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帅

(安徽大学 历史系,合肥 230000)

1792年6月，乔治·马戛尔尼奉英王乔治三世之命，率领三艘航船，从交趾的多伦海湾出发，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之名出使中国。此次中国之行目的十分明确，即以外交方式打开中国市场。其后，该使团主要成员乔治·马戛尔尼、托马斯·斯当东和约翰·巴罗等人公开撰文，记录此次中国之行。这些记录文字先后以文章和图书的形式被介绍到中国，主要包括乔治·马戛尔尼的《龙与狮的对话：乾隆英使觐见记》、托马斯·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和约翰·巴罗的《我看乾隆盛世》等。从他们留下的记录看，其中对中国科技的描述和思考着墨颇多，涉及的科技领域十分广泛。笔者以该使团主要成员的访华记录为视角，梳理清乾隆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状况，分析其记录之得失，进而探讨彼时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真正历史原因。

一、马戛尔尼等人对中国科技发展状况的观感

18世纪后期的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新技术被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之中，逐渐成为“世界工厂”，这让英国人深刻意识到科技的力量。源于对自身科技水平的自信，马戛尔尼赠送给乾隆皇帝的礼品全部是当时最先进的科技工业制品。在英国人看来，“能发挥实际而耐用作用的现代科技和技术方面的东西”更能引起乾隆皇帝的兴趣。斯当东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除去政治上和商业上的理由外，一个意义更大的人道主义的和科学研究的原因也包括进来考虑这项计划。”[1]英国人醉心于本国已取得的科技成就，使得马戛尔尼使华团的主要成员更多地将目光投向中国的科技领域。

(一)天文学

众所周知，西方现代科学发端于天文学。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等天文学家通过在天文学上的新发现，有力冲击了天主教会错误愚昧的天文观，科学领域的发展随之呈突飞猛进之势。在古代几乎各个文明里，天文学都或多或少地受宗教势力或者皇权的垄断，很难将之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因此，一个国家天文水平的高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其科学态度是否端正、科学实力是否雄厚。马戛尔尼等人行至通州时，恰好遇上了一次日食，使团成员记录了当时的情形以及对中国天文学的看法。据其记载，彼时“大街小巷贴满了布告，各色官员一律素服，所有店铺当天一律闭门歇业”[2]。日食开始时，皇城里钦天监成员以及文人学士皆跪倒在地，叩头九下，同时锣鼓喧天，企图吓跑吞食太阳的天狗。对于马戛尔尼进献的望远镜，“皇帝不谙用法，拟请贵使派人前去试演。余乃令吉伦博士偕一议员……吉伦归时，言：试演之际，有华官数人，虽于望远镜各种应用之程序茫无所知，然犹自命在行，一知半解，指点一切。余惧其未能纯熟反致坏事，仍依顺序教授之，至于完全明白而后已”[3]。中国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国家，虽然中国的天文学没有像中世纪的欧洲那样沦为宗教的附庸，但在皇权的威压下也逐渐走偏了方向。“仅根据这种荒唐夸张的仪式，推论他们对天文学原理一无所知也不失公允。”[2]207在此次中国之行的记录中，斯当东认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一套完整严谨、信而有征的记录”，但不幸的是“很快坠入到占星术的错误幻想上去”；马戛尔尼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天文学“大多仅是占星学的废话”[4]。

(二)医学

根据记录，约翰·巴罗等人行至舟山时，因吃了大量未成熟的果子导致上吐下泻。舟山当地官员派遣一名大夫前来为其诊脉，而这名中国大夫留给巴罗的印象是：“他双目凝视天花板，同时握住我的手，自手腕起，逐渐移向胳膊肘，以手指时重时轻地按压，仿佛在弹羽管剑琴似的。”[2]249在巴罗看来，这位大夫的行为更像表演。十多分钟后，大夫得出其由于饮食导致脾胃不调的结论。但巴罗却认为，大夫的结论是出于其多年行医的经验。因为在巴罗眼中，中医“诊断病理的方法极其有限，往往是荒谬的，老是出错”[4]325。斯当东的记录中也有类似的观察：“许多江湖医生利用医学的落后以及人民的无知和迷信，故弄玄虚制造一些所谓秘方赚钱……中国医书上固然也有一些人体构造图，不过错误百出。”巴罗认为中国医学落后，并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没有医学的公立学校，医生没有学位、身份或财富等。斯当东则从科学体系的角度，认为中医“无法把个别事例和观察联系比较成为一套系统理论，对事物的性能无法试验，同样事物在不同部门各执一词，不能从解剖中得出推论，也不能构成科学定律”[1]458。

