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果 张 露



无所不在的“神”——泰戈尔宗教情结在《沉船》中的多重体现

杨 果1张 露2

（1．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广东深圳 518055） （2．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英语系，四川成都 610052）

作为一名宗教诗人，泰戈尔在创作中时时强调自身修行的重要性，追求神人合一的完美境界。这一宗教情结在其长篇小说《沉船》中得到了最为鲜明的表现。无论在情节推衍、结构安排，还是人物塑造、情境设置，甚至具体的文本叙述之中，“神”的影子总是若隐若现，为小说涂抹了一层神秘色彩。而在以无所不在的“神”引领读者体味宗教精神的圣洁与伟大的同时，泰戈尔也以其建立在印度教基础上的、集各类宗教思想之大成的“神人合一”观，在艺术创作中建构了一个和谐的理想世界。

泰戈尔；《沉船》；神；神人合一；宗教情结

东方作家中，印度文豪泰戈尔的宗教热情之高、宗教情怀之深，恐怕是首屈一指的。身为宗教领袖的父亲的言传身教，笃信宗教的文化传统的熏陶浸润，东西方文化交汇碰撞的耳濡目染，泰戈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观——神人合一。不过，泰戈尔的“神”并不等于西方的上帝（God），而是强调“宇宙灵魂、大我或无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神人合一”这一“印度教徒一生追求的最终目的”，成为“泰戈尔美学思想的最高准则”[1]82。这一美学准则在创作中集中表现为：真真切切地感受“神”的无所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自我与“神”的合一。其长篇小说代表作《沉船》，便以“神”在情节推进、篇章结构、人物形象、自然环境、叙述特征等多个层面的全方位在场，充分体现了泰戈尔艺术创作中的宗教情结。

一、 离奇的巧合——“神”在情节推进中的体现

泰戈尔特别擅长运用巧合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沉船》中各类巧合的离奇程度几乎到了作者创作生涯中的高峰。我们可以通过对《沉船》的情节梳理清楚地感受这一点。

罗梅西与同学卓健德拉的妹妹汉娜丽妮相爱，但不得不奉父命娶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迎亲路上，，幸存的罗梅西与卡玛娜相遇，。得知卡玛娜身份后，罗梅西将其送入寄宿学校，瞒着所有人与汉娜丽妮订婚。后，卓健德拉替妹妹解除婚约。罗梅西与卡玛娜乘船西行，。。卡玛娜出发寻找自己真正的丈夫纳里纳克夏，却。卡玛娜，在其帮助下接近了。罗梅西再次写信向汉娜丽妮解释，汉娜解除与纳里纳克夏的婚约。卡玛娜与纳里纳克夏终成眷属，罗梅西黯然云游。

上文中划线的部分即是故事中的诸种巧合。显然，巧合在这部小说中至关重要，如果除去这些巧合，故事将无法向前发展：迎亲之夜恒河突起大风暴；罗梅西和卡玛娜都不认识自己的结婚对象；卡玛娜误打误撞却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危难时刻又总能邂逅卡克拉巴蒂……巧合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以至于主人公罗梅西都忍不住感叹这样的小说令人难以置信：“命运之神仍然毫不留情地在拿我开玩笑！……只有像命运之神一样毫无顾忌的作家才会想到利用这种纠结不清的故事！这种极端离奇的事只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事情，即使世界上最有胆量的小说家，也不敢拿它去作为自己的创作公之于世！”[2]184

罗梅西对“神”的力量的反复强调，恰是泰戈尔泛神论与“神人合一”观的艺术体现。既然“神”无处不在，那么再离奇的巧合也可以归因于“神”力而获得合理性；又由于“神”“人”可以“合一”，所以种种极端离奇的巧合与人物的悲欢离合交织在一起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如《沉船》的译者黄雨石所说，“《沉船》故事中的偶然际遇，在泰戈尔的笔下显然都表示为一切为神的安排，或上帝的意旨。他有意以此来宣扬他的宗教思想”[2]2。

二、 潜隐的修行——“神”在篇章结构中的体现

《沉船》的男主人公罗梅西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物。他集佛陀的慈悲善良与哈姆莱特式的延宕于一身，勇于反省却又多少显得有些懦弱。这个人物具有福斯特所谓的“圆形人物”的特点[3]，他在小说中不断成长，人生经历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加尔各答的求学生活，对应于小说的第1章；

