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园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翻译学界一直秉承的“忠实”准则受到质疑，译者逐渐从“隐身”走向“现身”，译者的主体性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翻译作为译者有意识的社会实践活动，不可避免的被打上了社会性标签。本文从布迪厄社会学的惯习理论为研究视角，把译者鲁迅（1903-1936）的翻译活动分为三个时期，通过对其各个时期的译材选择谱系的梳理以及对其翻译策略的分析，揭示译者鲁迅以译报国的译者主体性，凸显了翻译行为的社会性特征。本文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对译者行为的研究，丰富了翻译研究的维度。

1 惯习——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关键词及其在翻译中的理论应用

自20世纪6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的社会学研究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惯习（habitus）、场域(field)和资本(capital)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社会学的三大关键词。“惯习”揭示了社会化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是人在成长、家庭教育、学校学习，工作和交际等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学习、内化以及强化了他们所认识的社会规律，产生了一套定式系统（system of disposition）[1]，倾向于用自己的思维方式来采取某些有规律可循的行为。社会中的个体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同时个体又会通过主观的社会化活动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这种既被环境塑造、又影响环境、不断与环境互动的思维和行为特点，就是布迪厄所说的“惯习”[2]。

20世纪90年代末，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的惯习理论被广泛应用到翻译研究中，试图解释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作出各种选择的社会性因素。在国外的研究中，西奥·赫曼斯(Hermans)[3]104-107借鉴布迪厄的“惯习”理论，分析了译者惯习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主张把翻译视为一个社会系统。让·马克·古安维克（Gouanvic）[4]选取了三位译者作为个案，分析其人生轨迹中惯习的形成，试图解释惯习对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影响。梅耶斯（Meylaerts）[5]91-102通过对译者的个体观察分析，利用惯习理论解释了译者在维持和变更翻译规范方面的独特作用。

随着国外翻译社会学研究的深入，惯习理论逐渐被国内的学者引用和发展。邢杰[6]从惯习概念入手，分析了其理论渊源、存在方式及其对描述翻译学的补充与完善。骆萍[7-8]先后通过鲁迅和胡适的个案研究探讨了惯习对翻译实践活动和翻译规范中的影响和塑造作用。彭郅洁[9]以翟里斯《聊斋志异》的英译本为研究对象，梳理了翟里斯的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并分析了个人的惯习在翻译活动中的影响。鄢佳[10]揭示了场域与惯习之间紧密的互动关系，并运用历时研究方法，从翻译风格、译者思想和译本选择三个方面剖析了译者葛浩文的翻译惯习。此外，屠国元、刘晓峰、马会娟都对惯习理论的实践与应用作出了重大贡献，突出了译者惯习对译者在翻译选择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对于鲁迅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其文学作品的研究上，其译者的身份却很少得到重视，对于其译著的研究则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对鲁迅的译者主体性进行研究，本文以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中的惯习理论为视角，透视译者鲁迅的翻译惯习下的译材和翻译策略选择的特点，弥补了鲁迅翻译研究的不足，同时也丰富了翻译研究的维度。

2 译者惯习——鲁迅翻译行为主体性研究的理论依据

译者主体性，在我们看来就是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客观外部翻译要素和承认其自身主观认识状况制约的前提下，在整个翻译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11]。国内外学者分别从阐释学、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角度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探讨，从社会学角度对译者主体性研究则稍显不足。因此，本文以社会学理论中的惯习理论为切入点，尝试把影响翻译客观外部要素和内化于译者意识结构中的惯习相结合，探讨译者的惯习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更好的揭示翻译行为的社会性本质。

除却外部因素的影响，译者总会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一定的主体性，倾向于用自以为最合理的方式进行种种翻译选择，发挥出他的主体性，这种内在的驱动力，在社会学家布迪厄眼里，实际上就是实施翻译的行动者——“译者”的惯习[1]。在布迪厄看来,“惯习”是社会行动者的“一套可以持续的而且可以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是一种被结构化的结构”[1]。惯习具有两大特征：结构化和被结构化。“结构化“是指惯习能够下意识地外化为行动者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各种符合情理的行为[13]。“被结构化”指惯习并不是与生具有的,而是社会行动者在社会化过程中外在社会结构内化(身体化)的产物[14]。译者作为社会化的个体，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客观外界环境的影响，一方面，这些影响“被结构化”于译者的内心，内化成惯习。另一方面，这些惯习结构通过译者的社会实践活动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完成“结构化”过程，并具体表现为译者的翻译选择。惯习同时也具备持续性和可转换性的特点，也就是说译者的惯习一旦形成就具有可持续性，但也具有变换的可能性，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7]。