(三)机械装置

据记载，马戛尔尼使团受邀前往圆明园时，见证过中国技术工匠的高超水平：两名中国工匠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礼品中的一对巨大的玻璃烛台准确无误地安装好；行星运行仪顶上一块玻璃片在路上被打碎了，使团的英国工匠曾经试图按照原来玻璃片的弯度用金刚石来刺，结果未获成功。而一个中国工匠居然能在一块弯的玻璃板上刺下一小片玻璃并将其丝毫不爽地安配上去。对此，巴罗虽也承认“中国人头脑灵活、颖悟”[4]297，但他还是认为中国人没有利用机械装置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习惯。马戛尔尼也认为，中国人“不懂得或者不提倡首先体现在机械上的科技，遇到困难只能增加人数和劳力去克服”[4]64。斯当东则认为，中国人没有好奇心，浅尝辄止，“只达到了初步使用目的就中止”。

(四)火药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唐朝末年，火药就已经被用在军事上。在记录中，马戛尔尼等人承认火药和印刷术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但中国人却没有对其继续加以改良和利用。马戛尔尼邀请福康安一起观看欧洲最新的火器，福康安的答复出乎马戛尔尼的预料：“看亦可，不看亦可。”马戛尔尼由此感叹：“既无火器，而犹故步自封，以没什么稀罕一言了之，吾诚不解其用意所在矣。”[3]113尽管火炮技术早就被中国发明并运用到战场上，但没有进一步改进，以至于需要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教授中国士兵操作火炮的方法。巴罗观察到士兵在放类似手枪筒的火器时“十分害怕，以致用导火线将它们一个个连接起来燃放”[4]294。事实上，当时火器还不是中国军队的常规武器，士兵在战斗中仍以使用冷兵器为主。“诸亲贵多不习文艺……以武事为诸亲贵之唯一教育。所用军器以弓箭、朴刀为主。青年亲贵，殆无不寝馈于此者，故国家有乱大都视骑兵之骁勇善战以戡定之。余曰：骑兵诚勇矣，但军器终当改良，吾欧洲诸国前此亦用刀枪弓矢为战器，今则大半已用火器代之矣。”[3]118

(五)航海技术

马戛尔尼使团由海路回国，只见一路上河道淤塞，“船只概从沙上强力拽过”，“吾英苦力见之未有不为之咋舌也”[3]199。由此，马戛尔尼认为，中国不擅长造船和航海术，中国船只质量差，承受不了远洋航行过程中的狂风巨浪，因此能到达南洋的巴达维亚堪称奇迹。在马戛尔尼等人看来，为其领航的中国领航员“只有落后的小航海罗盘，没有航海图，也没有校定纬度的工具”，船只只能在靠近陆地的浅海区域行驶。英国是海洋国家，在这之前的几百年里，其航海技术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所以斯当东不无自信地认为，只有当“两个中国领航人上到英国船之后，他们才能体会一个精确的罗盘对于大胆的欧洲航海者的用处有多大”[1]204-207。

二、马戛尔尼等人对中国科技评价的分析

马戛尔尼使团带着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满怀对世界的征服欲望，前来拜访久闻大名的传统东方帝国——中国。面对中国这一老牌农业帝国的“科技”水平，马戛尔尼等人不免“大失所望”，其纪录中尽管不乏中肯之论，但也有不少是傲慢与偏见，需要我们进行客观分析，不能盲从。