第二阶段：巧遇卡玛娜，与之开始名义上的夫妻生活，对应于第2~45章；

第三阶段：在荒凉的彼赛波尔与卓健德拉尽释前嫌，并陪伴这位朋友，对应第46~55章；

第四阶段：解除误会，黯然云游，对应于第56~62章。

如果将罗梅西的经历与印度教教徒的修行过程作一比较，会发现二者之间惊人的一致性。印度教规定，教徒应努力学习“吠陀”，向着“梵我合一”的境界不断前进。具体的学习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梵行期——教徒离家外出跟随师父学习；（2）家居期——教徒学习一定量的知识后，回家娶妻过家庭生活；（3）林居期——经过一定时期的家居后，教徒去偏远的林间隐居；（4）遁世期——教徒在隐居期间悟得真理后，抛弃一切杂念，与“神”为伴游走人间。为了强调分期修行的严肃性，印度教的伦理道德典籍——《摩奴法论》（又译《摩奴法典》）为教徒在这四个阶段的行为制订了严格规定。通过小说与宗教文本的比对，可以发现罗梅西的个人行为准则与印度教相关规定之间存在着或隐或显的呼应。

小说开篇即交待了罗梅西的学习生活，这一阶段可以说正对应着印度教徒修行的“梵行期”。虽然随着历史的发展，罗梅西师从的已不是吠陀大师，而是大学老师；所研习的也不是古老的吠陀而是现代法学，但在“离家”“求学”这两点上，他和古代教徒并没有什么两样。罗梅西与卡玛娜名义上的夫妻生活时期，对应着古代印度教徒修行的“家居期”。罗梅西的严格自律顺应了“家居期”间“必须过正直、忠实和清静的婆罗门生活”的条例；他与卡玛娜始终保持距离，虽有维护卡玛娜贞洁的善良一面，但也不排除恪守“他不得随心所欲地执着于诸欲境，他应该有意识地避免对它们过于执着”这一宗教规定的可能性[4]6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罗梅西是在经历了恒河风暴之后与卡玛娜开始共同生活的。《摩奴法论》对如何进入“家居期”修行的规定如下：“依顺序学习了三吠陀、二吠陀或者一吠陀而未破坏梵行者应该进入家居期。”“再生人经师父允许而依规则沐浴和回家以后，应该娶一个相同种姓的具备诸吉祥相的妻子。”[4]40与卡玛娜相遇之前，罗梅西已通过法科考试，这与前一个条件基本相符。但“依规则沐浴”这个条件是不能草草应付的，用来沐浴的水尤其应当“洁净”。考虑到恒河在印度文化中的神圣性，用恒河水来施行进入家居期前的沐浴，当然是最佳选择。让罗梅西与卡玛娜接受恒河风暴的考验的确有些残忍，但这何尝不是一场宗教的洗礼呢？

在误以为卡玛娜已经自尽之后，罗梅西陷入深深的自责，但对汉娜丽妮的爱也变得更加强烈。百般纠结之中他来到好友卓健德拉任职的彼赛波尔，被留下来住了十几天。这段经历隐约对应着印度教徒修行的“林居期”：首先，彼赛波尔是个“鬼哭狼嚎的荒野”（卓健德拉语），这与“林居期”的修行场所森林有着相似之处；其次，此时的罗梅西一面急于去见汉娜丽妮澄清事实，另一面又无力拒绝卓健德拉的盛情挽留，他的心情必然是矛盾重重又不能不苦苦调和的。这恰与印度教徒在“林居期”间“意念清静、调伏诸根”的任务合拍[4]106。

当罗梅西终于向汉娜丽妮解释清楚一切之后，汉娜已经不能再接受他。而在重新见到卡玛娜之后，后者的冷淡也使他心灰意冷。“现在除了我自己谁也不会需要我，让我到茫茫的世界中去过我自己的生活吧。以往的事已经没有回顾的必要了。”[2]267于是，在了结两份感情纠葛之后，罗梅西选择了遁世云游。这使人想起《摩奴法论》中“遁世期的法”来：“他应该在一生的第四个时期离欲而普行”，“调伏了诸根，因施食和空供而致疲劳，然后他就遁世”[4]109。汉娜丽妮和卡玛娜的态度足以使罗梅西彻底放弃，在长期内心煎熬所致的“疲劳”中“调伏诸根”，终于“离欲而普行”，这不正是进入“遁世期”的前提吗？

