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琼

现实主义写作是一个庞大的现实命题，我只能从表面存在的几个具体问题入手。

什么是文学的初心？再现、表现、宣泄，等等，这些是西方式表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中国式表达，着力点落在文学对世道人心的建设。作为一个文论书籍均有周祥诠释的传统命题，为何还提？起由是2016年底，《福建文学》杂志社委托青年评论家郑润良给大家出了两个题目：一是“你认为文学抓住了时代吗？在这方面存在什么问题？”二是“文学向什么方向用力才能更好地抓住时代？”大家包括我的回答各有立场，刊发在《福建文学》2017年第3期，不议。意犹未尽，在此我也用提问题的方式继续谈谈自己的看法。

文学书写是否匹配这个时代

这个话题稍显沉重。这也是第一个问题的延伸或言外之意。第一个问题的设置显然从文学初心出发。能否抓住这个时代，或者能否匹配这个时代，既是对文学之“再现和表现”之表现的评价，也是对立命和立心效果的评判。

发此疑问不排除“过虑”之忧。“过虑”是时代通病。文学批评历来是同代人批评。我们今天不大怀疑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创作活跃度以及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推进作用吧？但翻看当时的各种报刊史料，不难发现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都对当时的文艺创作提出尖锐批评。这是一批富有远虑的知识分子，他们已经洞悉文艺创作与现实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他们对于文艺的期待越多，就越不满足，批评就越严厉。也正是在严厉的批评下，文艺创作更加努力，愈加繁荣。爱之深，责之切，或同此理。据此，对于同代人批评，我们可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因而，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书写是否与时代本身匹配，今天肯定不是最佳时期，探讨文学书写对于历史阶段把握的客观效果，往往不能心急，还要假以时日，才能做出更加科学可靠的判断。话虽如此，不代表今天不需要对文学书写和时代的关系进行探讨。

众所周知，近年来文学创作数量非常繁荣，仅以长篇小说线下出版为例——还不计算海量的网络书写，早在三四年前即已达年均四千部。CIP数据显示，由于纸张涨价、库存减少，图书出版总体增速趋于平缓，但文学类种数增幅仍然保持百分之八左右，其中，强势发展的本土少儿文学和正处上升时期的网络文学是原创作品供应加大的主要原因。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新鲜、有益、独到、有效的城乡生活和生命体验。有评论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正在迎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第二次发展高潮。在一个出版繁荣、新作品和新作家不断涌现的时代，文学对时代的把握能力为何还会受到质疑？换句话说，文学对于时代的把握能力，有没有评判指标？判断一个时期文学繁荣与否，数量繁荣是充分条件，在数量繁荣的基础上绽放出若干匹配时代的精品力作，构成文学整体繁荣的必要条件。目前看来，大家普遍感到不满足的是，能够鲜明地提炼我们这个时代经验、匹配历史表现的精品力作比重不够大，还不足以形成流传后世的大阵仗。大家担心在文学史的版图上，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会不会辜负时代。

任何评判都应建立在比较研究基础上。对于今天文学书写现状的评判，有一个坐标可征用，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也是当代文学研究常用的“峰点”坐标。大量涌现的作家作品和理论评论研究，广泛深远的传播影响和社会生活辐射力，是这个时期文学的突出表现。这个“峰点”提供三点经验，可供参考：1.作品和作家的持久存活率。这个时期崭露头角和培养的一批作家，后来成为雄霸中国文坛近四十年的生力军，一些作品可进入经典文库；2.理论评论强健的思想力和对实践的介入力。先锋写作、魔幻现实主义、寻根文学，等等，大量丰富的文学实践在理论评论的催生下脱颖而出；3.文学对于大众生活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这是核心和本原问题，也是探讨的主要面向。