在天文学方面，是否真如巴罗所言，仅看某些天文仪器的摆放位置就足以证明“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的无知”呢？[2]208事实是，在中国历史上，宋元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鼎盛时期，因这一时期“颁行历法最多……其中郭守敬等人颁布的授时历性能最优，连续使用了360多年；许多历法的回归年长度和朔望月值与现代理论相差无几，在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5]。只是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出现停滞，其中既有政治、经济等外部原因，也有天文学本身的原因。元代天文观测已到肉眼极限，除非使用凹凸镜片，否则无法进行下一步探索。望远镜在14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应用于天文观测领域，而传入中国则是在明末。另外，与西方擅长几何不同，中国古代擅长算术，因而在天体运动上未能深入探究。明清之前中国天文学成就并不落后于中世纪的西方，因此，巴罗所谓中国人对天文学“一无所知”实乃夸大其词。

在医学方面，与西方甚至埃及医生享受崇高的待遇不同，中国古代医生的社会地位不高，明清两朝更是以参加八股考试、入朝为官为正道，医生被视为低贱的职业。中国古代除了杰出医学家张仲景、李时珍等人外，医药行业从业人员良莠不齐，一些未经专业训练的僧道中人混迹其中。尽管在中医的世界里，外科手术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毁伤之传统观念的影响而无法开展，但马戛尔尼等人将中医的“望闻问切”视为骗人的把戏，将把脉看作虚伪而无意义的仪式，这显然是充满偏见的武断。西医重视人体生理学，通过解剖认识人体结构，从微观上治疗病情。而中医则从宏观角度，将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将中医看作骗人的把戏，是马戛尔尼等人不了解中医所致。

在机械装置方面，中国人更关注实用层面。尽管中国人没有将机械节省人力延展为全社会的生产原则，但不能将其原因简单归结为中国人天生缺乏好奇心，因为对机械的广泛运用取决于当下社会生产力和现代文明的发展水平。依据日本经济史学家速水融提出的“勤业革命”的概念，18世纪末的中国还处在劳动密集型社会，并非英国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社会。这两种社会的文明形态迥然相异：在“勤业革命”社会里，勤劳是美德，而借助“奇技淫巧”则意味着偷懒。诚然，越是所谓的“勤劳”，越将社会拖进贫穷的深渊。提高社会整体生产力并非一个长期处于农耕文明的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统治者更在意的是稳固其政权，把人民禁锢在土地上终日劳作，使其没有闲暇的精力反抗不合理的社会秩序。这就决定了在清代乾隆时期的中国不可能看到类似马戛尔尼使团礼品单里科技含量很高的机械设备。中国人的科技智慧主要在一些精妙的手工机械工具上得以体现。斯当东就曾称赞中国熔铁炉旁的风箱“工作过程中使用力气十分平均，不致一时太过”[1]372，并决定带一个模型回英国，对其构造做进一步研究。中国木匠用的刨，构造十分精巧，工作起来方便省力。中国理发匠用的剃头挑子，放下来可以给客人当椅子，挑起来可以方便地存放理发工具，简单精巧。由此可见，中国人并非不擅长制作工具，只是这些工艺高超的工具几乎集中在体积较小、满足于浅层次生产生活需要的手工器物上，距离现代工业机器还有较大的差距。

在航海技术方面，当时中国已然落后。英国的崛起主要仰仗其航海技术的发达，特别是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逐渐在海洋上取得霸主地位。中国航海术曾经在很长时期内都遥遥领先于西方诸国：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无论在时间还是规模上都远超西欧，中国的船只数量多、体积大，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海域。不过郑和后继无人，不到400年，中国航海事业急剧衰落。清朝统治者游牧出身，不擅长海上事业，而且从国家安全考虑，长期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使得中国曾经领先的航海技术不进反退。因此，马戛尔尼等人对中国航海技术的评价还是实事求是的。

综上所述，“马戛尔尼使团关于中国的记录彻底颠覆了《马可·波罗游记》以来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乌托邦形象”[6]，其对中国科技发展状况的直观印象是落后、停滞甚至倒退的，尽管一些论断有失偏颇，“但英国人勾勒出一副新的、趋近于真实的中国图景”[7]，清代乾隆时期中国整体科技水平落后于西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三、清乾隆时期中国科技发展滞后的原因