这样，罗梅西的成长实际上与印度教徒的修行形成了呼应：他坚守自己的宗教信念，通过不同阶段的自我修行，一步步走向真理和泰戈尔所谓的“神”。当然，如果细细考究《摩奴法论》中的有关规定，罗梅西的行为中也有不少是与其相悖的。但是，从整体上看，罗梅西的四个生活阶段与印度教徒修行的四个时期又的确存在一一对应关系。笔者以为，这恰恰是泰戈尔独特宗教观的体现。一方面，他摒弃了传统宗教法典中不人道的部分，也曾间接批评《摩奴法论》种姓法规的“不正义、侮辱与痛苦”[5]105，因此不会不加区分地认同宗教法典的全部内容；另一方面，他又吸收了传统宗教典籍中有利于人的自我完善的部分，从大处着手，通过小说篇章结构中“神”的力量的展现，实现“神”对人的指引，从而达到人与“神”的“合一”。罗梅西潜隐的修行轨迹，处处闪现着“神”的身影。从刚开始的不完美到结尾时的豁达与彻悟，这位主人公实际上为如何实现“神人合一”的修身目标提供了一个范本。

三、 虔诚的教徒——“神”在人物形象中的体现

如果要为《沉船》中的人物寻找一个道德上的共同点，那就是“善良”。黄雨石将《沉船》中的世界称为“好人世界”，其特点在于“每一个人都随时全心全意在为别人着想，都不惜自我牺牲以谋求别人的幸福”[2]2。劝人为善是很多宗教的重要教条之一，印度教也不例外，其特征在于通过虔诚之心达到至善的境界。小说中那些被注入理想成分的虔诚人物，沐浴着“神”的光辉，正是泰戈尔难以割舍的宗教情结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具体反映。

《沉船》中最为丰满的女性形象当属印度教妇女卡玛娜。小说至少从四个方面对她进行了细致刻画，赋予其言行举止一种圣洁的宗教色彩。举例如下：

①美丽的面容正好像是风水先生手中的藤杖，它能使四周潜伏着的美立即显露出来……像太阳约束着一切行星一样，这女孩儿使得天空、大气、光线和她身边的一切都围绕着她活动，而她自己却颟顸地、沉默地坐在那里，看着一本教科书上的图片。[2]58

②“已做过的事，是没法挽回了”，她回答说，“以后你可千万别再那样。这种事我可是不能忍受的……”[2]80

③在她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叫喊着说：“空虚已经填补起来了，黑暗已经被驱散了；现在我知道了我也是活着的人群中的一分子……”“如果我愿意做一个忠心于他的妻子，我必须活下去，以便能有一天拜倒在他的脚下。任何东西也不能阻止我获得这种权利……上天保存下我的生命正是为了要让我做他的恭顺的妻子！”[2]204

