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胜

（重庆文理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重庆 永川402160）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其初生时期，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曾告诫弟子们“不要做沙发椅上的考古学家”，也就是与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所叙同一个意思。而今七八十年过去，中国考古学的情形与当年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一方面史前时代至夏商周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已基本建立，一方面已经考古发掘的项目累积到10 000项以上，但其材料没有得到及时整理、出版，有可能造成中华考古遗产的重大损失[1]。因此，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国考古学的重点不是考古发掘（除了因基本建设而被迫产生的清理和发掘以外），而应该是对已经发掘之材料的整理和深入研究。从长远和未来的角度看，发掘也终有结束之时，而研究未有穷期，因此对于考古学的认识应该有观念上的转变，即并非只有参加过考古发掘或者考古材料整理才叫考古研究，从不参加考古发掘而进行考古研究是一个符合逻辑与学理的必然过程和现象。即“沙发考古学家”是必然存在的。

厘清上述问题，在考古学和考古学研究的认识上，才不至于墨守成规、一叶障目。董婕、朱成杰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建筑设计思想研究》正说明“沙发考古学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认为，该书正是不同于传统考古学著作的一本合格的考古学著作。

一、基本教义的考古学是残缺不全的

传统的考古学被定义为研究“物质遗存”，其基本理论层位学、类型学、考古学文化乃至聚落考古等都是围绕“物质遗存”而存在，脱离这个基本教义的研究则似乎不成其为“考古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