这三点经验相互可逆推。从这三个经验出发，具体到文学内外部世界，两个方面尤需关注。

第一，对于时代生活的总体性把握。登高望远，总体性把握借助两个路径：一宽镜头，二长景深。总体性是科学把握的前提。强调总体性，解决的是视野和坐标。没有一个足够宽阔的视野和精准的坐标，个案的甄别和判断选择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深刻性和准确性不等于总体性，但总体性一定影响深刻性和准确性。写作对于现实经验的处理，在了解社会生活基本面貌的基础上，所谓了然于心，再去了解具体环境的差异性，从纷繁复杂的原始素材中选择需要重点关注处理的部分，就容易得多。这就好比拔萝卜，放眼看去，满目都是青翠欲滴的萝卜缨，拔出来，根茎却大小粗细不一。怎么提高有效性？有经验的老农动手前会了解这块土地的肥力和萝卜当年的总体收成——这些都属于萝卜地的“背景调查”，对萝卜地总体面貌大致有了数，选择在阳光和水分充足的地方动手，结果通常不会让人失望。

有人认为强调总体性，是反对写个体和个体的周边。恰恰相反，一花一世界，拔出萝卜带出泥，个体是集体的具体化，总体经验是个体经验的集合，个体想象构成总体意识。写好总体性，一个关键指标是写出生动的“一”，有“一”才有细节，写出典型命运、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由一写出百、写出总体，写出代表性和普遍性，达到书写时代生活本质的目的，才是高明的书写。“因为阅读这本杂志而获得对他所处年代文学的认识，以及文学对时代的描绘而产生的总体印象，这些重要的影响要远胜于个人厕身其中所作的微小贡献。”①一本文学期刊何以能够照见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书写的全面性建立在个体书写的丰富性基础上，这个丰富性是总体性揽镜自照的前提，答案在此。因此，一个高明的写作者，哪怕只是写一个角落，也会虑及总体，努力为总体性贡献经验。

老实说，现有的大量的乡土书写与中国农村起伏变化的现状并不匹配，一是不能及时地真实地再现乡村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特别是总体性，二是叙事艺术陈旧，堕入模式化和浅表化想象， 其中，第一个问题是主要问题。今天的乡村无论贫穷还是富裕，都不能摆脱“21世纪”和“中国特色”这个时空背景。20世纪末以来，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中国社会经历了时代变革和历史转型，其中乡村社会的变化最剧烈最明显。传统的中国乡村，诗意、安稳，也闭塞、保守、贫穷。遭遇剧变后的乡村，还有诗意和安稳吗？还闭塞、保守、贫穷吗？乡村社会的主要矛盾转移了吗？这些是绕不过去的总体性。总体性视野的匮乏，导致许多乡土写作简单粗暴。再比如，近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在脱贫致富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发展重心变化，产业结构调整，老百姓的牺牲、获得和全面发展问题，城鄉发展落差问题，新的阶层分化问题，依法治国和公平正义问题，道德失守和价值重建问题，等等，最终都具化为生动真切的事和人，事也是人面对，因此，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人，客体本质上也是人。书写这些具象的人和遭遇时，有没有写出个体和总体的关系，有没有写出阶段性和历史感，会成为评判写作是否精准的标准。

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和变化趋势，中国文学的目力和笔力不仅要及时地捕捉、全面地记录，还要重构为生动的艺术形象。文学书写的总体性，从现有经验看有两类主要方式：一类是集合式；一类是典型化，是经验的高度提炼。中国古典小说的早期写法多是集合式，《官场现场记》《儒林外史》，等等，出场人物众多，角色用墨基本不分主次。《水浒传》《三国演义》是集合式向典型化的过渡。《红楼梦》和《金瓶梅》是综合集合式和典型化的完美个案。现代白话小说基本是典型化写作，以鲁迅的《祝福》《阿Q正传》《孔乙己》《狂人日记》为代表，这些小说的魅力和感召力要归功于祥林嫂、阿Q、孔乙己、狂人这些人物形象的出神入化。这些人物形象凝结了时代和历史的信息，它们塑造了新民主革命前期旧中国的面貌。

第二，对于现实经验的正面强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从来都是反映时代全景和社会变迁的有力武器。人类社会变化，世道变迁，为文学书写提供了大量可资利用包括批判的原料，敏感的书写者会及时捕捞、甄别、解剖。文学是自由中卫，可以用各种姿态书写。在各种姿态里，传统写作也即线下写作，对于现实经验的处理，主要采取两种形式：正面强攻和侧面回应。理论上，是书写小时代还是书写大时代，是书写小我还是书写大我，是侧面写还是正面写，是硬攻还是软磨，从文本的丰富性和充分性角度，都被需要。但从对历史和现实的本质性和总体性书写的角度，首先需要大量的正面照。为一个人录影，如果都是背影和侧影、逆光，对于这个人的真实面目，观众还是模糊的。评判文学书写抓握时代的准确度和有效性也如此，如果正面书写总量不足，侧面和逆光书写再丰富，这个时代的整体面目也还是模糊和暧昧不清的。

