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青

摘 要： 《日瓦戈医生》和《围城》这两部作品创作于不同时间、不同国家和不同作家，但都对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艰难处境作了详细描写。虽然帕斯捷尔纳克和钱钟书在作品中表现的内容各有侧重，但都从爱情婚姻和社会人生等方面展示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探究造成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原因，背后体现的却是中俄不同的民族文化。

关键词： 日瓦戈 方鸿渐 悲剧命运 民族文化

钱钟书的《围城》和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分别描写了20世纪前期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现实，表现了战争时期动荡不安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虽然钱钟书在作品中侧重表现的是人物本身的探索，对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的涉及较少，而帕斯捷尔纳克主要表现的是处于宏大的社会历史中的主人公对时代的所思所感，但是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却是两部作品相同的主题。方鸿渐和日瓦戈都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两人在经历了爱情婚姻和社会人生等各方面的探索之后，与周围的世界显得格格不入，最终都走向了悲剧的命运。但反观两人悲剧命运的成因，背后体现的却是中俄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

一、爱情婚姻无疾而终的悲剧

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日瓦戈医生》中的主人公日瓦戈出生于俄罗斯一个没落的富商之家，父亲抛弃家庭不知所踪后来在醉酒后跳火车自杀，母亲死后他被舅舅带走寄养在化学教授的家中，他天资聪慧，受到了良好文化熏陶。在上大学时，日瓦戈攻读医学的同时还进行诗歌创作，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在1915年他入伍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完全被卷入了“动荡”、“混乱”、艰难的时局漩涡之中。自此之后，日瓦戈经历了包括爱情婚姻家庭、社会人生等各方面的探索，最终走向了不可抗拒的悲剧命运。

日瓦戈在爱情和婚姻方面的探索主要表现在他经历的三个女人，冬尼娅、拉拉和玛丽娜。日瓦戈与冬尼娅从小相伴度过了很长时间，他们之间的爱情是一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感情，大学毕业后的两人顺理成章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婚后的夫妻关系相敬如宾。但是这种和谐的夫妻关系却被拉拉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战争破坏。战争时期，虽然日瓦戈深谙自己对家庭的责任，但是作为家里的男人仿佛一直是缺席的状态。日瓦戈与玛丽娜也有过一段仓促的婚姻，但是这段婚姻中并没有爱情，日瓦戈更像是在不自知的状态下进入这段婚姻的。由此看出，日瓦戈的婚姻生活是不幸的。

拉拉是日瓦戈生命中很重要的女人，帕斯捷尔纳克着重描写了日瓦戈与拉拉之间浪漫且刻骨铭心的爱情，在战争动荡的背景之下这种心心相印的感情更显得荡气回肠。日瓦戈第一次见到拉拉是在少年时，初次相见日瓦戈便从拉拉的眼神中将其受制于人的情形看得一清二楚，“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情力量”使得日瓦戈心碎。第二次相见是在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舞会上，拉拉向科马罗夫斯基开了枪，但是并没有打中，这也给日瓦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拉拉和日瓦戈第三次相见是在一战前线，拉拉是一名护士而日瓦戈是一名医生，这次的相处使得日瓦戈更加了解眼前的这位女子，他清楚地看到了拉拉忧郁的眼神和坦露无遗的忧郁面容，他泄露了自己内心的波澜，但是在拉拉却及时制止了这一段“误入迷途”的感情。而再次相见已是多年之后，日瓦戈在瓦雷基诺图书馆不经意间的一瞥，注定了两人之间不平凡的爱恋。事过境迁，再续前缘，在瓦雷基诺的时光是两人度过的最美好的岁月。这两个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人，仿佛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另一半，“使他们结合在一道的，不只是心灵的一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俩与其余世界之间的鸿沟”。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惺惺相惜的爱情更加感人至深。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一波三折充满坎坷，以悲伤的结局而告终，日瓦戈在爱情方面的遭遇令人同情。