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在促进中国近现代文学改革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其作为译者的身份却鲜有人知。鲁迅在1903-1936年翻译了近百位作家的200多种作品。鲁迅的翻译作品译材选择广泛，各个时期的译材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运用也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但在仔细剖析其背后的翻译惯习的基础上，就会发现他的翻译都指向一个目的，那就是通过文学革命挽救中华民族危亡，彰显出了以译救国的译者主体性地位。

3 翻译惯习影响下的鲁迅的译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特点

作为中国新文化的代言人，鲁迅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探求救国救民之路。除了作为文学创作者身份外，鲁迅在其长达33年的文学生涯中，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据统计，鲁迅一生共译介了14个国家，总计200多种作家作品,总字数达500万字，为中国近现代翻译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以吴钧对鲁迅翻译生涯的时期划分即：早期（1903-1908），中期（1909-1926），晚期（1927-1936）为脉络，梳理鲁迅翻译惯习指导下的译材和翻译策略选择的特点，分析其背后所彰显出译者的主体性。

3.1 鲁迅早期的翻译活动(1903-1908)

鲁迅是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社会环境下成长的。青年时期的家道中落，内忧外患、家国破败的个人经历坚定了他的报国情怀。1902年鲁迅从矿路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中国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兴起，旨在引进科学知识来摆脱中国的愚昧状态，“科技救国”成了当时文人志士所寻求的救国之道。这种科技救国、实业救国的“社会结构”不断内化为其“主观性的社会结构”，形成科技救国者的译者惯习。同时这种惯习结构下意识的影响着其社会实践活动中的翻译行为。一方面，这种惯习结构在宏观层面，表现为鲁迅在译材选择方面倾向于英、法、美等国的科幻作品和小说的翻译。1903年翻译了《中国地质略论》《说鈤》《地质学残稿》《月界旅行》以及1904的《世界史》《北极探险记》和1905年《造人术》和1906年《中国矿产志》《地底旅行》等。

在微观层面，这一时期鲁迅与当时中国译界的主流翻译思想一致，主张采取意译的翻译策略。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的国门逐步被打开。但由于惯习的滞后性的特点，翻译家们仍秉承着“中体西用”的思想，在翻译上则表现为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意增添或删减甚至改变原文。鲁迅也深受这种社会结构的影响，采用意译的翻译策略。这一时期，不论是在译材选择还是在翻译策略的运用上，鲁迅的翻译活动都具有政治功利性，即为启发民智、挽救中国民族危亡，体现了其作为爱国者的救国救民的译者主体性追求。

3.2 鲁迅中期的翻译活动（1909-1926）

1909年，鲁迅留日归来并作出了影响其一生的决定“弃医从文”。日本的学习经历让鲁迅意识到，中华民族的衰弱不是国民体质的衰弱，而是国民思想的劣根性在作祟。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所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作为社会中的一员，译者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场域中某种生活道路积累经验的历史使译者惯习不断地被生成和建构，生活经历使鲁迅的惯习结构逐渐发生转变[8]，这也体现了惯习的可转换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学习经历，使得鲁迅原有的惯习发生改变。作为思想解放者的译者惯习占据主导地位，在译材选择上体现为鲁迅翻译了描述弱小民族苦难生活以及反封建和反压迫的作品。1909年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主要包括一些短篇小说，寓言和童话故事，描绘了弱小民族人民的苦难生活以此来映射中国的现状，激发民众反封建反侵略的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和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鲁迅作为新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此时翻译了日本、俄国的反应人民疾苦和社会苦难的文学，如：俄罗斯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两部日本的理论作品《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以及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鲁迅还翻译了为数不少的童话故事，如荷兰童话《小约翰》、童话剧《桃色的云》以及童话诗。这些童话故事或是激励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以实现的美好世界，或是对改造奴隶性问题的探讨，都同样服务于鲁迅对于改造国民性问题的目的。

