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龙山

（安徽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健康服务系，安徽 池州247000)

有研究表明，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度总体上要高于其他群体[1]。初步分析，我们将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行状况”分为不知不行、不知而行、知而不行和知行合一四种类型。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培养他们从“不知不行”达到“知行合一”；从“认知的知行合一”达到“信仰的知行合一”。

1 不知不行

“不知不行”是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没有觉解，也没有笃行。“觉解”二字非常重要，譬如儒家讲道德修养，未必要做惊天动地的伟业，只需从修身齐家开始。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立德不仅是第一位的，而且是根本。在儒家看来，对道德的觉解，体现在平常日用之间，崇高的道德境界孕育在恒常不变的人伦里。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没有觉解，我们一些大学生很多时候对所见之物熟视无睹，或不知它为何物。因为没有觉解，所以无法认识到熟视无睹之物与自己的关系。但是，当遇到和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之物时又往往会产生一厢情愿的错觉。这种错觉常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实际，尤其是，将自我的命运寄托在抽象化的非我身上。今天，少数大学生仍然有这种自我责任消失的心理。所以，培育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必须培养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理性的觉解，必须培养他们的自我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要有必胜的信念。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使他们从“不知不行”的状态达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知笃行、知行合一的境界。而这一过程正是思想不断冲突、精神不断升华的过程。

初步分析，我们将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知不行”状态划分为浑然不觉型、一知半解型和自以为是型等三种类型。

1.1 浑然不觉型

这是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浑然不知、浑然不觉的一种认知状态，这种状态必然导致行动的盲目性。从认识论上看，这是一种主客不分、缺乏反思的认识模式。

例如，现在一谈到民主，少数大学生就推崇美国为“民主的典范”。这些大学生可能不知道，根据美国布鲁金斯学院学者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n）的研究，在世界102个国家的腐败情况排名中，美国不是“低腐败”国家，而是排在第53位的比较严重的腐败国家[2]。可见，美国式民主远非我们有些大学生想象的那么美好。古老中华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我们今天讲文明，是指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要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型国家”。和谐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和而不同，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和谐思维从本质上说是辩证法思维，因为它承认差别，承认对立，崇尚包容，并在此基础上追求一种统一和一种平衡。再比如，当代大学生要做一个自由的人，并非是指他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说，他应该认识客观规律并且有精神自觉和历史担当。

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其丰富而具体的内涵，但少数大学生只知其然而没有深刻觉解。比如一些大学生将“富强”仅仅理解为经济实力强大。但是，“富强”绝不是GDP的疯狂扩张。

1.2 一知半解型

一知半解型是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错误或片面的认识。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内涵缺乏全面而具体的认识，既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内容的科学内涵，也不能透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是一个有机整体。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历史缺乏全面而具体的认识，不能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这样，不仅导致认识上的偏执，而且导致他们不能笃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相承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是我们党凝聚全社会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可见，要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使他们认识其内涵和体系的完整性，而且要认识其具体的历史发展过程。

1.3 自以为是型

这是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有一种漠然淡然的态度，以主观表象为客观实际，以自我为价值尺度，以自我为是非标准。自以为是，是思想的病态。旧形而上学的前提与一般朴素信仰的前提相同，二者都认为思想可以把握事物本身并且认为事物的真实性质就是思想所认识的那样。“须有一种切近的反思，才可以发现呈现在当前的事物并非事物的本身”[3]。人类文明发展，就是一个不断扬弃的曲折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扬弃，而且是对世界文明成果的扬弃。所以，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持有一种科学的态度，切不可固步自封，自以为是。

2 不知而行

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知而行”，是指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认知，没有觉解，从而导致盲目行为或缺乏理性精神的行为。这种行为一方面表现为无主见的“盲从”；另一方面表现为无理性的“妄为”。因为不知不觉，所以，无论是“盲从”还是“妄为”，他们都无法笃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1 盲从

大学生因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科学认识，因此没有主见，“盲从”通常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大学生“盲从”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其一，我国传统农业社会人们安于常态。我国传统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相对于工业社会而言，农业社会不仅人力十分有限，而且收成也过分依赖自然。因此人们自然形成一种敬畏鬼神、顺从自然的心理。而在传统的中国人心里，“自然”也是具有神力的，人不能翻“天”，而应当与天合一。但是在汉语中，“天”这个词是扑朔迷离的，中国古人所讲的“天”，有时是指自然，有时是指“自然的神”[4]。在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注重“守常”，迷信包括自然在内的权威，惧怕变革。于是，从众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久而久之，在很大程度上便演变成“盲从”。这种盲从的社会心理对当代大学生仍然有很深的影响。

其二，我国过去的封建社会强调封建中央集权。在封建中央集权体制下，各级地方官员不仅法定权力十分有限，而且自由裁量权同样十分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他们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不仅如此，各级官员，为保全自己，选择从众、选择追随大多数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其三，忠孝与创新相龃龉。在我国封建社会，强调事君以忠，事父以孝。其实，“孝”只是表，“忠”才是实。正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怀特海说，“……哲学真理应当到语言的假定中去寻求，而不要到它的明确的陈述中去寻求”[5]。也就是说，强调事父以孝实质是强调事君以忠。这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在家是孝子，将来走向社会后必然是忠臣。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从众不失为一种稳妥的选择。

其四，“习惯性怀疑”。今天，信息源的多样化却造成了一些大学生的习惯性怀疑，而这种貌似理智的怀疑，却往往陷入另一种形式的盲从。因为别人怀疑，一些大学生便不加思索随之怀疑。

