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若萧

艺术家对于世界的观感，大抵都离不开其童年时期的印象和际遇。

所以，张一白在拍电影的时候，如果有的选，一般都会回到自己的故乡重庆。在拍摄过程中，他尤为喜欢按照记忆中的画面来搭建场景。然而记忆这种东西并不可靠，每当记忆出现模糊时，他就借助当年拍摄的老照片以及一些记录性质的资料来还原。

张一白对故乡有极深的依赖。当然，人的情绪会受到外界的影响，情绪的发酵过程离不开童年时代于故土之上发生的一切。艺术家的职责之一，便是捕捉这种微妙的情绪，并尽可能完整地在合适的载体上呈现出来，让观众得以感知。

而对于张一白来说，倘若换一个拍摄场景，就意味着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情绪，甚至换一种身份。比如说上海，“最初到上海，就像是一个村里人进到城市。”他说。

上海于他而言就是这么陌生，到现在他对上海还有那种初到时的新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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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张嘉佳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场景是在南京。这不奇怪，小说也是作者自身的投射，而张嘉佳自己就是江苏人，从南京大学毕业。张一白拿到本子后，第一时间就对张嘉佳表示，这个故事一定要拿到重庆去拍。

艺术家对于世界的观感，大抵都离不开其童年时期的印象和际遇。

“要让我去南京拍，我也不知道该拍什么感觉，可能就拍个酒吧。在重庆拍，我就知道那种扑面而来的烟火气。这些人的爱情故事，我希望它是沾着烟火气的。”

所谓“烟火气”，大抵是一种老城区中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早餐铺袅袅升起的烟，路边商贩的卖力吆喝，看着自己长大的老人的问候……

所谓“烟火气”，归根结底，这是一种只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才能感受得到的微妙体验。这种体验，成年之后背着大包小包，前来实现梦想的外乡人自然是感受不到的。

一些时候，光有这种泛泛的烟火气还不够，一些符号化的场景也不可或缺。譬如说，《挪威的森林》中，村上春树频繁提到的森林之中的那口象征着人性幽深的井；《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一生都在眺望一座灯塔上的绿光，那里承载了他的所有梦想。

在《秘岸》的前期筹备过程中，张一白在重庆转来转去，想找到一个适合拍摄的场景。他终于如愿以偿。那个场景里，一条混浊的江将城市分成两半，对岸是光鲜亮丽的高楼大厦，江上架着一座还没修完的大桥。

彼时那条桥正在修之中，形若断桥。当时张一白便觉得，这座断桥是必须要拍到的场景，一定要赶在断桥修好之前把电影拍完，即使在一些资金条件上让步也在所不惜，因为“想象不出这个桥修好后会是什么样”。当时，这座断桥就是他心目中关于那个年代的重庆的一个符号。

“不是说剧本中写了这个场景，我就去找这个场景。它往往就是反过来的。有这些故事的时候，这些场景就不期而遇。”

“当你吃小面，吃回锅肉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应该为小面和回锅肉拍一个电影，不是说因为我要拍电影才去吃。”张一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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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被称为山城。这座城市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在于，地理环境恰恰反映了人的阶级分布。富人住在上半城，穷人住在下半城。张一白小时候，爷爷就住在重庆典型的贫民窟的大阳沟下小校场，而他自己的家在条件比较好的枇杷山。

童年时的他便沉迷于贫民窟的气氛，去了爷爷家就不愿走。在半夜哭闹的时候，爷爷会抱着年幼的他去逛解放碑。那是重庆最热闹的地界，但只要拐个弯，就到了重庆最贫穷的贫民窟。到了解放碑，张一白就不哭了，能逛上一整夜。

至于那里具体是什么东西吸引了他，张一白自己也无法形容得很准确。现在回忆起来，大约是一种生活和欲望交织在一起的生命力。

和重庆不同，成都的气质是休闲，是所谓“来了就不愿意走”的城市。而重庆穷惯了、穷怕了，当机会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充满了改变生活的冲动和欲望，相应地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于是就有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的故事构成了他们的命运。