这一时期，以《域外小说集》为标志，鲁迅的翻译策略开始从意译走向直译。客观的社会经历使得原有的“中体西用“的文化惯习遭到遗弃。由于惯习的持续性和滞后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翻译的主流仍是意译。规范的背后不一定是译者的屈从[2]，这一时期鲁迅的惯习的改变使得他开始摆脱这种主流翻译规范，开始尝试直译的方式来引进新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填补中国文化的不足。鲁迅中期翻译惯习的改变，具体表现为其译材选择和翻译策略选择的变化，这些改变同时指向了其作为思想解放者为改造国民性的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3.3 鲁迅翻译活动的晚期（1927-1936）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为巩固其独裁统治，发动了“三·一八”“四·一二”惨案，全国范围笼罩着白色恐怖，这也使得鲁迅看清了国民党统治的黑暗。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危机，这时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带来了新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让鲁迅重新燃起了希望，并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1930年，鲁迅被选为左翼作家联盟的常务委员。作为左翼联盟的旗帜人物，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译者惯习驱动着他选择了大量的苏俄的文艺作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1928年鲁迅翻译了日本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和鹤见枯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以及俄国开培尔、日本厨川白村等人的文艺论文合集《壁下译丛》，以及后期的《苏俄文艺政策》《文艺和批评》《艺术论》《托尔斯泰与马克思》以及苏俄法捷耶夫的文艺作品《毁灭》、果戈理的《死魂灵》等。这一时期革命者的译者惯习指挥和调动鲁迅不遗余力地选取了大量的苏俄的文学和文艺理论作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盗取外域之火“的普罗米修斯。

这一时期鲁迅在思想上更加激进，“硬译”翻译策略在他的翻译作品中随处可见。资本主义改良道路的失败，让鲁迅愤然扛起革命的大旗。作为革命者的译者惯习，决心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诟病”，因此这时的翻译多是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夹杂着大量的“翻译腔”。鲁迅通过引进这些新思想、新理念来解决中国的矛盾，为中国革命指明方向。这些翻译都是其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译者惯习的驱动下作出的选择，也凸显了其作为民主革命者的译者主体性追求。

4 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的译者惯习所折射出的译者主体性指向

在列维看来，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决定过程。翻译的选择问题，贯穿于翻译的全过程，无论是“译什么”，还是“怎么译”，都涉及到译者的选择。但这种选择，决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自由选择，它要受到诸如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因素的限制[15]63。不论是从宏观层面的译材选择还是微观层面的翻译策略的选择，都受到译者的惯习和场域的影响。在鲁迅翻译文学的早期，国内兴起科技救国的高潮，客观的社会结构和个人生活经历内化为鲁迅作为科技救国者的译者惯习，这种内化的惯习反过来又影响着客观的实践活动，宏观上驱动着他选择了英美科幻题材小说；并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中采取意译的翻译策略，希望改变中国当时的蒙昧状态启发民智，这是鲁迅作为科技救国者的译者惯习外化的体现。中期，留学的经历、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不断传播、个人经历和社会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让鲁迅意识奴化的国民性才是中国落后的根源，这些都内化成了鲁迅的思想解放者的译者惯习，促使他选择了弱小民族的反抗文学，并尝试使用直译的方式为中华文化注入新的力量。晚期的内化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译者惯习调动着他选择了苏俄和无产阶级的文学和文艺理论并采用硬译的翻译策略，全面革新中华文化，提倡“新文化”。

在不同时期，不同的译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都展现了在不同场域影响下，鲁迅在惯习的影响下所作出的时代的选择，同时这些选择所透视出的翻译活动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通过对不同时期鲁迅译材和翻译策略的特点的梳理，不难发现，由于惯习的持久性稳定性的特点，这些翻译选择的背后都指向同一个目的——以译报国，体现了他的译者主体性。不同译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都是为探索救国道路服务的。但同时也应看到，不同场域影响下的惯习是可以转换的，如在不同时期译材和翻译策略选择侧重点的不同正体现了这一点。变得是在不同时期惯习所表征出来的译材和翻译策略的不同，但这些惯习背后的以译报国的译者主体性确实一以贯之，并始终引导着他的翻译选择。

5 结语

本文以以鲁迅翻译文学为个案研究，运用社会学理论中的惯习理论，从译材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方面窥见译者的主体性的体现。国家的内忧外患，家庭的变故、求学的经历都造就了鲁迅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革命救国的理念。外界的客观环境内化为其惯习，这些惯习结构使他能够对异域文学有所甄别，并挑选出符合自己意志的文学并进行翻译。研究发现，不论是其科技救国的译者惯习使其选择了科幻小说和意译的翻译策略，以期开启民智；还是作为思想解放者的译者惯习让其选择了弱小民族的反抗文学并采取直译的翻译策略来解放民众思想；还是其革命者的译者惯习让其选择了文艺理论和文艺作品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其中都折射出了其作为一个爱国者的以救国的译者主体性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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