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知，刘卫群

（1. 武汉大学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2.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引 言

1978年之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卓著的成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要素与产品的市场化进程不一致，即要素市场化进程相对滞后（盛仕斌和徐海，1999）。要素市场化进程的滞后表现为各方面因素对于要素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仍然存在，影响了要素市场价格机制的正常运作，使得要素市场价格无法正确反映出市场中要素的稀缺情况，进而产生了要素价格扭曲。已经有许多学者通过不同的方法研究证实（毛其淋，2013；盖庆恩等，2015；陈彦斌和马啸，2015；王宁和史晋川，2015；陈林等，2016；张勋和徐建国，2016），中国的要素市场中存在着要素价格扭曲。然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建立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如果要素市场化的滞后或较严重的要素价格扭曲仍然长期存在，将导致价格调整机制的失灵和资源错误配置。因此，厘清要素价格扭曲的原因并进行纠正对于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至关重要。

要素价格的扭曲是指要素价格偏离了其边际产品收益，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市场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对称（Mitchell 和 Moro，2006）；二是外源性的政策扭曲，即政府基于一定目的，如对经济发展、稳定的引导等，对市场进行有意识的干预，而后者很有可能是造成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主要原因，例如利率管制、资本项目管制、信贷干预、户籍制度、城乡分割和公共福利政策歧视等都会造成要素价格的扭曲。事实上，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一直都是政府干预和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也会导致要素价格偏离其边际收益。建国初期，政府制定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国有企业正是这一战略的实施者。这一政策干预直接导致了资本价格和劳动力价格较为严重的负向扭曲。①本文将要素价格扭曲的定义为要素的边际产出与要素价格的比值，当比值大于1时，表明要素的实际价格低于其边际产品价值，要素价格被压低，称为负向扭曲；当比值小于1时，表明要素的实际价格高于其边际产品价值，要素价格被抬高，称为正向扭曲。后文会有详细说明。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政府对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国有企业不得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分担了政府的部分职能，造成了国有企业沉重的政策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为了弥补国有企业的损失，由此产生了预算软约束问题（林毅夫等，2004），再加上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天然的关系，国有企业能够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大量使用资本（刘瑞明，2011；罗知等，2015），并将私营企业推向价格高昂的商业信贷（Aivazian 等，2005；张杰等，2007），因此，在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地区或行业，资本价格被压低的可能性就越高，导致资本价格负向扭曲。但是，由于国有企业面临的生存压力较小、承担就业保障和收入调节的社会稳定器功能，再加上国有企业工会的强大作用，反而有可能拉高劳动者的收入，减轻劳动力价格的负向扭曲。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在我国要素价格扭曲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其影响并不完全是负面或正面的。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效的途径减轻国有企业对要素市场扭曲的负面影响，做到国有企业壮大的同时推动现代化经济体制的发展，进而实现国有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双赢，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

本文基于这一视角，试图分析国有企业对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具体有多大及方向如何等。虽然学者们关于所有制对资本价格扭曲的影响做了深入的分析（卢峰和姚洋，2004；Dollar 和Wei，2007；Song 等，2011；Brandt 等，2013），但是却少有文献能够基于全行业的微观数据，将不同要素价格的扭曲放在同一体系中进行探究，本文的研究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利用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采用C-D函数法测度了三位数行业的要素价格扭曲，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对不同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比重对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截然相反，即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行业，资本价格负向扭曲越严重，而劳动力价格负向扭曲程度越轻。在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文章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要素价格扭曲的计算并做简单分析；第四部分将提出实证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最后一部分是结论以及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1. 国有企业对资本价格扭曲的影响。对于市场化的经济主体而言，利润最大化是其最终的目标，其会基于自身的约束条件进行投入和产出的最优化选择。然而与私营企业不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承担了实施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保障就业和提供公共服务等政府安排的多重任务，导致国有企业背负了过多的政策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其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联系。这种联系导致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中比非国有企业有更多的优势。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政府的干预下，国有企业更容易从银行获得低成本贷款。财政分权改革之后，地方经济增长、就业和社会稳定等是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处于晋升期的官员，基于政府的政治收益和本身的政治升迁考虑，会大力提升辖区的经济状况（周黎安，2007），并依靠其权力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干预，将自身的社会性目标转移到国有企业中（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一方面，为了使GDP高速增长，政府有激励帮助国有企业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本，进而推动国有企业的发展或保障国有企业的存活，这已被诸多研究所证实（Cull 和 Xu，2000；Dong 和Putterman，2003）。另一方面，各地地方政府与国有银行等授信主体关系密切，也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信贷资金的分配权。