客观上任何时代的文学书写都无法自外于时代，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学书写亦如此。近二十年来，中国进入剧变和转型时期，各种传奇、各种体验和各种经验像过山车一样从我们的生活中呼啸而过、转瞬即逝，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其内蕴的复杂性、传奇性、微妙性需要写作者迎难而上。主观上，任何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都不会漠视他的时代经验，都会用力把自己系在时代的钢缆上：直面现实，与时代生活同频共振，才有可能认识并表现时代生活。

虽然没有一个书写者能够自外于时代，但文学属于个体性劳动，个体对于时代生活和文学的理解千差万别。特别是正面强攻现实，对创作者要求很高，它要求创作者在了解客观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进行形象的逼真的书写和探索，它有明确的标准，有生活的照伪镜，能一眼将作品打回原形，识别出创作者的认识水平和创作水平。也正因为这一点，许多缺乏生活和生命体验、缺乏对生活底色的认识能力和表现能力的创作者，就会自动地绕开。也有些写作者出于文学观念的偏差，故意屏蔽书写和生活现场的关系，挂上“纯文学”“向内转”的标签。主客观的原因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严重的“向内转”，慢慢地“向外转”。

在文学“向内转”之前，是先锋写作。先锋写作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影响力最大的一类创作，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创作观念，它把文学从口号化、标签化拽回到文学性，一些有特点的作家和作品也是这个时期的成果，比如余华、格非、苏童，等等。先锋文学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叙事艺术的充分探索。对现实经验的重构和解读方式独辟蹊径是先锋写作的一大优势，各种独特的生活经验在先锋文学作家的笔下淬炼重构，迸发出锃亮的艺术钢花。需要更正的是，先锋文学创作与时代生活并非绝缘体。恰恰相反，他们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辙痕和社会学身份。以先锋文学代表人物余华为例，余华的小说与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大背景基本同频共振，是典型的典型化写作，《在细雨中呐喊》《活着》《許三观卖血记》，无一例外都建构在深厚的“中国”背景之下，讲述的是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中国制度，拥有明确不误的意义指向。但是，先锋写作后期，生活经验的丰富性被抛弃，“技术探索”被绝对化、极端化，“向内转”乘势而上。恰逢70后、80后初登文学舞台，经验体验先天不足，笔墨自然乐于更多地逡巡在“我”的周边，又恰逢资本强势介入，揣摩资本趣味又成为写作追求。当这种写作成为风尚，文学面对现实发言的能力和发言的兴趣越来越小。文学写作的这种变化，引起了理论评论界的关注。

这个时期的文学研究，有三个关键词值得重视，它们是“现代性”“市场”“个人化”。何言宏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与现代性问题》一文里说，“受到国家力量与市场逻辑双重支配的文学出版和文学创作，以经济伦理损害了文学伦理，引起了文学标准的变异，从而损害了文学的自主性”。南京师范大学学生程炳武在硕士毕业论文里也提出了“个人化小说”概念（《20世纪九十年代个人化小说研究》），与此同时，有人提出“市场时代的文学”概念（《市场时代的文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对话录》）。既往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现实主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现实主义的缺席必然导致文艺与生活、与人民的关系疏远，从而使文艺描写现实、记录历史的重要功能削弱。网络写作的现实遭遇就是例证。互联网技术的进步，降低了写作和发表的门槛，资本的介入以及产业链条的构建，使网络写作迅速克服媒介和艺术形式的限制，渗透、融合到影视产业，形成覆盖式传播影响，网络文学以一种新型业态形式生成并野蛮式生长。由资本强势主导的网络写作，一是流水线的写作模式客观上不允许现实经验的慢慢提炼和转换，二是创作主体年龄偏小，实际生活经验积累少，写作过多地依赖想象和虚构，文本的类型化程度高。网络文学写作是对类型文学和通俗文学书写的丰富，其中个别文本甚至达到类型写作的高峰。但是，大量的网络写作架空现实和历史，缺乏有效经验，无法正面记录世道人心，无法形成真正深入人心的传播影响，网络文学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掣肘。有关方面为此出台了引导政策比如评奖导向，最近情况有所改观，比如，最近两期中国作家网发布的网络文学排行榜上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作品比重加大。以现实关怀和现实题材为特征的现实主义写作在网络写作中占比之前，早已重返主流视野，在叙事艺术和题材开掘上均有探索，比如非虚构写作、“底层叙事”“在场写作”，等等，并产生了很明显的社会效果。现实主义的回归是对“向内转”强调的有力反驳，把写作与现实的关系重新接续上。关于现实主义写作的有效性，后面还会专门论述。