④一看到墨刚达拉先生离开会客室到后面吃晚饭去了，她立刻偷偷跑进那间空屋子里去，俯身在纳里纳克夏坐过的那张椅子前面，以额叩地，亲吻着地上的尘土。[2]214

例①中有关卡玛娜的外貌描写突出了其圣洁的感染力——“使四周潜伏着的美立即显露出来”，而“天空、大气、光线和她身边的一切都围绕着她活动”显然是只有“神”才具备的力量。从这段描写来看，卡玛娜已经具备了某种“神人合一”的特点。例②通过语言刻画卡玛娜形象。这段话是卡玛娜得知罗梅西曾多次违背教规后说的，寥寥数语虽说不上义正词严，却有力传达了其宽容之心与重教之义。例③则从心理角度突出卡玛娜的虔诚。这段独白发生在其得知自己真正的丈夫纳里纳克夏的名字之后。此时的卡玛娜对丈夫依旧一无所知，但仅仅是得知了他的名字，原本心灰意冷意欲投河的她马上就“填补”了心灵的“空虚”，“驱散”了内心的“黑暗”，获得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力量。这一在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举动，在印度教信仰中却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夫主为妻子举行过诵祷告词的圣礼以后，就永远是她们的安乐的施主，无论是否逢佳期，无论今生或来世”；“贤妇应该永远敬夫若神”[4]103。对于印度教妇女来说，丈夫就是她们的“神”，也是她们的生活目的。可见，卡玛娜从厌世到求生的内心陡转，其实源于一种宗教的虔诚。例④从行动方面进一步突出卡玛娜对宗教的虔诚之心。当终于听到自己真正的丈夫的声音的时候，卡玛娜做出了有点疯狂的举动。在主张自由恋爱的文化语境中这当然是无法理解的——一个女人怎么可能对从未有过任何接触的男人爱得如此深切呢？这一行为恐怕需要结合印度教典籍来理解。除“永远敬夫若神”之外，《摩奴法论》还规定：“哪个女子忠于夫主而且完全调伏思想、言语和身体，哪个女子就得夫主世界，而且被善人们称为‘贤妇’。”[4]104从这一点来看，卡玛娜对丈夫待过的空间顶礼膜拜的行为，一方面是其恪守“敬夫若神”教规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一种追求自我完善的行为——有什么比“贤妇”这个称号更能证明印度教妇女的“完善”呢？

从卡玛娜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泰戈尔对传统宗教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对印度教一些不合理的规定非常反感，控诉其对印度妇女造成的身心伤害——这点在另一部长篇小说《戈拉》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另一方面，恪守传统印度教教规、甚至包括一些不人道教规的妇女在泰戈尔笔下却又成为了美和善的化身，甚至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神人合一”。卡玛娜这一形象最为鲜明地体现了泰戈尔思想上的摇摆，“一方面大声疾呼主张妇女解放；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宣扬妇女对丈夫的忠诚与崇拜，不承认男女应该平等”[6]323。如何形成这种矛盾的妇女观值得进一步探究，但可以肯定的是，《沉船》中以卡玛娜为代表的女性在道德层面都高过以罗梅西为代表的男性，一切依教规而行的她们是完美无瑕的。

四、神格化自然——“神”在文本情境中的体现

除了在塑造人物时融入宗教关怀之外，泰戈尔笔下的自然环境也往往具有神格化特点，营造出一种神秘莫测的文本情境。郁龙余认为，“在泰戈尔的真实世界里，充满神灵与爱意，充满生机和人性。这样，印度神话中的各种神灵，不但在泰戈尔的真实世界里复活了，而且活得更潇洒、更惬意、更富人情味”[7]103-104。的确，泰戈尔笔下的世界不仅有物质之“实”，而且渗透着神话之“魅”。《沉船》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试看一例：“夜空中浓云密布，借圆月的微光，可以看到一团团的乌云，像一群专事毁灭的精怪，趁着风势在混乱一团的天空驰骤……天空和大地、远处和近处的景象、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一切，却在这昏天黑地的一团混乱中完全交融在一起，那形象颇似神话中那个可怕的怪物——死神的黑牛——正发着狂怒高举起它的带角的头摇晃不已。”[2]112

“乌云”被比喻为宗教故事中常常出现的“精怪”，赋予无形的云以具体形象和性格特点，既突出了当时自然环境的可怕，又很容易唤起人们与看到这一切的卡玛娜的恐惧心理的共鸣。而天地间搅和在一起的物象，被描述为“高举起它的带角的头摇晃不已”的“死神的黑牛”，既描摹出卡玛娜当时所看到的大致影像，又通过神话中“神灵”的再现，使得整个文本情境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神秘色彩。这既是泰戈尔小说创作的一个技巧，也可以说是其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在创作中的投影。

五、浪漫的想象——“神”在文本叙述中的体现

在文本叙述方面，泰戈尔小说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恐怕就是丰富的想象了。其艺术想象不仅极度浪漫，而且大胆、优美、瑰丽、神奇，同样闪现着“神”的光辉。无论在《沉船》文本层面还是故事层面的叙述中，上述特征都得到了充分展现。

首先，在文本层面，通过叙述者的想象，将读者带入一个“神”人共存的神奇世界。

诗人所想象的最适于青年情侣活动的环境中所需的一切道具，在加尔各答这地方，出奇地缺乏。然而，神秘的爱神却并没有因此狼狈地逃出这干枯、无趣的现代城市。爱神，这一切神祗中最老也最年轻的神灵，手执弓箭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来穿去，闪躲着装甲的电车，逃避着头缠红巾的警察的注意，谁又能老在他的身后跟踪呢？[2]21