2.2 妄为

智者不妄为，勇者不妄杀。我们可以将“妄为”概括为两类，一类是无知无畏者的妄为；另一类是小智者的妄为。

在特定条件下，无知者无畏，无畏者敢于做任何事，而且能为自己找到绝佳的理由。“他可以替一切东西辩护，但同时也可以反对一切东西。在我们这富于抽象反思和合理化的辩论的时代，假如一个人不能对任何事物，即使最坏或最无理的事物说出一些好的理由，那么真可说他的教养还不够高明。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都可以为它的腐败说出好的理由”[3]265-266。例如，对于“有神论”与“无神论”之争，我们一些大学生常常陷入孰对孰错的形而上学二元思维模式，没有深入进去具体分析。他们只是简单地贴上谁对谁错、孰优孰劣这样空洞抽象的标签便以为万事大吉了。殊不知，这些空洞抽象的标签，正如黑格尔所言，它可以替一切东西辩护，但同时也可以反对一切东西。少数大学生可能既不知道有神论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道德修养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不知道无神论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对社会公正良俗和人类良知的巨大破坏力。

《荀子·天论》有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6]这个天行有常不是别的，就是客观规律。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虽然都是有目的、有意识地进行活动，但人们预期的目的是彼此冲突、相互矛盾的，而无数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发生冲突的结果，就“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思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7]。这就是说，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却受到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支配。

3 知而不行

3.1 自知但自己不笃行

尽管一些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较深刻的认识，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付诸行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价值观多样化的趋势，极少数大学生甚至有信仰缺失的情况。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马克思主义科学性遭到怀疑。我们党在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犯了一些“左倾”错误，所以，在一段时期内，在一些大学生心中，马克思主义的威信下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遭到怀疑。

其二，马克思主义遭到严重曲解误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党所宣传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本上是从前苏联引进的，有曲解、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被严重扭曲。

其三，个人崇拜导致了一些大学生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在一段时期内，即使人们发现马克思所说的一些话不符合实际也不敢质疑。这种盲目崇拜马克思的做法严重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使大学生产生了逆反心理。

3.2 自知仅希望他人笃行

有些大学生尽管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他们不但自己不愿意笃行，而且只希望别人付出，只希望别人为他服务。“人是目的”在这里演变成“我是目的”，他人只是工具。实际上，“人是目的”是康德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命题，构成了他整个伦理学的基础。人是唯一具有理性的动物，理性决定了人之为人和人的道德价值，因此人是最神圣的。理性以自身为目的，而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本身就构成了自身的目的。但是康德并没有否定人作为手段的一方面，他用意志自律来达到了两者的统一。人的意志自律，也就是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人有了自由才使道德成为可能。“每个有理性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要把自己看作一个由于意志自由而可能的目的王国中的立法者”[8]。也就是说，人们遵循的普遍道德法则，不是他人强加的，而是自我立法。因此，大学生应该深刻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加强自律，勇于担当。

4 知行合一

4.1 认知的知行合一

这是指大学生笃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为以理性认知为基础。认识的深度和广度，直接决定行为的动力和持续性。无认知即无与之相应的行为。知行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主要表现为知行难易，知行先后，知行高低等论争。知行合一是中国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提出的认识论和道德修养学说。《传习录》有言：“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9]。知行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只是说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知”，尤其应当“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这种思想，对于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行合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大批有识之士提倡学习西方科技。贺麟先生就把科学技术纳入知行范畴来探讨，力图改变中国传统儒学那种“内圣强而外王弱”的状况[10]。他对“知行合一”的解释具有鲜明的科学知识化倾向，从而改变了“知行合一”纯道德内涵的情形[11]。贺麟先生指出，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论，“只消应用在自然的知识和理论的知识方面，便可以作科学思想，以及道德以外的其他一切行为的理论根据”[12]。这样，“知行合一”从纯道德范畴拓展到了科学范畴。可见，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注重道德品质的养成，而且要注重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必须以科学认知为基础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就是认知的知行合一。

4.2 情感的知行合一

情感的知行合一，是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知笃行，不仅要以理性认知为基础，而且要以情感认同为基础。建立在科学精神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固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但是，要让大学生笃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内化为大学生的个人情感。

列宁曾说，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3]。情感是人的非逻辑思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人的认识密切相关。如果没有情感，人们就不可能对世界持有特定的态度。皮亚杰和英海尔德说过，没有一个行为模式，不含有情感因素作为动机[14]。情感是人类探求真理的动力，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重视研究大学生的情感因素，通过培育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个人的情感认同，从而促进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知笃行。

4.3 信仰的知行合一

信仰的知行合一，是指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知笃行，以科学认知、情感认同为基础，达到信仰的境界。这种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仰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为基础。信仰的力量源自人类崇高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向往，马克思毕生执着于人类解放的崇高信仰，解放全人类构成了他有限生命的全部主题。他以无私奉献精神为我们诠释了人类解放作为信仰之源的崇高境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汲取了中华古代优秀文化精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全体中华民族价值诉求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当代中国建设事业的迫切需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因此，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必须由认知开始，进而培养情感认同，最终培育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做到真知笃行，知行合一。

参考文献：

[1]龚群.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调查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97.

[2]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97.

[3]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金岳霖.中国哲学[J].钱耕森,译.哲学研究,1985(9):40.

[5]怀特海.思维方式[M].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

[6]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213.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43.

[8]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4.

[9]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0.

[10]刘俊哲.贺麟先生知行关系论的创见[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67.

[11]李承贵.知识优先于道德——贺麟对“知行合一”的诠释及其启示[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4(1):29.

[12]宋志明.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贺麟新儒学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5:292.

[13]列宁.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5.

[14]皮亚杰,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M].吴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