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

摘 要： 《潜研堂集》是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钱大昕的诗文集，其中《潜研堂文集》的答问部分能够很好体现钱大昕学术思想和学术特点。钱大昕作为小学名家，在音韵、训诂等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因此答问中有关《诗经》的部分大多是围绕名物考证，词义解说，读音考订展开，在其他一些有关《诗经》的学术争议上也多有发明。

关键词： 《潜研堂集》 《诗经》 训诂 音韵

《潜研堂集》，清钱大昕撰。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乾嘉时期著名学者，被誉为“一代儒宗”。“潜研”是钱大昕在嘉定住宅中的堂名。《潜研堂集》70卷，全书由《潜研堂文集》《潜研堂诗集》《潜研堂诗续集》三部作品组成。

《潜研堂文集》50卷，是钱大昕生前手定。书中文体分为十四类，其中答问、序跋和书传，尤为精粹。答问部分涉及群经、诸史、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其中就有在古声钮方面的创始之功和卓越见解。序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中不少序跋被《四库提要》借鉴。书指的是同志间的论学书劄，遵循“言之有物，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传指的是传记，其中一些名儒传，如严衍传、阎若璩传、惠栋传、戴震传等，都是研究汉学的宝贵资料。《清史稿》中的若干人物列传，实际上就源出于此。

《潜研堂诗集》10卷，《潜研堂诗续集》10卷，共20卷。《诗集》为钱大昕生前手定，所收之诗均作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前。《诗续集》是由其弟钱大昭等人编定刊行，所收诗均作于乾隆三十五年之后。钱诗的内容包括咏史、记游、述怀、记事、送行、酬唱以及恭和御制等方面。除了一些恭和御制的诗之外，他的诗作带有浓厚的朴学气息，基本可以概括为“含经咀史，言之有物”，这一点在他的咏史诗和记游诗中体现的尤为强烈。如果不是精熟史部典籍，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诗的。

点校《潜研堂集》，是以《四部丛刊》本为底本，对校了嘉庆十一年（1806）初刻本、道光二十年（1840）嘉定钱氏《潜研堂全书》本和光绪十年（1884）长沙龙氏家塾重刊《潜研堂全书》本等。《潜研堂集》虽然大部分内容归属于集部，但它与《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著作一样，是体现钱大昕思想和学术成就的重要文献。该书《潜研堂集》整理规范，对研究钱大昕和整个清代学术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潜研堂集》中的《诗经》学相关内容主要集中在《潜研堂文集》中的答问部分。钱大昕作为小学名家，在音韵、训诂等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因此《诗经》部分的答问内容大多是围绕训诂和音韵展开的，但在其他一些有关《诗经》的争议上也有涉及。

钱大昕关于《诗经》的训诂主要体现在名物考证和词义辨析上，首先是名物考证上。《诗经》当中花鸟草木众多且名目纷繁复杂，钱氏以《尔雅》为基础，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再加上自身的音韵学造诣来展开论证，如：

问：“南有乔木”，毛但以“上竦”释“乔”，而朱氏传乃以“无枝”增成之。按《释木》云：“小枝上缭曰乔。”则似非无枝者。

曰：吴江陈启源尝辨之，谓《尔雅·释木》篇凡五言“乔”，未有言无枝者。一云“句如羽，乔。”一云“上句曰乔。”句者，言树枝之卷曲，非无枝也。一云“如木楸曰乔”，一云“槐、棘、丑乔”，楸与槐、棘皆非无枝之木也。一云“小枝上缭为乔”，此又明言有枝矣。“无枝”之说，本于苏氏，未知所据。或曰《尔雅》“小枝上缭为乔”之下即云“无枝为檄”两文相连，因以致误耳。[1]71

