浪小学堂”和“帕尔默现代世界史”收录译著各5种，“人文通识课”收录4种，“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收录3种，“保罗·福塞尔作品”“丁韪良作品集”和“耶鲁大学公开课”收录译著各2种，“大学入门丛书”“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丛书”和“社会人类学丛刊”收录译著各1种。

后浪人文社科译著的丛书构成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同一作者的多部作品，第二类为按照“以类相从”[1]编排原则汇集的不同作者作品。为方便起见，这里借用古籍丛书分类体系，前者名曰“独撰”，后者则称“类编”。类编丛书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专业性丛书和综合性丛书。依据此种丛书分类标准，“后浪大学堂”“后浪小学堂”“大学入门丛书”“耶鲁大学公开课”四种丛书为综合性丛书，“汗青堂”“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丛书”“人文通识课”“社会人类学丛刊”“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五种丛书为专业性丛书，“保罗·福塞尔作品”“丁韪良作品集”“帕尔默现代世界史”三种丛书为独撰丛书。

丛书具有资料性、汇编性、查考性[2]、完整性、科学性等显而易见的优势，将多数译著收入丛书也遵循了产品系列开发战略，有利于提高学术译著的整体影响力，形成品牌效应，促进联动销售。“丁韪良作品集”“帕尔默现代世界史”等收书较少的独撰丛书，作者或为汉学名宿，或为史界大家，较为精深。“后浪大学堂”“后浪小学堂”是收书较多的综合性类编丛书，面向大众，更为通俗易懂。“汗青堂”是收书较多的专业性类编丛书，编校、内容质量均属上乘，兼具博大和精深两种特质。由此可见，后浪出版公司人文社科译著的市场定位不仅“细”，而且“全”，从而满足不同层次的图书消费需求。

3.学科分布特征

鉴于《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是我国目前运用最广泛的一种图书分类法，以《中图法》第五版为依据，统计后浪出版公司人文社科译著学科归属。具体操作时，按互著[3]传统，对涉及多个学科的图书分别著录于不同类目下。从学科分布来看，后浪人文社科译著集中在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总论，政治、法律，语言、文字，文学，历史、地理，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等类目。据笔者统计，后浪出版历史、地理译著69种，社会科学总论译著22种，哲学、宗教类译著14种，政治、法律译著13种，文学译著10种，文化、科学、教育、体育译著10种，语言、文字译著1种。就各学科二级类目译著数量而言，在历史、地理类，后浪出版世界史译著39种，亚洲史译著11种，中国史译著9种，欧洲史译著4种，美洲史译著、文物考古译著和地理译著各2种；在社会科学总论类，后浪出版社会学译著18种，管理学和民族学译著各2种；在哲学、宗教类，后浪出版欧洲哲学译著7种，逻辑学和宗教学译著各2种，世界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心理学译著各1种；在政治、法律类，后浪出版政治理论译著13种；在文学类，后浪出版文学理论译著6种，世界文学译著4种；在文化、科学、教育、体育类，后浪出版信息与知识传播译著10种；在语言、文字类，后浪出版印欧语系译著1种。从二级类目来看，后浪出版公司的人文社科译著集中于世界史、社会学、政治理论、亚洲史、信息与知识传播等学科领域。这些学科领域理论性较强，兼具跨学科性，读者面较广。

二、场域理论视角下后浪出版公司人文社科译著的行动者特征

布尔迪厄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4]场域内位置的不同，产生了知识观念的差异。其根本原因在于构成场域的不同位置所附着的资本在类型和数量方面存在差异。

作为一种学术知识生产场域，学术译著是一种有限的文化生产场域(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是一个专为学者构建的文化产品生产系统。学术译著具备翻译规范和出版质量标准，以便获得学术界的认可。布尔迪厄认为，行动者(Agent)在场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结合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笔者认为，学术译著场域的行动者主要包括译者、赞助人、出版社、读者等。学术译著出版场域可视作由作者、译者、赞助人、出版社、读者等行动者负载着各自的资本在场域中相互竞争、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活动。其中，译者在学术译著翻译出版活动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惯习，从而作用于翻译实践。

笔者利用Excel数据透视表功能，对后浪人文社科译著的作者、译者、出版社三种行动者进行了统计分析，总结了后浪人文社科译著出版场域内作者、译者、出版社三种行动者的特征。