加尔各答的发展在当时已进入现代阶段，科学的地位在印度人心目中也已大大上升，但这丝毫不妨碍叙述者展开他的离奇联想——爱神带着他自原始时代就开始使用的弓箭，穿行在现代的电车和值勤的警察之间，继续着自己的使命。在这一奇妙的情境下，古代与现代、神话与现实、“干枯”“无趣”的城市生活与甜美永恒的爱情体验，神奇地结合在一起，暗示着“神”和人共存的现实性以及“神人合一”的可能性。

其次，通过故事层面的人物想象，直面“神”的世界。

在一种幻境中，他看到生与死、劳与逸、始与终，配合着一种非人间所有的音乐的旋律，不停地从幕后安静的无极之中来到这有限的人生舞台；他更看到从那既没有光亮也没有黑暗的无极中，一对作为爱情化身的男女出现在世界的星光之下了[2]49。

在这里，罗梅西的想象带领读者进入“神”的“幻境”。幻境中有音乐的环绕，有“无极”与“人生舞台”的对照，更有“爱情化身”的一对“男女”相依相偎。这个幻境似乎在提醒人们：现实世界与“神”的“无极”世界是对立而统一的。它们的对立体现在“生与死”“劳与逸”“始与终”的矛盾表象上，而它们的统一则通过想象世界得以实现。

无论是叙述者还是人物，其想象的特点都在于一种浪漫的“结合”：古与今的结合或现实世界与“神”的世界的结合。泰戈尔重视想象，而“冥想”本身就是印度教徒修行中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想象观照内心世界，人便能实现与“神”的对话，从而最大程度地靠近“梵”，接近无所不在的“神”。反过来说，泰戈尔的艺术想象与其宗教观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六、结 语

自泰戈尔研究兴起以来，有关这位东方诗哲宗教观的讨论便不绝于耳，涉及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泰戈尔的宗教观是什么？第二，泰戈尔具体信仰哪一种宗教？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由于泰戈尔本人留下了《人的宗教》这一专论，学界讨论得比较深入，泰戈尔“人的宗教”思想的核心在于“梵我一如”已经成为学界共识[8]64。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梵”（brahman）。季羡林曾依据印度奥义书和吠檀多的思想，从哲学的角度将“梵”释义为“我”——“‘我’就是‘梵’”，“‘梵’是最高之‘我’”；至于“我”，则是与天地万物既合一又分离的双重统一体，这一相反相成的特点表明“梵我合一”的关系“只能是和谐与协调”[6]321-322。这个观点已成为泰戈尔“梵我合一”思想的权威阐释。但正如后来的学者所发现的，《人的宗教》并非以孟加拉语而是用英语写成，文中用来指称其心目中最高存在的词也并非“梵”，而是“神”（God）。虽然在同样以英文完成的讲演《什么是艺术》中，泰戈尔结合东方思想的特点指明了他所谓的“神”与西方宗教的不同之处——即东方式的“宇宙灵魂”信仰与西方式的“人的灵魂”信仰的差异[5]98，但《人的宗教》中所体现出来的跨越国界与文化、集各种宗教思想之大成的特点，也鲜明地反映了泰戈尔心目中的“神”在保留“梵”的基本要义的同时又超越了其阈限，具有了更为丰富的意义。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泰戈尔所谓的“神”往往是“真实的，不是‘抽象’的”[9]123，这与哲学层面的“梵”显然有所区别。因此，在谈到泰戈尔艺术创作中的宗教思想时，“神人合一”或许比“梵我合一”“梵我一如”等更为准确。从《沉船》情节发展中“巧合”的设置、篇章结构中潜在的“修行”模式、人物形象“虔诚”特质的突出、故事情境中自然的神格化抒写、文本叙述中浪漫的想象展开等多重层面来看，“神”的无所不在以及人们对于“神人合一”的追求也是实实在在、具体可说的。