其次，由于所有制偏好和信贷歧视，银行系统也更偏好于将资金投入到国有企业中。金融市场中的所有制偏好和信贷歧视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国有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债务不同于普通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很多情况下一直扮演着国有企业坏账的最终责任人。二是非国有企业本身的不足。私营企业的规模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一般较小且寿命短，根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统计，非国有企业（1997年之后开业）的平均年龄仅为5.12年，因此非国有企业面临较大的违约风险。三是金融体系监管变严格，商业银行贷款政策和纪律使得银行“惜贷”现象时有发生。

最后，金融市场的垄断加剧了以上问题。中国的金融市场化、利率市场化进程比较缓慢，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准入门槛很高，导致国有银行在信贷市场上长期占据着垄断地位，这进一步加剧了信贷市场的所有制偏向和金融抑制问题。

基于以上原因，国有银行偏向于将资金贷给国有企业或者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Firth 等，2009），并且国有企业往往还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资金（刘瑞明，2011；罗知等，2015）。卢峰和姚洋（2004）指出，中国的非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超过70%，而所得到的贷款却在20%左右，大部分的信贷资金都流向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相反，在自身弱势和缺乏制度优势的双重约束下，非国有企业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程海波等，2005），必须为信贷支付比国有企业更高的价格，或转向更为高价的商业信贷（Aivazian 等，2005；张杰等，2007）。可以想象，在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行业，大部分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信贷资金，其资金成本越低；在非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行业，大部分企业从商业银行或非正规金融渠道获得信贷资金，其资金成本很可能越高。为此我们提出假说1：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行业，资本价格被压低的程度越大，资本价格扭曲越严重。

2. 国有企业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工资差异一直都备受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张车伟和薛欣欣，2008；夏庆杰等，2012；陆正飞等，2012）证实，国有企业无论工资还是福利方面都优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员工除工资外还享受着制度红利（周兴和王芳，2013）。从深层次上来讲，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工资差异主要源自于二者的经营目标、面临的外部环境和企业治理方式的差别（陆正飞等，2012）。

首先，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面临不同的经营目标。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更加注重社会目标（林毅夫等，2004）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加上国有企业的工资构成中的刚性部分，使国有企业具有更大的可能性给员工支付更高的工资。相反，非国有企业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在市场中生存，一切的经营活动都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员工支付是其生产成本的一部分，企业可能迫于生存压力和盈利要求而降低劳动力成本，对员工支付的工资中包含着更多的市场因素（Meng，2000）。

其次，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面临着不同的外部经济环境。国有企业不仅有政府作为最终出资人，而且还由于自身属性能够获得更多政策或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和补贴，这些都导致国有企业的生存压力较小。进一步地，当前的部分国企处于垄断性强的上游产业（刘瑞明和石磊，2011），基于其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势力，盈利空间远大于非国有企业。而且，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行业存在较严格的准入限制，处于这些行业的国有企业凭借其垄断势力能够获得大量利润。相反，非国有企业大多在竞争性行业，企业需要自负盈亏，所获得的各种优惠、补贴也较少，面临着很大的生存压力和经营风险。因此，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有能力向其员工支付更高的劳动报酬和福利。

最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有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虽然经历了多次深入的改革，但是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仍然存在。国有企业经营人在所有者监管不足的情况下，为了更多获取利益，易与员工形成结盟关系，给员工支付更高的工资（钱颖一，1999）。另一方面，工会也是国有企业劳资关系决定中的重要力量。Yao 和 Zhong（2013）的研究指出，工会可以显著提高工人的小时平均工资，缩短每月平均工作时间并提高企业养老保险覆盖率。Budd 等（2014）的研究也表明，工会企业会员享有更多的福利和更高的工资。相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国有企业员工的就业门槛和整体平均素养更高，更加容易形成工会联盟，并且具备更高的议价能力（詹宇波等，2012）。李明和徐建炜（2014）指出，非国有企业的工会化率显著低于国有企业，从而使国有企业员工在保证自身权益方面具备更大的优势。因此，公司治理结构的差异也导致国有企业员工可能得到更高的收入。