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需要诸多条件，一些文学类型在不同历史时期已经达到高峰，比如唐诗宋词元曲，让后人望尘莫及，这也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有文化自信，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唐诗宋词的发展与古汉语使用生态密不可分，现代汉语和白话文养成全新的表达和思维方式，小说自20世纪以来获得快速发展也是此故。文学史是一个个山峰连接而成，并非是社会进化论所持的螺旋上升线路。基于这一逻辑，有人会问当下中国文学能否创造新的高峰？这句话又回到了起初的问题：时代巨变，生活丰富激荡，文学的自主性获得了极大的解放，文学创作是否匹配这个发达时代？也许，与丰满诱人的现实相比，文学书写正面强攻的总量和力度仍嫌不足。

文学怎么认识这个时代

文学书写能否匹配这个时代，取决于两种能力，缺一不可：对于历史和现实经验的认知能力和对于现实经验的文学转换能力。追本溯源，纯粹层面的文学鉴赏过程，虽然首先表现为感官层面的审美愉悦，其次才是意义层面的认知共鸣，但“文”终究为“言”服务，是“言”的前缀。对于历史和现实经验的认知能力，即“言”，是“写什么”和“为什么写”，具体到当下，是如何认识这个时代、怎么写这个时代。

这几组关键词或应关注，比如：新与旧，大与小，复杂和独特。

新，相对于旧而言，放到“时代”这个名词的前面，注重判断这个时代的内在发展动力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仅是时间坐标点的更新。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看，近二十年来，国情巨变，世界局势也在变化，能不能通过断崖式的社会转型看到中国社会的制度、秩序、世道人心的历史变迁，能不能透过复杂、生动、细微的表象看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变化逻辑和变化动力，成为衡量当代文学书写有效性的标准。还要考虑到，中国今天的新不是平地上的重新架构，而是旧邦新命，还必须熟悉历史延续和历史遗存。这个新时代，同时也是复杂的大时代。郭敬明的小说《小时代》无比真切地表达了思想解放、物质财富迅速积累之后，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虎视眈眈和一往无前的力量。在社会物质文明日益发达的今天，文艺作品对于物质和人的关系的探索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探索如果仅仅停留在物质创造和物质拥有的层面，把物质本身作为人生追逐的目标，奉消费主义为圭臬，是“小”了时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史学家钱穆说中国知识分子远从春秋时起，便以“在世界性社会性历史性里，探求一种人文精神，为其向往目标的中心”，知识的功能虽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而知识的对象与其終极目标，则早已大众化。作家和艺术家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类别，是中国社会人文精神的建设者，也是人文精神的传播者。作家、艺术家身处丰富、深刻、复杂、变革的大时代，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个体人的命运，哪一样不是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政治、经济、文化，哪一样不值得去为历史立题？文艺作品一旦完成，进入到公共空间，判断其价值有三个基本维度：知识价值、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审美价值表现为创作主体对于经验的重构艺术，知识价值和道德价值是文学作为一门独立艺术形式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笔由心起，除了审美价值，文学贡献的是知识价值和道德价值，是信息、智慧和力量。文学也是舆论，文学的影响是病毒式的扩散影响，兴致由衷，以审美的方式把个人的生命体验与时代历史结合，把个人经验化为大众经验，从而形成文学的公共价值。文艺创作实践是个体性行为，文艺创作的功能却具有公共性，文艺创作无视大的人群，无视创作底色的世界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是对作家、艺术家自身职责的放弃，也是对时代、历史的伤害和不公道。