1.作者多为国外著名学者

后浪人文社科译著的作者多来自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131种译著中，并未出现来自不同国家的作者合著同一本书的情况，因此将图书的多位作者视为一个整体来统计作者国别。笔者通过对2008—2017年后浪出版公司人文社科译著作者国别的统计，发现译著作者国别分布如下:美国94种，占71.21%；英国14种，占10.60%；日本5种，占3.78%；瑞士4种，占3.03%；德国和伊朗各3种，占2.25%；法国和挪威各2种，占1.51%；捷克、加拿大、匈牙利和新加坡各1种，占0.75%。知识社会学思想之父[5]卡尔·马克思在其名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明确指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他又把“知识”归结为“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7]。由此可见，图书作为知识的一种重要物质载体也被社会存在决定着，而与知识生产、图书输出最密切的社会存在无疑是“本身能源源不断地为出版物生产提供原料，能构成出版物选题内容的其他文化资源”[8]的作者资源的丰富程度。故一国的知识生产、图书输出的能力与该国作者资源的丰富程度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高等教育起步早、质量高，因此，美国和英国的作者较多。

后浪人文社科译著的作者多为国外高校著名学者。根据笔者对2008—2017年后浪出版公司人文社科译著作者职业的统计，发现就职于大学(university)的有90人，就职于学院(college)的有31人，在其他岗位工作的作者有41人。经过对作者的计量分析，可以发现后浪出版公司人文社科译著的核心作者有帕尔默(R.R.Palmer)、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 罗 伯特 ·B.科布 里 克 (Robert B.Kebric)、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蒂姆· 哈罗尔(Tim Harrower)等。这些核心作者均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其中，排名第一的核心作者帕尔默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后浪将其《工业革命》《冷战到全球化》《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崛起》《启蒙到大革命》《现代世界史》《现代世界史》(插图第10版)七种著作译介到国内。

2.译者以相关学科学者为主

在文化生产场域中，不同的出版机构通过对译者的争夺来实现产品的更新换代。[9]而连结作者和读者、编辑与出版机构的译者是一种被争夺的象征资本，译者的地域分布是集中还是分散，对于出版机构来说直接影响到其被利用的充分程度和被争取的困难程度。

通过对131种人文社科译著译者职务的统计可以发现，65种译著的译者为相关学科的教授、副教授，35种译著由自由译者翻译，14种译著的译者为相关学科的硕士，6种译著的译者为相关学科博士，6种译著的译者为翻译家或专职翻译，3种译著由高校外语院系教授翻译，1种译著由专业团体翻译，1种译著由出版社编辑翻译。总体来看，有86种译著由具有相关学科知识的译者译出。这表明，在译者的选择上，后浪出版公司要求较高。后浪出版公司人文社科译著的译者不仅在专业领域功底深厚，且多有海外背景，外语水平优秀。

在这些译者中，有学科领域内的学者，如:《伦理学与生活》译者程立显为英国威尔士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译者计秋枫和朱庆葆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西方哲学史》译者邓晓芒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社会学与生活》译者刘鹤群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社会政策系博士，亚洲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助理教授；《现代世界史》译者董正华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觉醒》和《汉学菁华》译者沈弘为浙江大学英语系教授。

后浪出版公司人文社科译著的核心译者有展江、刘建波、牛可、计秋枫、沈弘等，这些译者均为国内著名高校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展江翻译《初识传播学》《新闻报道与写作》《报刊装帧设计手册》《版式设计圣经》四种译著，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建波翻译《1905帝国巡游》《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太平洋战争》三种译著，北京大学教授牛可翻译《全球冷战》《美国、俄国和冷战》《冷战到全球化》三种译著，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计秋枫翻译《中国近代史》和《人文通识课》两种译著，浙江大学教授沈弘翻译《汉学菁华》和《中国觉醒》两种译著。

3.合作出版社集中在北京

通过对后浪出版公司131种译著出版社的统计，可以发现:76种译著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37种译著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6种译著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4种译著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译著各有3种，另有2种译著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从出版地来看，115种译著的出版社位于北京，6种译著的出版社位于杭州，4种译著的出版社位于成都，南昌和天津两地出版社各出版3种译著。不难发现，绝大多数译著由北京地区的出版社出版。作为一家民营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和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的合作更为密切。