张一白曾经用“欲望”这个词来形容重庆的气质，一度引来外界的争议。他无可奈何，毕竟在那个年代，欲望这个词除了让人联想到肉体和性，想不到别的。他现在还坚持，欲望是一种改变生活、改变命运的冲动和勇气，换个新词就是dream。

张一白的《好奇害死猫》《秘岸》《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记录着重庆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好奇害死猫》记录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重庆，彼时一切都处在激烈的变化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阶层也在迅速地产生分化。富人住在新建的商品房小区，而穷人还在旧房子里生活。

《秘岸》记录的则是重庆的另外一面。为人所忽视的是，重庆曾经也是一个工业城市，其中有大量的纺织厂和军工厂。张一白年轻时也曾在煤矿工作过，对工厂生活深有感触，因此想用自己的镜头语言还原这个为人忽视的角落。

除了工厂生活，《秘岸》的拍摄过程中，张一白试图更加深入地去直面现实，去触摸贫富分化的大背景下普通家庭的悲剧。

“但探讨这个话题，在当时其实有点偏早了。”他说。

拍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时候，十年后的重庆已经成为了一个现代大都市。三部合到一起，记录了整个重庆的发展与变迁。“我们的故乡，曾经小时候生活的城市，我们看着它一步一步变化，变成现在这样。”

然而，就好比地球一样，事物外观上的改变，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内核也会同步变动。张一白已不再年輕，他时常也会同一些重庆籍的年轻作家进行接触。在看了他们的作品后，他惊讶地发现，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这些年轻人却依旧生活在上下半城的冲突与对立之中，打打杀杀，走街串巷，生活中无法迎来根本性质的改变。

在发现这些作家故事中呈现出的气质同自己曾经经历的东西几乎一模一样之后，张一白的情绪相当复杂。从中感到了某种宿命式的悲哀，也有了创作的一种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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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就来到北京的张一白，在这里生活的时间早已超过了重庆，缘何在北京就找不到这种故乡的感觉呢？

这是困扰张一白的问题。他后来得到了一个马克思式的答案：“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对于背井离乡的漂泊者来说，其大多数时间也不是在大都市的原住民阶层中生活，而是仍然生活在外地人的圈子里面，同这个城市之间缺少一种连筋带肉的血脉关系。北漂总有一些同学也在北京，他们可能是记者，可能是老板，可能是导演。但却不大可能是当地派出所的一个片警，房管所的一个公务员，或者是水管工和护士长。

恰好是这些，构成了这个城市的毛细血管，搭起了最基础的生活场景。北漂们的漂泊感，大抵都是来自于同这种基础社会关系的失联。

“好像你生活了三四十年，回头一看，你的同学和朋友可能是张杨、刁奕男，甚至徐静蕾、李亚鹏。但那些片警、那些看车的大叔，他们肯定不是你的同学和哥们。但在重庆，扫地的那个就是你的中学同学，街角开火锅馆的就是你的小学同学，这些就会有许许多多的故事，像毛细血管那样，滋养着你生命中最生动的东西。”张一白说。

所以，别无他法。在大迁徒过后，我们要获得全部的本质，只能一遍遍地回到故乡。不光是对于艺术家，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也是一样。

当然，留存在回忆中的东西，终究是无法以确凿无疑的方式重现的。在北京待的时间超过了在重庆的时间，新旧交织的记忆一直在模糊并自我重塑，每次回到故乡的感觉又都不一样。

对于张一白，这种感觉痛苦又美妙。把这种似是而非的感觉拍成电影，既像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却又好像不是。这种情绪百转千回，循环往复，捉摸不定，没有一套既成的公式可以总结。

但张一白看来，正是这种让人困惑之处，构成了电影艺术最为精妙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