《围城》中的方鸿渐出生于江南旧乡绅家庭，父亲是前清举人，他从小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后来受到名义上的岳父的资助出国留学，虽爱好广泛但并无实学，几次换专业之后迫于压力不得不买了一个假文凭作为对家人的交待。钱钟书详细描绘了他坎坷的爱情经历。方鸿渐在回国的船上邂逅了鲍小姐和苏文纨，此时的苏小姐已对方鸿渐倾心，但是方鸿渐却唯独喜欢对鲍小姐献殷勤。方鸿渐在船上受风流的鲍小姐的引诱偷情，但这样的“爱情”终究只是逢场作戏，所以当鲍小姐被自己的未婚夫接走之后便无疾而终。方鸿渐在与苏文纨的交往中始终是以带着一种虚荣心在玩火，苏小姐也不过是他寂寞的排遣，他对苏小姐殷勤也只是为了打发空虚无聊的时间。但是苏小姐对这段感情却很认真，面对苏小姐的步步紧逼，方鸿渐终于不能接受她的情深意切而败下阵来，唯有落荒而逃求得解脱。方鸿渐对唐晓芙一片痴心、日月可鉴，只是这位未涉人世的纯洁少女对爱情怀有太多浪漫的幻想，而这样的爱情又往往太脆弱。虽然两人心中都有彼此，但是一系列的误会与巧合还是让这对有情人最终难成眷属。方鸿渐与孙柔嘉之间更是让人质疑爱情存在的可能性。我们在其中只是看到了孙柔嘉对方鸿渐的步步为营。在去三闾大学的路上过桥的时候，方鸿渐大概是有恐高症，是孙柔嘉牵他过桥的，方鸿渐觉得孙柔嘉很温柔体贴。在三闾大学工作的时候，孙小姐工作上有困难的时候都回去找方鸿渐请教，表现得像一个毫无主见的女学生。此时的方鸿渐正恋爱受挫，事业不顺，孙柔嘉的这些举动无疑是满足了方鸿渐想扮演一个英雄的虚荣心。相同的异乡漂泊的体验使得两人惺惺相惜，方鸿渐对孙柔嘉渐渐产生了好感。孙柔嘉还故意利用陆子潇追求自己的事件大肆制造谣言，引起方鸿渐的注意并获取同情。后来又假造有人写“匿名信给爸爸”这一事件，順水推舟，方鸿渐稀里糊涂地与她订了婚。订婚之后的孙柔嘉已全然不是之前的模样，“鸿渐最初以为她只是个女孩子，事事都要请教自己；订婚以后，他渐渐发现她不但很有主见，而且主见很牢固”。方鸿渐和孙柔嘉在回上海的途中匆匆成婚。不可否认，方鸿渐与孙柔嘉在婚后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时期，但是之后的日子争吵却成为两人婚姻生活的主旋律。两个家庭对彼此的不满意、工作的不顺利、李妈的小报告，这些生活中的琐碎让两人之间原本就脆弱的夫妻关系变得不堪一击，小说的最后，两人以方鸿渐去重庆投奔赵辛楣为导火索大闹了一场之后曲终人散。方鸿渐在婚姻的围城中进了又出，匆匆而过。

二、社会人生探索的悲剧结局

日瓦戈在社会人生方面的探索主要体现为他对革命的预感、反思和评说。当革命将要到来之时，他已经提前嗅到了革命的味道，在一战前线与拉拉谈论未来社会将要发生的变化，周围的自然界仿佛也受到了日瓦戈兴奋、激动心情的影响，表现出一种革命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蠢蠢欲动的氛围。“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树木，也聚集到一起来议论。夜间的花朵同样在作哲理的思考。一幢幢的砖石楼房都起来聚会了。”日瓦戈认为将要到来的革命是必然之势，涉及到俄国的每一个人甚至是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他对这次触动整个俄国社会根基的革命是欢欣鼓舞地迎接，期盼着革命早日到来。当期盼已久的革命最终到来，日瓦戈的反应可谓是喜出望外。革命胜利建立的新政权深深震撼着他，使他无法冷静。“一次绝妙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出色地把发臭的旧脓包全切除了！对于几个世纪以来人们顶礼膜拜而不敢抗争的不公正制度，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简单明了的判决。”日瓦戈以为革命将带来公正美好的新生活，但是革命之后的内战充满了血腥和杀戮，人民的生活也并未因此得到改善，这样的暴力革命与日瓦戈所信奉的人道主义相背离。他改变了对革命的看法，“我本来很倾向革命，但现在我认为靠强力是什么也得不到的。只有用善行才能引人向善”。他放弃了医学，避而不谈自己的医生身份。革命的双重性使他陷入了迷茫而感到无所适从。在革命后被虚伪的言辞统治的社会，人云亦云的感情俗套成为了人类普遍的共性，而在此坚持独立思考的日瓦戈终究与周围世界显得格格不入，他最后走向死亡的悲剧命运也是不可避免的。