问：《鹊巢》之鸠，毛公以为秸鞠，即布谷也。欧阳永叔乃谓“别有拙鸟处鹊空巢，今谓之鸠，与布谷绝异。”后儒因舍毛而从欧阳，果可据乎？

曰：《诗》中鸟兽草木之名，当以《尔雅》为证，秸鞠为鸤鸠，见于《释鸟》，不闻别有拙鸟名鸠者。鸤鸠有均一之德，而妇人之义，亦主从一而终，故序云“德如鸤鸠”也。善乎吴江陈氏之言曰：“布谷之名鸠，载在经传，历有明征。若拙鸟者，不咏于《诗》，不著于《尔雅》，又不在《左传》五鸠之列，其冒名鸠者，俚俗之妄称，《召南》诗人安知宋世方言乎？且未闻言妇德者徒取其拙也。”斯为解颐之论矣。[1]71

问：“言釆其莫”，陆玑《疏》以为“酸迷”。《尔雅》无莫草何也？

曰：予友孙渊如校《本草》，据陶隐居说，羊蹄有一种极相似，而味酸，呼为“酸摸”，“酸摸”即《尔雅》之“薞芜”，亦即诗之“莫”，陆玑所云“酸迷”也。古人训“莫”为“无”，规模字亦作“橅”，孙说得之。[1]74

词性词义的变化问题一直是困扰小学家的一个难题，钱大昕在遇到这类问题时，旁征博引进行辨析，《尔雅》《说文》等小學类书籍自是少不了提及，《仪礼》《论语》也是常被征引的材料，还经常引用《诗经》中其他篇目的注释作为论证材料，加强说服力，如：

问：“吉士诱之”，欧阳解为“挑诱”，而东莱吕氏非之，谓诗人恶无礼，岂有为此污行而名吉士者！其义正矣。然毛传训“诱”为“道”，亦不见于《尔雅》，何也？

曰：《释诂》：“诱，进也。”《说文》“诱”与“羑”同，有进善之义，故亦训为道。《论语》“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仪礼·乡射》《大射》皆有司射诱射，《诗》序“衡门，诱僖公”，皆此义也。“诱”又与“牖”通，诗“天之牖民”，毛亦训为道。言贞女有洁清之操，士当以六礼道行之。[1]72

问：毛公说《郑诗》，以“狡童”目昭公，郑氏于《山有扶苏》篇改为忽所任用之小人，而《狡童》篇仍遵毛义。“狡童”之称，固可施于君上乎？

曰：古本“狡”当为“佼”，《山有扶苏》笺云：“狡童，有貌而无实。”孙毓申之，以为“佼好”之“佼”，非如后世解为狡狯也。《狡童传》云：“昭公有壮佼之志。”《疏》亦云“佼好之幼童”，则“佼童”只是少年通称，非甚不美之名。且箕子尝以目纣矣，卫武公刺厉王云“于乎小子”，古人质朴，不以为嫌。[1]73-74

问：“公之媚子”，朱氏《传》以为“所亲爱之人”，而严华谷直以“便嬖”当之。田猎讲武而以便嬖扈从，岂国家美事！诗人美君，殆不如是。

曰：“媚子”之义，当从毛、郑，谓能以道媚于上下，使君臣和合者也。《诗》三百篇，言“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媚兹一人”“思媚周姜”“思媚其妇”，皆是美词，《论语》“媚奥”“媚灶”亦敬神之词，非有谄渎之意。唯晚出古文《尚书·冏命》有“便辟侧媚”字，而传训为“谄谀之人。”《古文书》多伪，此亦其一证也。王肃以子为卿大夫之称，其非“便嬖”可知。[1]75

钱大昕在音韵学上的造诣可以从《潜研堂文集》中《古同音假借说》《古今方音说》以及《十驾斋养新录》中“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的观点中看出。诗歌作为一种有押韵的文体，自然会有学者对其中音读变化是否合韵而提出疑议。钱大昕除了运用音韵学的知识外，也广泛征引各个版本与各类材料进行校勘论证，从而解决一个个复杂的音韵学问题：

问：“子之还兮”，《汉书·地理志》引作“子之营兮”，以“营”为地名，与毛说异。且“营”与“间”“肩”似未合韵。

曰：古人读“营”如“环”。《韩非子》云：“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说文》引作“自营为厶，背厶为公。”是“营”即“环”也。说文“营”训市居，即“阛阓”字，徐氏未通古音，乃于门部新附“阛”字，失其旨矣。《释丘》：“水出其左，营丘。”郭景纯谓“淄水过其南及东”，是营丘本取回环之义。“营”“还”同物，非别音也。毛训“还”为便捷，此以“营”为地名，则“茂”与“昌”亦地名。《释丘》云：“涂出其后，昌丘。”即此《诗》之“昌”欤。[1]74