综上，从国有企业本身来看，国有企业经营者有意愿并且有能力给员工支付更高工资，同时，国有企业员工也具备更高的议价能力，使得国有企业员工的收入水平高于非国有企业。这意味着，在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行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水平很可能越高，而在非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行业，情况则可能相反。为此我们提出假说2：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行业，劳动价格被压低的程度越小，劳动力价格扭曲越轻。

三、要素价格扭曲的测度

为研究国有企业对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首先需要测度要素价格扭曲的程度。

1. 测算方法。现有文献中，测度要素价格主要方法有：①生产函数法。该方法利用生产函数计算出要素的边际产出，然后与实际要素价格进行比较。②影子价格法。该方法将要素的机会成本与要素的实际价格进行比较。生产函数法和影子价格模型实质相同，前者认为边际产出内生，可通过生产函数获得，后者认为影子价格（机会成本）是内生的。③前沿分析法。该方法是通过实际生产可能性曲线对最优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偏离测度要素价格扭曲，包括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参数化的随机前沿分析法（SFA），这一方法的局限在于无法测度单个要素的扭曲。近期学者大都采用生产函数法进行扭曲测度，对于生产函数的形式，现有研究比较常用的是C-D生产函数和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本文采用C-D生产函数法，该方法简单直接，且经过经典理论和实证结果的反复验证，依此估计出的边际产出的误差小。假设生产函数如下：

两边取对数，如下：

其中，Y、K和L分别代表企业的产出水平、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 α和 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度量资本和劳动力报酬在总增加值中所占份额。在C-D生产函数中，通常会有规模报酬不变的设定，即α+β=1。考虑到行业间的异质性，本文在进行测算时，并未加入该设定，后续稳健性检验中将考虑这一设定。在回归得到的数值后，则利用工业增加值 、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水平计算出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产出：

通过将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与其实际的价格相比，即可得出资本价格扭曲、劳动力价格扭曲和要素价格相对扭曲：

其中，distK、distL分别表示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当数值大于1时，表明要素的实际价格低于其边际产品价值，要素价格被压低，称之为负向扭曲；当数值小于1时，表明要素的实际价格高于其边际产品价值，要素价格被抬高，称之为正向扭曲。dist表示资本-劳动力价格相对扭曲，测度的是资本和劳动力的相对扭曲程度，反映了不同要素价格的合理性，当其为1时，表明要素相对价格合理，反之，表明相对价格存在扭曲。

2. 数据说明。文章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对其中的异常数据进行了删除。选用三位数行业代码对样本企业进行分类，经过筛选，最终样本包含171个行业，几乎涵盖了中国所有工业行业。具体扭曲测度过程如下：①现有一些文献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利息支出（或财务支出）数据和负债合计数据的比值来估计资本的实际价格，然而，笔者采用相同方法计算资本价格后，得到的结果显示：对于绝大部分企业而言，资本价格均大幅低于国家法定的贷款基准利率。为了修正这一偏差，施炳展和冼国明（2012）对上述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改进，即当企业利息支出/负债合计的值大于0.05时取原值，低于0.05时则用各行业每年度的平均值代替，但是这种处理方法替换了样本中77.24%的资本价格。Hsieh和Klenow(2009)在处理中国的资本价格时，很可能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为此他直接采用10%作为中国资本价格的估计值，然而该数值几乎是中国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的两倍。利用各个行业的微观数据，根据（2）式进行回归，得出各行业的值；② 在行业层面上分年度加总微观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数据，利用（3）式、（4）式和相应行业的的数值计算出资本边际产出和劳动力边际产出；③ 采用国家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作为资本实际价格的估计值，利用行业层面的总工资水平比上总从业人数作为劳动实际价格的估计值，结合（5）式、（6）式和（7）式计算出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计算要素价格扭曲过程中，需要用到的指标包括：①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数据利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缩减。②企业的资本存量。本文利用Brandt 等（2012）的方法计算企业的真实资本存量。③企业的劳动投入。采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报告的“从业人数”来度量。④企业的工资额。采用“本年应付工资总额+本年应付福利费总额”加总得到，并利用消费者价格指数进行缩减。⑤企业的资本价格。资本的实际价格直接利用国家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度量，①后文中也会采用Hsieh 和Klenow（2009）提出的资本价格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图 1 各要素扭曲分布趋势图

