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界研究王德昭史学的回顾和反思

2018-03-28柴超

池州学院学报 2018年1期

柴超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淮北安徽235000）

王德昭（1914—1982），浙江嘉兴人，20世纪中国重要的史学家，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毕生从事史学教研工作，是一名极具人文情怀的学者：早年奔赴抗日战争前线，供职于“三一出版社”“独立出版社”，先后主编《益世报》《时代周报》等，记述并宣扬抗战史实，鼓舞抗战士气；后辗转执教贵阳（清华中学、贵州大学）、台湾（台湾师范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著有《明季之政治与社会》《怎样教历史》《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等佳作，在西方近代思想史、明清史、史学方法论等方面均有涉猎，尤擅中西交通史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晚年曾多次到大陆访问、讲学，给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大陆史学研究增添了一些活力，更在文化层面上加深了两岸学人的互动。

自王德昭1982年逝世后，两岸学界对其生平、为人、学术等方面展开了不同程度的追述，现将两岸学人对王氏研究成果回顾与反思梳理如下，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1 王德昭生平事迹的研究

1.1 王德昭生平事迹的追忆和评价

王陈琬《王德昭教授之生平事略》[1]8-10，该文以王氏“求学”与“教学”经历为主线，描绘出王氏颠沛流离、波澜壮阔的一生，在结尾处对王氏逝世前“伏案工作、不肯休息”的细节描写，衬托出老一辈学人勤奋不懈的治学精神。王梓良《德昭逝世二周年祭》[2]，该文在王陈琬一文基础上补充了一些细节，对王氏为何一生辗转多处大学任教与多个出版社编辑做出了解释：其一，1940年受浙人朱兆萃之邀任军方“三一出版社”社长，继任《华中日报》社社长，后因权势遭忌而辞职，赶赴后方重庆应卢逮曾之邀任“独立出版社”主编，继受于斌主教之约，任《益世报·国际版》编辑；1942年应张廷休之聘，入职贵州大学历史系教授，1947年赶赴台湾协助接收师范学院并继任教授，1948年休假期间受李季谷邀请回浙任教育厅秘书一年，后因国共内战而回台湾师范任教；1955年赴美求学，1962年至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1966年因南洋大学校长换选之事而至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执教；其二，1973年因参与祭奠章士钊而被台湾当局认定为左派，为当时台湾所不容；其三，文章结尾处引用王氏学生陈万雄、林启彦、周佳荣、郭少棠的挽联而寄托思念。此外，关志昌《王德昭（1914-1982）》[3]按照时间先后补充和完善了王氏的著作编年，但所叙王氏生平则不出王陈琬之文的范围。

孙思白《追念王德昭教授》[1]148-152，追忆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中，王氏敲钟带领北大学生加入游行队伍的事迹以及1945年看到一张记载贵州大学教师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与自由的报纸，从而反驳了一些人说王氏不爱国的责难；在文末题诗《题一九三五年冬北大同班照片》，高度评价和概括了王氏的一生。宋海文《悼亡友德昭兄》[1]153-155，追述了王氏北大求学中写稿赚钱养家的不易；指出王氏就任“三一出版社”社长时出版《皇军的悲哀》、译载日军深谷竹男日记，揭露日军士兵厌战情绪，就任《华中日报》主编时出版《血战南口记》《台儿庄大会战》等鼓舞士气的书刊，从而表示出王氏的爱国情怀。李宗瀛《悼老友德昭——一位真正的读书人》[1]156-157，认为教授、学者只能代表王氏的学问，不代表其他，最适合王氏的称号是“读书人”；追述1975年王氏带学术团体访问天津，某天晚上请亲戚夫妇看戏，但该亲戚因是右派而受接待人员的责难，因王氏坚持步行，而使接待人员略有退步的事迹，以此说明王氏是一个坚持原则的读书人。林启彦、陈建熊《难忘的一天——悼念王德昭老师》[1]158-161，该文描绘王氏的治学之勤与待人之真，进而表现出人文关怀：其一，追述王氏卸任中大行政职务后，一心把时间投入到学术研究，并提到王氏学术重心转变从西洋史转向中国近代史是在执教港中大的初期（1968年）；其二，记述与陈建熊两家人每年去拜访王氏，王氏每次都亲临送别至电梯门口，以及王氏好友张基瑞一见到王氏躺在病床就痛哭的细节；其三，记述到王氏向章开沅嘱咐多关心浦嘉珉及林启彦等后学。牟润孙《悼亡友王德昭》[4]197-198，认为王氏精于学术，且颇有爱国情怀；追忆1969年推荐王氏去联合书院任职高级讲师并兼任联合书院系主任，从而发现其很有行政能力；还认为王氏父子二人都经常到大陆参加学术交流访问，是热爱祖国的表现。