作家这个职业有其特殊性，天然被赋予“立命”“立心”责任，因此，作家被喻为“上帝”，是全知和先知。“我们现在所描述的所有事情被通称为‘不成文法，我们所说的‘祖宗大法也在此列——他们是维系整个城邦的隐秘丝带。”②文学与现实关联密切，写作对于生活的干预深刻久远，因此被看作“第三种法律”。“这种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心里；形成了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我说的就是习惯、风尚，尤其是舆论……其他所有方面的成功全部有致于此，这就是伟大的宪法家秘密地在专心致力着的方面。”③

大时代需要史诗性书写，把“说法”从人类的总体性“活法”中找出来并写出来。巴尔扎克在小说《人间喜剧》里以与生活和时代同构的方式，把金钱和人的微妙关系形象地展现出来，列宁曾说读《人间喜剧》九十六部作品比读任何历史著作学到的经济细节的知识都多。许多人也是通过阅读鲁迅的《狂人日记》和《祝福》，对中国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有了根深蒂固的印象。陕西作家这方面比较突出，从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包括近年来的陈彦，通过《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装台》这些作品，从不同的层面建构这块土地的百年史志。朱老忠、黑娃子、孙少平、顺子都是有限土地里或职业里的具体人物，但他们的根都深扎在特征突出汁水丰沛的社会肌体里，成为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层面的生动代表。周梅森的反腐题材小说《人民的名义》成为2017年文学出版现象级作品，不是偶然，因为作家用如椽之笔把近年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真切生动地记录在案，如评论家解玺璋所说“《人民的名义》呼应时代与民心的主题，替中国的作家洗刷了耻辱”。

沉潜至九重之渊，方能探求骊龙之珠。文学写作抛弃现实经验，对现实和历史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报告文学一度式微就是反证。时代的变化在报告文学作品里没有得到充分有力的展现，在一种肤浅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下，大量的报告文学写作满足于表象罗列，缺乏穿透力和思想力。报告文学作家会问，我们已经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第一时间写出了真实的现场，怎么会没有介入现实？介入现实，一定要写到深层，写到真相，写到笑点、泪点、痛点和难点。

文学如何为时代生活塑形

生活前置“时代”一词，强调经验的阶段性和当下性，给生活归置了明确而不是泛泛的坐标。当然，这是个伪命题，生活都在时代之中展开，没有时代坐标的生活异想天开、不足为凭。但写作，特别是书斋写作，很容易被诟病缺失贴切坐标，缺乏时代感。生活汁水丰盈充沛，中国社会的变革变化如此复杂，中国人的活法、做法和想法为什么不能通过细节、形象和行为，与文字构成密切联系？文学能不能为时代塑形？如何重建文学与生活的逻辑？

一是重建文字的责任并有效打捞生活素材。随物赋形，“艺术是最接近生活的事物，它是放大生命体验、把我们与同伴的接触延展到我们个人机遇以外的一种模式”④。生活是文学的素材，真实的生活写出虚构的印象，这是败笔；虚构的生活写出真实的情趣，这是艺术。作家这个群体的内在素养，决定文学的最后呈现。解铃还须系铃人，沟通创作主体也即作家的共识是首要的。

当代中国作家的构成，包括职业作家和非职业两部分。非职业作家是潜在的巨大，但因为是潜在，定性分析较难，所以此处略去不说。职业作家是文学写作的主力军，问题是许多作家进入职业化写作状态后，特别是随着经济收入稳定好转，作家的生活半径越来越小，直接生活经验往往成为负数，对于生活的感知力、理解力减弱。对作家群体用力，这个用力，不是哄，不是捧，不是打，不是骂，而是努力培养作家为历史和时代塑形的雄心。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密切，从先秦到唐宋史传之风尤盛，《左传》《史记》《战国策》都是杰出之作。明清四大小说除了《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有明确的现实关切和历史书写。这种书写传统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获得充分的光大。今天，重树作家的写作雄心，重建文学书写的有效性，首先要重建文字的责任感和文学为历史和英雄人物书写的理想情怀。美国人罗蒂在《筑就我们的国家：二十世纪的美国左翼思想》里写道，“讲述民族的历史与英雄故事，这是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任务。”写作不是盲目的能力，写作是有目的的能力。写作能力不仅是辞藻华丽、故事圆熟，更有价值的是所指和能指关联后产生的张力、意蕴和指向。与现实和历史严重脱钩的写作，文本通常缺乏质感。