作为符号(Symbol)的“北京”对于国人来说本来就有“文化中心”“最高权威”等所指(Signified)，而译者如果又是集中分布在北京大学这样社会化认知的名校的话，其制度化状态的文化资本便可为后浪出版公司借重而成为象征资本(这里主要是声誉、威信)，这种象征资本进一步为后浪出版公司带来经济资本。这个不同形式的资本的转化过程，笔者不避郢书燕说之嫌地概括为“书以人贵”。当然，实际情况是译者分布在北京的不到四成，其中在所谓名校的又不足三分之一。所以后浪出版公司在今后的经营中，无论是为了译者资源的充分利用还是为了译著销量的持续增长，都应该努力让译者集中在同一空间。

作为文化生产场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机构，其生存发展必然受到由权力场域或曰权力争斗场域(Field of Power)的支配和制约[10]。这一点具体表现为我国现今的对出版业的法律规制，致使民营性质的后浪出版公司必须与国有出版机构合作。后浪位于北京，地域接近性使其更偏向北京地区的国有出版机构，而且公司草创之初与北京以外地区出版机构或者多家在京国有出版机构合作会提高沟通等综合成本，降低经济效益。布尔迪厄指出人类的全部文化生产活动都指向物质或符号利益的最大化[11]，为了提高经济效益(物质利益)，并有充足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保障社会效益(符号利益)，后浪出版公司选择了与国有出版单位合作出版人文社科译著。

三、后浪人文社科译著出版的启示

在我国出版界，民营出版曾长期是政府严厉打击的“非法出版活动”。这一尴尬境遇直到近十年才有所好转。2009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概念，承认民营出版公司是出版环节的合法力量。随后，《关于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出版经营活动的实施细则》等政府文件陆续出台，民营出版公司得以正名。然而，与国有出版企业相比，民营出版公司在书号资源、出版品牌、资金等方面均处于劣势。民营出版业务被限定为选题策划、组稿、编辑加工环节，不能参与出版全流程，必须与出版社在书号、资本等方面开展合作。

尽管在政策和技术的推动下，民营出版公司在出版业务上取得长足发展，涌现出磨铁图书、新经典、阅文集团、掌阅等一批民营出版龙头企业，但民营出版业务主要集中在网络文学出版、少儿出版等领域，在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领域优势并不明显。作为一家民营出版公司，后浪出版公司要经营学术出版，尤其是学术译著出版这一专业出版领域，难度可想而知。毕竟，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品牌出版机构在学术翻译出版上资源雄厚，我国学术译著出版场域一直由历史悠久的品牌出版社所主导。后浪出版公司凭借对场域内行动者和资本的把控，在竞争激烈的学术译著出版场域开辟出属于民营出版的空间。通过对后浪人文社科译著出版特征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后浪出版公司学术译著出版的启示。

首先，在出版形式上，后浪注重丛书收录和版本更新。一方面，后浪将译著收入丛书出版，集结成译丛，从而提高译著的整体影响力，形成品牌效应。另一方面，后浪关注原著版本更新状态，及时将译著内容更新再版。除更新译著内容之外，后浪出版公司善用不同版本来吸引读者注意，出版了精装版、平装版、普及版、插图版、修订版等不同版本类型。以《北京的城墙与城门》一书为例，后浪出版了精装本、平装本、普及版、修订典藏本等四种版本类型。

其次，在译著学科选择上，后浪优先选择译介世界史、社会学、政治理论、亚洲史、信息与知识传播等学科领域的译著。这些学科领域既包括世界史、社会学、政治理论、亚洲史等理论性较强的学术经典，也包括信息与知识传播等具有跨学科性的实践类著作，照顾不同学科、不同学历层次的读者需求。后浪主动迎合国内学术出版市场，积极译介《中国近代史》等海外学者撰写的中国史著作，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再次，后浪利用作者、译者和出版社等学术译著出版场域的行动者，占有行动者负载着的资本，从而在学术译著出版场域竞争中取得优势。为保证译著出版质量，后浪精心挑选译著的作者、译者和出版社。就作者而言，后浪选择译介英国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著名学者的著作；就译者而言，后浪多选择国内相关学科的学者担任译者；就出版社而言，后浪的合作出版社以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等北京地区的出版社为主。优秀的作者、译者和出版社，为后浪带来了丰富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象征资本，使得后浪在学术译著出版场域占据优势地位，获得良好的品牌效应。

综上，出版社在学术译著出版中要注重译丛出版和版本更新，兼具理论性和跨学科等学科领域，选择译介著名学者撰写的经典学术著作，并由外语基础好的同领域学者担任译者。只有遵守“内容为王”的法则，才能生产出精品学术译著，实现学术译著出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