3. 要素价格扭曲测度结果。根据以上方法，本文计算得到了三位数行业的要素价格扭曲指数，图1是资本价格扭曲、劳动力价格扭曲和相对价格扭曲指数（各年中位数）的时间变化趋势。整体而言，大部分行业都存在要素价格的负向扭曲，即要素的边际产出高于实际价格。从两位数行业上来看，资本价格扭曲程度最高的行业依次为烟草制品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及通信设备业，其资本价格扭曲均值都在4以上，其中烟草制品业的资本价格扭曲达到了8.81。其余的34个行业中，24个行业的资本价格扭曲指数分布在2到4之间，另外10个行业都在1到2之间，扭曲最小的是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1.14。在劳动力价格扭曲方面，扭曲程度最高的行业依次为农副食品加工业、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制品业，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的劳动力价格扭曲指数达到了5.52；其余的行业中，24个行业的劳动力价格扭曲指数分布于2到4之间，9个行业分布在1到2之间。另外，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的劳动力价格扭曲指数低于1。相对扭曲指数方面，资本价格扭曲大于劳动力价格扭曲（即比值大于1）的行业有26个，其余12个行业的劳动力价格扭曲大于资本价格扭曲。

四、估计模型和实证分析

1. 模型和数据。为了检验国有企业比重和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关系，基准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i代表行业，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为171个行业1998−2007年资本价格扭曲、劳动力价格扭曲和相对价格扭曲。代表i行业t年的国有企业比重为一系列的行业层面的控制变量。方程中的和分别表示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为随机扰动项。

为计算国有企业比重，需要识别出国有企业。首先，计算企业各类资本金占总资本金的比重，文中将国有资本金占优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对于法人资本金占优的企业则结合企业登记注册类型来判断，如果企业的登记注册类型是国有企业、国有联营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则也定义为国有企业。识别出国有企业后，关于国有企业的比重，文中采用了三种度量方式：第一，利用国有企业资产总计占全行业资产总计的比重来度量；第二，利用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总额占全行业固定资产总额的比重来度量；第三，利用国有企业销售额占全行业销售额的比重来测算。在文中的基准回归中，我们使用第一个指标度量国有企业比重，而在文章的稳健性检验中，将分别使用第二个和第三个指标作为国企比重的测度方式。回归方程中的控制变量包括：（1）行业外向度，度量指标为0.5×出口交货值/销售产值+0.5×出口交货值/增加值。（2）行业工业增加值的对数值。（3）行业从业人数的对数值。（4）行业资本密集度，利用固定资产比从业人数得到。（5）行业垄断程度，通过计算行业中所有企业销售产值占比的平方和得到。（6）行业资本化程度，利用长期负债合计/（长期负债合计+所有者权益）计算。（7）流动负债率，即流动负债与负债合计的比值。（8）融资约束，利用应收账款与销售收入的比值度量。（9）税负，利用税收与销售产值的比值测度。（10）利润增长率，即行业利润总额的增长率。（11）补贴收入对数值。用这些变量来控制不同行业参与国际贸易、规模、资本密集度、垄断程度、流动负债率、融资约束、税收负担和补贴对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①限于篇幅，变量的统计性描述未列出，如有需要请与作者联系。

2. 基准回归结果。表1是采用1998−2007年171个行业的总样本对回归方程（8）式进行估计的结果。表1第（1）列的被解释变量为资本价格扭曲，第（2）列为劳动力价格扭曲，第（3）列为相对价格扭曲。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比重对资本价格扭曲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对要素价格相对扭曲的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明显的金融抑制和所有制歧视现象：一方面，政府借助补贴和定价调控等行政干预手段对利率进行管制，使得官方利率长期低于市场利率。另一方面，信贷市场的金融约束和所有制使得银行资金大量流入国有企业，而民营企业只能使用成本较高的其他融资方式。因此，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行业，资金成本越低，资本价格扭曲越严重。

表 1 国有企业比重和要素价格扭曲全样本回归结果

而对于劳动力价格扭曲则正好相反，这与我们的理论假说也是一致的。一方面，国有企业面临的生产压力和竞争压力远小于非国有企业，甚至在一些行业还占据垄断地位，因此，在相同情况下有能力为员工提供更高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有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要缩小收入差距，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加强对国有企业薪酬分配的分类监管。由于非国有企业根据市场价格制定薪酬标准，因此政府如果试图对劳动者薪酬（非最低工资）进行干预，那么最行之有效的途径就是从国有企业入手。例如，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大幅降低了央企和国有企业内部高管与员工的收入差距。