乾隆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几大盛世之一，这一时期政治空前稳定，人口数量稳步增长，然而与同时期西方比较，乾隆盛世却是一个“只有生存权，没有发展权”[8]的盛世。结合马戛尔尼等人对清代乾隆时期中国科技发展落后状况的评析，笔者认为，造成这一时期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处在一个封闭的文明圈。北部是严寒的西伯利亚，西北有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西南有高海拔的雪域高原，南部是瘴气密布的崇山峻岭，东部面向大海，这就使得中国的科技文化难以同外部世界沟通交流，“邻近小国在各方面都比中国落后，这是他们对待外人目空一切，高傲自大的根源”[1]473。事实上，西方科技成果在明清两朝已经随着西学东渐部分传到中国，不过并没有推动中国科技发展，还起到了反作用。正因为乾隆皇帝之前接触过西方的工业制品，使得他认为这次马戛尔尼使团送来的礼品并没有太多新鲜的东西，不过还是些“奇技淫巧”而已。乾隆皇帝以静态的观点理解科技，认为中国虽然制造不出这些东西，但“这些在中国因其科学知识或技能而被接纳的外国人只能使皇帝更加相信他的国家不需要国外新来的东西……既然一些外国学者不停地为天朝帝国的最高荣誉提供无偿服务，那么乾隆皇帝又为什么要对英国使团的要求做出哪怕是点滴的让步呢？”[9]现代科学的进步是建立在一整套社会文化、生产方式大变革的基础上的，中国长期处在孤立的东亚文明圈，其意识形态是提倡等级分明的儒家思想，经济生产模式是小农经济，加上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独裁，进而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现代的文明不兼容，这种惯性如此之大，不可能依靠几门西方火炮，几架天文望远镜就能迅速扭转。正因为没有产生现代文明的苗头，即便中国历史上在科技领域取得领先地位，也不可能成体系地继承和发展。“中国在和外部世界接触的早期就产生了自我隔离机制，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10]马戛尔尼在返国途中面见两广总督长麟，用火柴给长麟点烟，长麟对火柴感到十分诧异新奇。事实上，“据10世纪的中国文献记载，火柴在6世纪末就发明了，当时把火柴叫作火奴儿”[9]477。而到了乾隆年间，当时的中国人却没有见过火柴，可见中国许多科技发明被自己遗忘了。

其二，清朝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下层百姓懵懂无知，中国社会普遍对科技不感兴趣，人们缺乏好奇心。马戛尔尼认为，“无论乾隆本人，还是他身边的人，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奇心”[4]63。维持统治秩序，扼杀任何创新的苗头，是发动过文字狱的乾隆皇帝坚持的执政原则。乾隆皇帝甚至认为，“这些奇技淫巧之物根本无法与他所作的四万二千首诗歌相媲美”[11]。即使康熙皇帝对科技很感兴趣，甚至学习了几何、算数、天文等现代知识，但也仅作为个人业余爱好，难以动摇其执政理念和行为。马戛尔尼使团在圆明园觐见乾隆皇帝时，提到其祖父康熙皇帝，朝野上下无不震惊，据马戛尔尼的纪录，“就好像我们不应该知道似的”。至于官僚要么对科技完全漠视、蔑视，要么即使感兴趣，也同乾隆皇帝一样流于表面。比如广东官员醉心于追求一种内装弹簧齿轮、外镶珍贵宝石的八音匣，对这种华而不实的奢侈品的追捧，是出于赶时髦追时尚的心态，而并非真正对科技感兴趣。至于普通民众连接触高科技产品的机会都没有，更遑论产生好奇心了。因此，严格来说，彼时中国各阶层对西方科技仅处于表层的猎奇阶段，距离产生真正的好奇心进而有所行动的境地还很远。

其三，中国曾经在历史上取得的瞩目成就容易让人产生幻觉：西方的这些新玩意儿早已被我们的祖先研究过，只要认真在古籍里找一找，就能再现比西方更精良的科技产品。“当全欧洲仍处于野蛮的时代，他们已经具有与现在同等水平的文明，但他们没有丝毫进步，许多方面却在退步。”[4]331尚古思想让中国人相信“天底下没有新鲜的东西”，这无疑阻碍了科技创新。认为自己的知识已经完备的观念是中古时期农业文明社会形态的通病，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说：“几千年来，我们之所以无法用科学来推动增长，是因为大家误以为各种宗教经典和古老传统里已经提供了世界上所有的重要知识……科学最大的发现是让人类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人类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所知竟如此之少，就突然有了很好的理由要去追求新知，从而开启了科学推动进步的道路。”[12]因此，与其说中国人骄傲自满不愿接受西方先进科技之事实，不如说一个前现代文明的社会里是不可能出现承认自己无知的情况的。这是历史阶段的客观局限，而非历史人物的主观狂妄。