1.2 王德昭与各种出版机构、报纸

王德昭在国难时期辗转多地，供职的出版社与编辑社有很多，现按照时间顺序列之如下：

其一，长沙《火线下》《观察日报》和重庆“独立出版社”。高文华《回忆南方局成立前后湖南地下党的工作》[5]331，追忆1938年1月16日，中共湖南省工委创办了《观察日报》，后成为国民党区颇为出色的进步报纸之一，吸引了大批旅湘的文化界知名人士，而该报编辑部最初由黎澍、杨庚（隆誉）、王德昭组成。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6]170，追忆战时重庆生活艰难，多数文人需要卖稿为生，国民党CC派趁机拉拢一批北大知识分子到“独立出版社”用以宣扬抗战、鼓舞人心，北大史学系同学李树桐、王德昭都在独立出版社作编审。

其二，河南叶县“三一出版社”和《华中日报》。王影湖《叶县〈华中日报〉记事》[7]53-60、《汤恩伯驻叶期间的祸国殃民行径》[8]146-148，记述1940年汤恩伯提升王德昭任“三一出版社”副社长兼《华中日报》社副社长，而王德昭及相关文人利用这块阵地，尽可能地揭露黑暗与罪恶，支持人民的正义斗争。王德昭《忆往事悼严庆澍兄》亦描述过三一出版社，“三一出版社是汤恩伯部队第三十一集团军的一个军中文化工作机构，以出版社的名义，编印军队读物，出版地方性报纸，并兼管军中的子弟学校。……出版社当时设在鄂西北郧阳……当我长途跋涉去郧阳接事时，他（黎澍）已离开出版社。……我在出版社有一年多，一九四零年初到职，次年春离去，最后一段时期是在河南叶县”[1]133-134。

其三，贵阳《时代周报》。唐树本《自强不息的私立清华中学》[9]169-170记载1945年4月贵州大学和清华中学的潘家洵、王德昭等7位老师在花溪创办进步小报《时代周报》，抨击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独裁，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萧荻《忆美学家吕荧老师贵州执教》[10]271-277记载1946年应王德昭之邀奔赴贵州大学任教的何佶（吕荧），在进步教授们创办的综合性校刊《时代周报》发表文艺和史学方面的论文及一些尖锐泼辣的政论文章；还记述吕荧与王德昭在贵州大学均郁郁然、很不得志，且吕、王这一批年轻教授的史学观、治史法也与学校当局要求不符，被某种保守势力所排挤离开。

1.3 王德昭与学生运动

1935年北京“一二·九”运动。孙思白《追念王德昭教授》[1]148-152追忆1935年冬王氏在北京大学敲钟呼喊大家参与游行以及12月16日被捕入狱；王德昭《铿然舍瑟春风里——述往事为郑天挺毅生师寿》亦自述道，“在‘一二·一六’这一天清晨，北大示威的队伍尚未集合，我从西斋去新四斋的途中被捕……我们这次被捕，是毅生师以学校负责者的身份，把我们保释出去的”[1]130。

1945-1946 年间贵阳大学学生自治事件。孟昭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记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贵大学生运动》[11]341-345，追忆1942年考进贵大的进步青年，在方敬、何佶（笔名吕荧）、王德昭等进步教师的帮助迅速成长，并成为贵州大学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领导了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间的贵大学生运动；追忆部分参与学运学生的下场，如石应璋、罗钧才被开除，杨家源被开除留校察看。

1949年台北“四·六”事件。陈丁旺《但愿牺牲的英灵安息——陈丁旺的证言》[12]257-258，追忆“四六事件”中师院校园被政治风暴笼罩，自述其被关7天后，被王德昭教授保释出来，而其余参与学运的同学或被枪决（周慎源）或被判刑和开除学籍（庄辉彰、王俊廷）。

1964年新加坡南洋大学“六·二九”学运。丘淑玲《理想与现实：南洋大学学生会研究（1956-1964）》[13]227-229，追忆60年代新加坡各种学潮风起，1964年6月29日南大学生在学生会领导下发表《南大学生绝食三天告社会人士书》，同日开始绝食抗议，当日身为文学院代院长的王德昭前往劝阻，发布布告，劝导学生解散，政府为控制南大，而逮捕了一些参与抗议政府的学生。

1.4 王德昭与郭廷以的学术纷争

吕实强《郭廷以所长筚路蓝缕创所与辞职风波》[14]433-459，记述了1959年吴相湘（台大教授）和王德昭联名上书胡适请求以蒋廷黻替代郭廷以接任所长，以达国际标准，充实台湾学界近代史研究，而吴、王二人的上书，是郭廷以辞职的一个重要原因。张朋园《张朋园先生访问记录》[14]226-233，追忆1975年王德昭在香港中文大学审查郭廷以的史事日志时，认为郭氏史志里面还有缺点，疏漏之处太多，建议中文大学不要出版；接着指出王郭二先生失和由来已久，在台师大期间就有矛盾（即二人因出身“北大派系”和“南高派系”而失和），同时认为同辈之间的冲突，有时是冷酷而无法调和的。