方鸿渐从国外回来便开始了自己的社会人生探索之路。社会于方鸿渐而言也是围城一般的存在。初入社会的方鸿渐刚开始在周先生的安排下在点金银行工作，整天无所事事，感觉气闷。后来他与唐晓芙的恋情无疾并与周太太产生了矛盾，他与周家的缘分只能到此为止。正在此时，赵辛楣邀请他到三闾大学当教授。经过一路的奔波到达学校，高松年便自导自演地给了方鸿渐一个下马威，把他从教授降为了副教授，而自知心虚的方鸿渐并没有计较。三闾大学虽然并不知名且地处偏远，远离战争，但是整个学校的氛围和抗战时期社会整体紧张的氛围差不了多少，“派系林立”、结党营私、勾心斗角、争名夺利、见风使舵，一片乌烟瘴气。面对表里不一的高松年、自私钻营的李梅亭、恶毒无耻的韩学愈、公报私仇的刘东方等一派强劲的对手，正直懦弱、毫无防备、不会左右逢源的方鸿渐根本无力反击。与此环境格格不入的方鸿渐必然是不走不可，而辛楣丢下的《共产主义论》正好成为高松年解聘他的绝妙借口。方鸿渐深刻体会了人走茶凉的经历，他走的时候，没有一个同事替他践行，“鸿渐地位不高，又不属于任何系，平时无人结交他，他也只跟辛楣要好，在同事里没撒播饭种子”。回到上海之后，他又在辛楣的帮助之下，在报社当了资料室主任。国难当头，因为政治原因，报馆总编辑王先生因为编辑方针与管理层闹翻，他知道王先生是个正义的人，虽深谙职业难寻的道理，“在一切机关里，人总有人可替，座位总有人来坐，怄气辞职只是辞职的人吃亏，被辞的职位默然不痛不痒；人不肯坐椅子，苦了自己的腿，椅子空着不会肚子饿，椅子立着不会腿酸的”，但他仍旧坚持正义而舍弃了工作。方鸿渐游走在社会中，从一份工作的“围城”到另一份工作的“围城”，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恋爱婚姻职业等这些曾经让方鸿渐充满希冀的东西最后都无一例外地将其舍弃，他甚至遭到了父母的嫌棄。他正直而懦弱、善良而彷徨，他总是不断地去追寻而后不断失望，他在一个“围城”与另一个“围城”之间进进出出，却总是以悲剧的结尾而告终。

三、人物悲剧命运背后的文化差异

虽然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表现了悲剧命运，但是在此悲剧命运背后所体现的文化是有差异的。《日瓦戈医生》背后体现的是基督教思想。基督的形象和思想在俄国的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与俄罗斯民族的经历和性格有关。通过对俄罗斯民族历史的了解可以发现，俄罗斯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很多灾难和苦难，“这个伟大民族的灵魂时时为生存和目的的问题而苦恼，可能正是由此生出对宗教的渴望，对救世主的探寻。耶稣在人们心中是救世主的化身，人们希望能在心中感觉到他与自己同在，并通过理解基督寻找生活的意义”。这种对基督、对生命的探寻同时也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基督成为许多俄国作家一致表现人物，成为俄罗斯文学中的一种传统。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中，同样表现了在基督思想的影响下对生命的探寻。