国有企业对于资本价格和劳动力价格不同的作用机制，必然导致二者相对价格的改变。第（3）列中，被解释变量为相对扭曲（即资本价格扭曲与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比值），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行业中国有企业比重的增加会使得资本和劳动价格相对扭曲增大。在这点上，与前段分析一致。

3. 行业异质性。从基准回归结果中可知，国有企业的比重会显著影响要素价格扭曲。值得注意的是，在封闭经济体中，要素的供给和需求都来自于一国内部，而在开放经济中，则可以来源于外部经济。如果贸易开放使得一个行业的要素需求和供给发生了变化，那么国有企业对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很可能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为此，我们继续探讨不同开放程度下的各个行业中国有企业比重对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即在模型中加入国有企业比重和行业外向度的交互项进行回归，结果见表2。表2第（1）列的被解释变量为资本价格扭曲，第（2）列的被解释变量为劳动力价格扭曲，第（3）列的被解释变量为要素价格相对扭曲。

表 2 要素扭曲与行业外向度的交互作用结果

表2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比重和行业外向度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二者的交互项在10%的水平上负向显著。这说明，在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行业，国有企业比重提高对资本价格负向扭曲的促进作用越小。当市场放开，非国有企业越有可能从国外获得资金（外商直接投资、境外融资等），这种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金融抑制和所有制歧视对资本价格的扭曲，因此弱化了国有企业对资本负向扭曲的影响。在第（2）列中，国有企业比重和行业外向度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二者的交互项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国有企业比重提高虽然会导致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减轻，但是在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行业，国有企业带来的正面影响越小。这有可能是因为，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为了增加国际竞争力，参与出口的国有企业也会试图压低成本。由于国有企业的资本价格已经很低，因此压低劳动力成本是更加可行的方法，进而导致国有企业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缓解作用有所下降。在第（3）列中，被解释变量为相对扭曲，国有企业比重和行业外向度的系数都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其交互项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4. 加入规模报酬不变的设定。在C-D生产函数中，通常会有规模报酬不变的设定，即。邵敏和包群（2012）及王宁和史晋川（2015）等在进行要素扭曲测度时，都加入了这个设定条件。考虑到行业之间的异质性，规模报酬的设定过强，因此前文在测度要素价格扭曲时并没有加入此设定条件。这里，在测度要素价格扭曲时加入的设定条件重新估计，然后计算出资本价格扭曲指数、劳动力价格扭曲指数和相对价格指数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表3显示，国有企业比重越高，资本价格扭曲越严重，但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得到了改善，这与前文的回归结果一致。

5. 内生性。

（1）工具变量法。上文的回归中还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各行业中企业的平均年龄作为工具变量，即对每年度中行业所有企业的年龄求均值作为国有企业比重的工具变量。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进行了多项改革，尤其是放宽了很多竞争性行业准入的条件，允许和鼓励私人资本在竞争性行业投资。同时，政府抓大放小，积极优化国有企业的资本结构，鼓励中小型国有企业改制、出售和非国有化。这些政策都使得一些行业特别是竞争性行业出现了大批的新生企业，非国有经济的比重较高。而在一些资源型行业、涉及基础设施和国家安全的行业，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存在，形成了自然垄断。在这些行业，自始至终都存在高比重的国有企业，私人资本难以进入，新企业较少。新企业的数量多少决定了各行业中企业的平均年龄存在较大差异，平均年龄较高的行业是那些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行业，平均年龄较低的行业则是私营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行业，满足相关性要求。另外，行业中企业平均年龄的大小是由国家行业准入政策导致的，并不会通过其他渠道影响要素价格扭曲的程度，满足外生性要求。基于此，文章利用行业的企业平均年龄作为国有企业比重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表4报告了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IV估计的第一阶段中F值为126.9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4第（1）、（2）、（3）列中被解释变量分别是资本价格扭曲、劳动力价格扭曲和相对价格扭曲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与表2相比，核心变量的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变量的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之前的结果是稳健的。值得一提的是，在OLS回归中，国有企业比重对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回归系数差异不大，然而在IV估计中，国有企业比重对资本价格扭曲的影响几乎是劳动力价格扭曲的4倍。这说明，消除了内生性之后，国有企业对资本价格扭曲的负向影响远大于对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正向影响。