综而论之，两岸学人对王德昭生平事迹的总体追述或者部分追述，基本围绕“家国天下”和“人文关怀”这个两关键词展开。

2 王德昭治学成果的研究

2.1 治学领域广阔与重视中西历史比较研究

郭少棠《王德昭师的治学规模》[1]162-164，认为王氏持开放和冷静的态度为中华文化摸索新生之路；举例《服尔德著作中所见之中国》《从世界史看中国史》说明王氏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有深度，指出其中西历史比较的胸襟和心愿主要受五四以来国人希冀全面认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的影响。陈万雄《德昭师的为学与做人》[1]165-171，认为王氏的教学认真而富有启发性，史学研究博大而有光辉；指出王氏学问有百川归流的姿势，并举例王氏著作《清代科举制度研究》说明汇通中西历史的意图；还指出王氏治学特点在于“从大处着手，由要处入手”。周佳荣《从〈明季之政治与社会〉到〈清代科举制度研究〉——我所认识的王德昭师》[1]172-176，认为王氏治史规模宏大；指出王氏对中国史学的一大贡献在于“从世界史看中国史”。王尔敏《王德昭教授在台湾师范大学时期之历史教学》[15]130-134，强调在台湾师范大学时期，王氏以西洋史为最重要的事业；还指出王氏晚年最为人忽略的就是艺术史专长，尤其是佛教艺术有很深素养。王尔敏《近代中国思想研究及其问题之发掘》[16]452还指出王德昭通熟古今中外思想哲学，而且治学谨严，胸襟恢廓，可以包罗全局，足为世界一流学术表率。

孙若怡《传承与开拓：一九四九年后港台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17]399，认为香港对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成就，实奠基于20世纪70年代王德昭、卫聚贤及王曾才诸位先生；指出王德昭为西洋史学前辈，《西洋通史》为其通论性著作，尤其关注欧洲启蒙时期与明季中国发展的问题。郭少棠《文化的冲击与超越：当代香港史学》[18]，认为王德昭着重中国与西方近代文化交流中所产生的思想转型和中西史学方法的比较，为香港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比较史学传统。郭少棠、邹重华、董群《香港的史学研究》[19]140-142，认为王德昭在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西洋史与中西交通史均有所贡献，为香港培养了不少西洋史学生。

2.2 王德昭治学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

梁伯华《王德昭教授与近代中国史研究》[20]151-154，认为王氏的学术领域广大，治史方法中西兼备，取材宏博、立论公允；指出王氏对近代中国史研究主要从1960年代开始。林启彦《香港地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王德昭教授》[21]107-116，认为王氏是香港地区史家中的中流砥柱之一，主张治学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其学养史识与早年受北大哈佛两大学严格而博雅的训练有关，故能吸收多种史料多元史观熔炼一炉自成一家；然后从一个意识（即史家自觉——天人意识）、两个关怀（人类文化远景和近代中国国运隆替）、四大课题（自强运动、戊戌维新、立宪与革命、孙中山思想研究）等角度出发，具体阐释了王氏的中西历史比较和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成果。林启彦《战后香港地区的中国近代史教研成果》[22]12-14，18-19，认为在罗香林、王德昭等教授传授熏陶下，中国近代史的研习风气逐渐得以形成，开创出一套多元、平衡的和调和中西观点的研究学风,并成为下一阶段香港的中国近代史教研队伍的骨干。

李侃《王德昭及其遗著〈从改革到革命〉》[23]506-508，指出王氏书生本色和学者风度集于一身；然后就《从改革到革命》一书指出王氏把从改革到革命看做是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发展过程，从而分析出王氏是一个扎实的人，表现出可贵的史识、史才与史徳；最后指出王氏因其生活颠沛流离更能深刻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历，从而写出的文章更能反映王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化和成熟。