在作品中，日瓦戈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影响。尼古拉耶维奇待人平等的态度和独立思考的品质影响了日瓦戈，使他在今后的岁月中始终坚持独立思考而不随波逐流。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尼古拉耶维奇认为福音书包含了人们探索所需要的精神武器，“首先，爱你周围的人。这是人们内心精力的最高形式，这充沛的精力要求得到宣泄。其次，作为现代人必不可少的思想包含这两部分：即个人自由和生活即牺牲的观点。人缺乏了这些思想，是不可想象的。”日瓦戈继承了尼古拉耶维奇的思想，将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作为自己衡量革命的标准。在革命即将到来之际，日瓦戈对此欢欣鼓舞，热切盼望；当革命最终取得胜利，他称赞这是一次“绝妙的外科手术”；但当革命的血腥和暴力与他所坚持的博爱思想冲突的时候，日瓦戈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显而易见，他所向往的是非暴力、不流血的革命。日瓦戈可视为基督的形象的化身，他身上具有一种牺牲奉献的精神，他的悲剧命运正如基督殉难的道路，他始终在追寻着基督。

作品中关于基督教的思想除了体现为日瓦戈衡量革命的标尺作用，还表现在日瓦戈诗歌创作中对基督思想的思考。在最后一章他创作的二十五首诗中，有多首蕴含了基督教中的思想。如第三首《复活前一周》指出了“生命之河”与基督恩典的关系。第二十五首《赫弗西曼花园》借基督之口对时代做出审判。在这些基督题材的诗篇中体现了日瓦戈对生命的探寻、抵抗死亡的恐惧。除了日瓦戈悲剧命运之后的基督教思想，整部作品都表现了基督教文化在俄国社会的重要影响。战场上的士兵随身携带的纸上是《赞美诗》第九十篇里的话，《赞美诗》的话，人们认为具有神力，能使人避开枪弹。被捕的人也会在受审时，心里暗自念着这些诗句。甚至不信教的拉拉，也不由自主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帕斯捷尔纳克将宗教与人性相联系，同时又将宗教的博爱与血腥的革命形成对比，表现了他对那段历史的思考，表达了对那个时期知识分子深切的同情。

《围城》中的方鸿渐自幼便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下知识分子（士人）的特质。而具体的士人形象又可分为多种类型：“孔子提供了既可‘文质彬彬又可‘退而能乐的两面型士人形象；孟子提供了以师位自居，‘持道以论政的士人形象，庄子提供了拒绝社会与自然合一的士人形象（隐士）；屈原提供了不顾困难，政心不已的士人形象……”《围城》中知识分子的代表方鸿渐探索人生的过程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避世相结合的特点。儒家思想一直是“以天下为己任”、“胸怀天下”。方鸿渐受此影响，在回国的船上与大家谈论抗日战争，希望在国难当头之时积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当他任职的报社因为政治原因被同化时，他甚至不顾自己的温饱为了正义毅然辞去了资料室主任的职务，这种胸怀天下的品格正是历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但他身上儒家积极入世的特点并不明显，他在爱情婚姻和事业等方面，每一次撞得头破血流之后从一个“围城”逃到另一个“围城”。相较而言，方鸿渐身上道家逃遁的因素更为明显。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方鸿渐在骨子里其实是一个不愿性灵受到束缚的“兴趣主义者”，当旁人都专注于学业获得文凭的时候，他只凭自己的兴趣而旁听各种课程，而且所学专业也从土木工程“一落千丈”而至中文系，最终不得不因为世俗的压力以一纸假文凭而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活。他在人生的旅途中，仿佛只是一个过客，对各种境况都能淡然处之，这与道家的清静无为一脉相承。林语堂所言的，“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当然，这样的描述也是适合方鸿渐的。在传统的社会中，这种儒道结合的性格是合适的。但是在当代这个需要社会认同的物质世界，这种以儒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终究是找不到立足点的，在此之下的方鸿渐无法逃脱像“一直飞来飞去没有着落的水鸟”的悲剧命运。

四、结语

帕斯捷尔纳克与钱钟书分别塑造了两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知识分子形象，展示两人在社会中的遭遇。日瓦戈经历了三个女人后妻离子散、情人远走。方鸿渐周旋于不同女人之间，最终也没明白爱情的真正含义，故事的最后妻子离家留他独自落泪。日瓦戈坚持独立思考不愿被周围的世界同化，却无法融入当时的社会，最终死在路旁。方鸿渐坚持正义，却在偌大的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两人的悲剧虽然相同，但仔细研究可以发现其背后体现的是中俄不同民族文化的差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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