树立雄心之际，客观上还要提高打捞生活的能力。书写能力下降的一个客观原因是人们感知和打捞生活的能力下隆。作家要能穿透生活表象，直探其最纯粹、最洁净的本质，洞悉了，就能轻易找出最恰当的配对组合，只给读者看必须看的东西，把那些多余的全部扔掉，只留下有用的必要的叙事，因此，提高打捞生活的能力，要走好两步：第一是看透，第二是剪辑。面对大量的碎片化的鲜活经验，怎么剪辑，其实是对作家的艺术修养以及叙事能力的全面考验。剪辑掌控的是一种氛围和情调的调度，要能发掘故事的味道和延展空间，从而和读者对话。

二是重张和发展现实主义。作家的站位有赖于作家的自觉——自觉奔向高处和前方，但能不能奔到高处和前方，有赖于作家的写作能力。

文字如何处理生活经验？直面时代、正面强攻的现实主义写作是有效方式之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领域，现实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被广泛征用，并产生了大量经典作品，对包括中国文艺在内的整个世界文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远的如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不说，以我国当代文学创作为例，研究一些共识度较高的经典作品，会发现一个共性：关注历史和现实，关注人类社会实践，通过对生活现场的观察，了解和把握新事物、新规律、新问题，并通过艺术形象的提炼和塑造，努力真实、详尽、准确地书写这些人类社会的实践和精神发展历程。这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文艺从发生到发展，无论如何虚构变形，如何创新创造，文艺作品记录和探索人类的精神和心灵的宗旨不变，文艺创作为时代历史塑形的评价维度没有改变，判断一部作品的标准，最终要看能否作为现实的书写文本進入历史长河。

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现实主义被污名化，被等同于落后、保守、平庸，被等同于教条主义、歌德派、艺术品质低劣。当然，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都不是万能的，现实主义与任何理论和方法一样，有优势，也有短板，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倡文艺创作百花齐放、提倡创新理论和方法的原因。但是，这不等于不加分析地否认或者指责现实主义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和创作态度，作为一种创作风格和创作方法，是经过大量的丰富的中外文艺实践检验，是符合文艺创作规律，并符合人类认识和表达的内在需求，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和方法。现实主义被污名化，既是缺乏对现实主义的客观公正的认识，也是缺乏对文艺创作理论方法的深刻研究，这种表现已经对当前我国的文艺创作产生了极大伤害。

其实，现实主义写法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方法论层面，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面向。现实主义被窄化，是指在当下的文艺实践中，一方面，围绕“现实主义”这个概念繁衍派生出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如魔幻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底层现实主义，等等；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丰富性和多面向被遮蔽，特别是现实主义的最可贵的精神层面被忽视、被抛弃，现实主义只留下了创作风格或创作技巧这些相对技术化的层面，有些时候甚至连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或创作方法也被窄化为“写实”或“白描”。现实主义被窄化，对现实主义是伤害，对文艺实践也是伤害，它混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混淆了文艺创作与实践现场的关系，使文艺创作在许多具体的领域裹足不前。理论的困惑必然带来实践的困惑，比如在非虚构写作或者说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写作中，真实性原则和文学性写作的关系怎么处理一直模糊不清，成为问题。又比如在小说创作中，怎么把握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美与丑、光明和黑暗的关系，也成为一个问题。

现实主义需要坚持，也需要发展。现实主义在实践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克服。一是要处理好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客观真实和主观想象的关系。对待现实，要坚持辩证法，有局部经验，还要有全局观，在呈现生活真实的同时，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光明和黑暗的关系，处理好文学性和真实性的关系，也即艺术想象和生活真实的关系。

【注释】

①孙甘露等：《大家说收获》，复旦大学出版2013年版。

②柏拉图：《法律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卢梭：《社会契约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④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