章开沅《台湾、香港的辛亥革命研究》[24]234-235，246-248，认为赴美研究的吴相湘、王德昭等人因具备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对西方史学并不盲目尊信，甚至还指出西方学者阐释中国历史不准乃至背离史实的局限；指出对香港的辛亥革命研究有重大影响的是王德昭，举例王著《从改革到革命》说明王氏擅长于史料的综合和分析，亦能充分利用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带有综合性，结论较为公允客观；还指出由于王德昭的倡导和示范，中文大学研究辛亥革命的风气渐盛，林启彦、陈万雄、周佳荣等一批人均受王氏影响，走上了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研究的道路。《章开沅文集》还多次提到了“大陆与香港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者联系较早也较密切，已故的王德昭先生和吴伦霓霞等在推动交流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25]161，179。李金强《从帝制到共和：中华民国的成立》[26]17，认为香港之辛亥革命史研究以罗香林、王德昭二人影响最大，现时香港研究孙中山及辛亥革命史之学者，大多受二人之影响；其中又以王德昭倡论辛亥革命为“知识分子”之革命最为突出。为表彰王氏的治学功绩，香港中文大学创立了“王德昭纪念学业奖”[27]130，用以鼓励学术论文优异之学生，惟其论文必须与中西文化交流史或现代中国历史有关。

综而论之，两岸学人对王德昭治学成果的总体评价或者部分评价，基本围绕“重视近代”和“中西交融”这两关键词展开。

3 关于王德昭史学研究现状的反思

通过上述回顾可知，两岸学人对王德昭史学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林启彦提出的“王德昭为香港地区近代史先驱”说），并形成了一些基本认识，即王氏为人之道在于“家国天下”和“人文关怀”，治学之心在于“重视近代”和“中西交融”。这些成果加深了大陆学人对港台学人、港台史学的认知，对后人的为人与治学具有借鉴意义。

但是，两岸学人对王德昭史学的研究现状也呈现出“研究不均、程度不深”的特征，即港台学者多于大陆学者、生平事迹追忆多于学术思想评价、近现代史和中西交流史研究比其他领域研究多。具体表现为：从研究时间来看，20世纪八十年代的文章最多，九十年代的文章次之，21世纪后的文章最少；从研究群体的地域看，港台学者最多，大陆学者偏少，海外学者偶有涉及；从研究群体与王德昭的关系来看，王氏的学生如林启彦和郭少棠研究最多，王氏的同事和北大旧友次之；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多集中于北大旧友的生平追忆和港台学人的学术评价，其中事迹追忆的最多，且全体性事迹少于单一性的事迹，学术评价的偏少，其中评价近现代史的最多，中西交流史的次之，其余领域偶有涉及均没展开具体研究，概述性评价偏多，具体评价偏少，缺乏全局性的学术评价，且涉及王氏为人、治学的评价多以正面为主，几乎没有负面评价；关于王氏思想变化的原因之类的研究更是缺乏。

而造成这种研究不均衡的特征，又与王德昭颠沛流离的生平经历有关。这种颠沛流离是20世纪中国社会风云变换的具体反映，因而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研究旨趣不同，从而呈现出研究阶段性和地域性皆不均衡的特征。具体表现为：抗战时期辗转大陆多地服务抗战；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隔离、信息不通，50年代台湾的党禁政策；1966年后一直执教香港；1973年参与章士钊祭奠事件为台湾所不容而遭淡化；1978年大陆开放后，两岸始有互动。当然，研究不均衡的特征还与王氏自身留下的回忆性文章以及反思性文章偏少有关；与王氏相关的人和事随时间流逝而逐渐消失这一客观因素也加剧了研究的不平衡性。

因此，王德昭史学的研究空间还有待开拓，研究深度还有待挖掘，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可以深化研究：第一，王氏生平事迹的求证和完善。如，早期求学遇到的人事，尤其是早期参与的各种编辑工作；中、晚期参与的各种学运、学术会议；逝世后埋骨美国加州的原因，这些关键性事件都有求证落实、完善补充的必要。第二，在求证王氏生平经历的基础上，研究这些经历、人事对王氏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又如何影响王氏的治学。第三，王氏史学成就的充实和完善。王氏因为有着中西教育的背景，在很多历史研究领域都有一定造诣，如明清史、中国艺术史、西方思想史、史学研究法、历史教学论等领域需要我们进行细致的研究。第四，王氏史学思想的研究与提炼。在完成上述三步的基础上，结合人事和世变的关系，分析出王氏史学思想的内涵、渊源以及演变过程。

总之，王德昭教授留下的史学遗产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研究与继承。

参考文献：

[1]《王德昭教授史学论集》编委会.王德昭教授史学论集[C].香港:中华商务联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1985.

[2]王梓良.德昭逝世二周年祭[J].大陆杂志，1984（3）:143-145.

[3]关志昌.王德昭（1914-1982）[J].传记文学，1986（3）:144-145.

[4]牟润孙.海遗丛稿（二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湖南省组织工作文献资料小组.湖南省组织工作文献资料选编（1920年-1949年）[M].湖南省组织工作文献资料小组出版.1990.

[6]何兹全.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7]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南文史资料:[Z].1994.

[8]平顶山市政协社团文史委员会.鹰城历史事件[Z]//平顶山文史资料第11辑,2001.

[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院校·第26辑[M].贵阳: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1987.

[1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