其四，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政权，其整体文明程度不如汉人，导致统治者不自信，对社会创新怀有本能的恐惧。康乾年间文字狱达到顶峰，借着修书的旗号毁书，对文化的禁锢登峰造极。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带给乾隆皇帝的最大直观感受，不是对其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欣赏，而是这一看起来并不弱小的国家，将会对清朝的国家安全产生威胁。尤其是使团携带的礼品中包含大量的军事装备：榴弹炮、卡宾枪、连发手枪等，更引起乾隆皇帝对英国的警惕。牛津大学沈艾娣教授即认为乾隆皇帝坚信英国有侵略中国的野心。英国人要求划出舟山或广州附近的小岛，供他们居住存货，也被乾隆皇帝拒绝：“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13]由此可见，乾隆皇帝对领土安全问题十分敏感。马戛尔尼使团离开北京之后，乾隆皇帝下令严守海岸线，做好军事防御准备，防止沿海地区被英国人占领。对于乾隆皇帝来说，稳固其统治、消除外来威胁是根本，至于眼花缭乱的科技礼品，不但不可能让其心生好感，只能更增添其政治忧虑。

四、结语

西方自13世纪起，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科学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等重大趋向现代文明的变革。约在乾隆出生的200年前，麦哲伦就已经完成了环球航行，全球化进程由此开始。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确立资产阶级统治，乾隆在位的60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产业革命的全过程，“新的生产力像蛰伏地下的泉水，突然喷涌迸射出来。工农业产值几百倍、几千倍地增加，物质财富滚滚而来，源源不绝”。同时，西方各国紧紧追随英国的脚步：1748年(乾隆十三年)，孟德斯鸠发表《论法的精神》；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795年(乾隆退位两年)，华盛顿拒绝出任美国第三任总统……从18世纪中期开始，英国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航海等方面的巨擘。而地球另一端的中国，乾隆皇帝正通过政治权术将封建政治建设到顶峰，尽管他也知道地球是球体，通过传教士了解到天体运动规律，但与加强封建统治，享受“乾隆盛世”的安逸相比，一切“奇技淫巧”都是多余的。就像李约瑟认为的那样：“一种文化拒绝从另一种文化借用资料……当时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欧洲人的思维模式都已经如此定型，以致让他们接受任何外来的新东西，即使不能说是不可能，至少也应当说是十分困难的。”[14]马戛尔尼在结束这次失意的中国之行后说：“我们从历史知道，即使最高明的理智也可能会被繁荣昌盛所扭曲。”[15]半个世纪以后，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下不得不探索新的道路，也为曾经错过的历史机遇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1]托马斯·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11-21.

[2]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M].李国庆，欧阳少春，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206.

[3]乔治·马戛尔尼.龙与狮的对话：乾隆英使觐见记[M].刘半农，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98.

[4]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61-406.

[5]陈久金，杨怡.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3.

[6]卢晓娜.18世纪英国精英界中国观的变化[D].兰州：兰州大学,2016.

[7]李勇.西方对马戛尔尼使华的历史阐释[D].长春：吉林大学,2013.

[8]张宏杰.饥饿的盛世：乾隆朝的得与失[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48.

[9]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M].北京：三联书店，1995:153.

[10]戴逸.清代乾隆朝的中英关系[J].清史研究，1993(3)：1-8.

[11]葛承雍.大英帝国与东方睡狮的初次碰撞——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二世纪反思[J].炎黄春秋，1993(11)：87-90.

[12]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190.

[13]赵之恒，等编.大清十朝圣训[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4594.

[1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250.

[15]刘凤云.谈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礼节冲突[J].清史研究，1993(1):9-11.

[责任编辑文 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