与“泰戈尔的宗教观是什么”这一问题相比，人们对于“泰戈尔信仰什么宗教”似乎并不关心。这里既有泰戈尔本人对此缺乏说明的原因，更与泰戈尔的宗教思想本就不限于某一宗教范围有关。有学者曾经详细梳理了泰戈尔“人的宗教”思想的种种来源，在其中辨析出印度古代奥义书、吠陀和吠檀多哲学、印度教毗湿奴派、伊斯兰教苏非派、诗圣迦比尔、孟加拉民间教派巴乌尔派、佛教教义、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教义、达尔文进化论甚至中国古代哲人老子的思想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有力地论证了泰戈尔宗教思想“博采众家之长”的特征[8]61-63。然而，正如这位学者所言，尽管其来源复杂多样，但“从本质上讲，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属于印度教体系”[8]64。尤其是在考察泰戈尔艺术观中所提到的“神”时，更不能忽视这个“神”并非泰戈尔独创，而是源于“毗湿奴派”这一印度教派的事实[9]123。就《沉船》而言，罗梅西成长的四个阶段与《摩奴法论》关于印度教徒修身的四大阶段高度一致，也说明了印度教思想在泰戈尔宗教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之所以强调这一点，不仅因为它是泰戈尔创作中反映出来的事实，而且还涉及文学与文化对话的方法论问题。近代以来，因为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原因，东方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普遍落后于西方，这种不平等的发展也导致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西方话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对东方学人而言，如何在积极研究、吸收外来思想的同时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泥沼，在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的同时避免走向民族主义的偏执，这个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亟需解决。接受西方教育的泰戈尔认识到印度文学“大部分是宗教性的”这个特点[5]100，在艺术创作中主动拥抱宗教；又在由“诗人的宗教”走向明显具有某种普世情怀的“人的宗教”的过程中保持其印度教思想底色，并自觉地在艺术中加以实践和宣扬——这一切实际上为东方艺术与学术如何合理应对西学冲击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照与启迪。

总的说来，以印度教为根基、同时又集各类宗教思想之大成的“神人合一”情结在泰戈尔的创作中普遍存在，尤以《沉船》中的表现最为突出。但泰戈尔的本意既非借宗教和艺术避世以独善其身，亦非据此麻木大众，而是有其积极入世、使对抗中的东方和西方走向和谐的良好愿景。正如有学者所评价的，泰戈尔“决不是一个企图脱离现实社会和世俗生活的宗教狂，而是一个无限热爱现实社会和世俗生活的艺术家。他对与神结合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和他对人间理想社会的追求密切联系在一起；甚至于可以说，他对与神结合的理想境界的追求，在许多场合其实就是他对人间理想社会的追求”[10]107。

[1] 宫静．泰戈尔和谐的美学观[J]．文艺研究，1998（3）：80-86．

[2] 泰戈尔．沉船[M]．黄雨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 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59-68.

[4] 摩奴法论[Z]．蒋忠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5] 泰戈尔．什么是艺术[M]//泰戈尔．泰戈尔论文学．刘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6] 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J]．社会科学战线，1981（2）：319-325．

[7] 郁龙余．泰戈尔的自然观与自然诗[J]．文史哲，2002（4）：103-106．

[8] 刘建．泰戈尔的宗教思想[J]．南亚研究，2001（1）：59-66．

[9] 金克木．泰戈尔的《什么是艺术》和《吉檀迦利》[J]．南亚研究，1981（Z1）：121-125．

[10] 何乃英．全面认识泰戈尔 深入理解泰戈尔——喜读《泰戈尔全集》[J]．国外文学，2002（1）：104-109．

The Ubiquitous God: Tagore’s Religious Complex in

YANG Guo1ZHANG Lu2

As a religious poet, the Indian litterateur Tagore has a persistent religious complex which emphasizes his own spiritual practice and pursuit of god-man unity., among his other works, embodies this complex in many aspects, including plot development, structure arrangement, character creation, context setting and textual narration, where “god” is partly visible in every unit of the novel and a mysterious atmosphere was eventually achieved. Directing the readers to experience holiness and greatness of religious spirit, Tagore built a harmonious ideal society in his artistic creation with his religious view “god-man unity” consisting of many kinds of religion based on the Hinduism thoughts.

Tagore;; God; god-man unity; religious complex

杨 果（1979—），男，湖南汨罗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比较诗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I106.4

A

1009-8135（2018）06-0065-07

（责任编辑：郑宗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