（2）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前文中一直采用国家一年期基准贷款利率作为资本价格的估计值来计算资本价格扭曲，而Hsieh 和 Klenow（2009）在文中利用10%作为中国的实际资本价格估算值。为了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重新采用10%作为资本价格计算资本的价格扭曲程度，并重复OLS估计和IV估计，回归结果见表5。表5显示，无论是OLS估计还是IV估计，国有企业比重的提高都会导致资本价格扭曲的程度显著提高，而劳动力价格扭曲的程度会得到缓解。因此，前文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3 加入规模报酬不变约束之后的回归

表 4 IV估计结果

表 5 以10%作为实际资本价格的估计结果

五、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三位数行业数据分析了国有企业比重对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比重越高，资本价格扭曲越严重，但是劳动力价格扭曲状况会得到改善。经过一系列检验，该结果依然稳健。此外，文章还发现，行业的外向程度越高，国有企业加剧资本价格扭曲的负向影响会减弱，但同时国有企业缓解劳动力价格扭曲的正向作用也会减小。这说明对外开放使得非国有企业获得了境外融资渠道，导致国有企业、金融抑制和信贷歧视带来的资本价格负向扭曲程度减轻了。同时国有企业在外向度高的行业面临较大的国际竞争，其对劳动力市场扭曲的缓解作用会随着开放程度的增加而降低。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

（1）减少国有企业比重虽然会导致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加剧，但是其带来的资本价格扭曲程度的减轻很可能最终改善整体效率，二者正、负效应是否可以抵消，或者国有企业对要素价格扭曲的净效应究竟有多大是本文后续需要研究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国有企业比重对劳动力价格扭曲和资本价格扭曲影响的大小，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究竟是劳动力价格扭曲还是资本价格扭曲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数值上显示，中国资本价格扭曲程度高于劳动力价格扭曲程度。如果要素价格扭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非线性，那么资本价格扭曲的负面影响将大于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影响。回归结果中，国有企业比重对资本价格扭曲的回归系数在绝对值上是劳动力价格扭曲回归系数的3倍多（IV估计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比重下降虽然会加剧劳动力价格扭曲，但是会大幅减轻资本价格扭曲，带来整体效率的改善。

（2）进一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弱化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联。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影响要素市场扭曲归根结底是由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密切关联造成的。目前，国有企业的数量已经大幅减少，国有企业大规模退出市场已经不再可行，只可能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保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同时，引入私营资本，通过混改减弱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私营资本在企业中所占的比重越大，混合所有制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联就越弱，政府干预所导致的扭曲就越少。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能促使企业以营利和发展为首要目标，建立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消除国有企业的多重任务，恢复市场均衡的价格水平。

（3）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步伐，将有助于竞争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减轻资本价格扭曲。如果能加快金融体系改革，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国有企业从银行系统获得低成本资金和压低资本价格的现象，进而缓解资本价格的扭曲。同时，政府也可以适度考虑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提高要素市场的资本供给，减少因为资本短缺而引致的人为干预，促进资本市场朝更加稳健的方向发展，减少资本价格扭曲。

（4）完善劳动力市场相关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国劳动力价格迅速提高是不争的事实，本文的数据也证实了这点。劳动力价格向劳动边际产出的收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劳动力流动所推动的，这反映出劳动力得到了更加合理的配置。为了进一步消除劳动力价格的扭曲，政府下一步需要重新审视户籍制度和城镇化政策，促进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和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的流动，通过劳动力流动减少劳动者收入在部门间和企业间的差异，进而减少劳动扭曲。

（5）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补贴与保护。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比重越高的行业劳动力价格的负向扭曲程度越轻，虽然国有企业在提高劳动者收入上的作用值得肯定，但是国有企业可以缓解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可能本身就是资源错配带来的结果。正是由于政府为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补贴和信贷资金，同时利用准入门槛限制了私营企业和外资的进入，保障了国有企业的生存甚至是垄断地位，才使得他们有能力为员工发放更高的工资。因此，国有企业员工高收入水平有可能并不是国有企业高效率或公平的体现，反而可能是资源错配的结果。

（6）扩大行业的开放程度，特别是帮助私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减轻要素价格扭曲。本文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对行业要素价格扭曲的影响随着开放程度的增加而减弱，这意味着提高行业开放度可以减弱国有企业对资本价格扭曲的负向影响。这为减轻要素价格扭曲提供了另一个解决思路，即对于那些国有企业比重高的行业或者国有企业比重再难以下调的行业，政府可以提供政策优惠和服务，帮助私营企业更好地走出去，通过国外资金和国外市场减轻国内要素市场扭曲带来的负面影响。

* 本文也受到了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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