问：《小戎》第三章末句不入韵，说古音者以为杂用方音，信有然乎？

曰：“兴”字固以虚膺切为正音，然亦兼有“歆”音。《学记》“不兴其艺”，注云“兴之言歆也。”《仪礼·既夕》《士虞》二篇皆有“声三”之文，而注一云“噫兴”，一曰“噫歆”，是“兴”与“歆”通。《大雅》“维予侯兴”与“林”“心”为韵，此亦以“兴”与“音”为韵也。古字有正音，亦有转音，“求”读如“奇”、“难”读如“傩”、“敦”读如“彫”、“征”读如“祉”，皆声之转而经典所常用者。天下之口相同，岂独限于一方？昆山顾氏考求古音，最有功于小学，惜其未悟声音相转之妙，如“求”“裘”本一字而强分为二；甚且谓宣尼赞易，犹沿方俗之音，则拘墟而近于妄矣。[1]75

问：《召旻》五章末三句，说者皆以“粺”与“替”为韵，末句不入韵，何也？

曰：“替”当与“引”为韵。《离骚》：“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替”與“艰”韵。古人读“艰”如斤，则“替”亦当读他因切。《说文》“替”作“暜”，在并部，从并，白声。或从曰，或又从兟从曰。古文废已久，汉儒不能尽通，言人人殊，许叔重疑而兼收之。予以《召旻》《离骚》证之，则字当为“● ”，从曰，兟声。张平子《东京赋》：“洪恩素蓄，民心固结。执谊顾主，夫怀贞节。忿奸慝之干命，怨皇统之见替。玄谋设而阴行，合二九而成谲。登圣皇于天阶，章汉祚之有秩。”“替”与“结”“节”“谲”“秩”为韵，与《说文》所称“从并，白声”者相近。盖古音不传于汉，形与声俱失其旧，非叔重兼收此文，后人何由知“替”字之正音？儒者之学，贵乎阙疑存异而不可专己守残者以此。此义自金坛段君玉裁启之。[1]80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争议，或有好事之徒偶作无稽之谈，钱大昕亦不吝赐教予以驳斥：

问：《南陔》六诗，有其义而亡其词，故毛公不列于什。苏子由始以《南陔》为次什之首，朱文公复依《仪礼》奏乐之次，升《南陔》三诗于《鱼丽》之前，而以《白华》为什首。又谓此六诗本“有声无辞。”夫既无辞，则不得谓之诗矣，何又置之三百篇之数乎？

曰：六诗既有篇名，则必非无辞，或附于什外，或进之什中，皆无不可。至以奏乐之次移易《诗》之篇弟，则愚未敢以为然。夫诗有诗之次，乐有乐之次，义各有取，不可强合。今依笙入三终，间歌三终以改《小雅》之次，似矣；而间歌之后，即有合乐三终，其所奏者，《周南》之《关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鹊巢》《采蘩》《采苹》也，亦将移《二南》以入《小雅》乎？且《采蘩》之后，尚有《草虫》一篇，又可移《釆苹》于《草虫》之前乎？更以《春秋传》考之，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又歌《鹿鸣》之三，或《颂》或《雅》，随时所用，岂皆依《诗》之序乎？[1]76

综上可看出，钱大昕对于《诗经》还是有很深的理解，对于清代《诗经》学的发展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笔者认为其观点中有一处不妥：

问：《瓠叶》序云：“古之人不以微薄废礼。”毛谓“瓠叶，庶人之菜”；而郑申之，以为“庶人农功毕，乃为酒浆，以合朋友习礼讲道艺也。”然则庶人亦有礼乎？

曰：《后汉书·刘昆传》：“每春秋飨射，常备列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莽以昆私行大礼，有僭上心，乃系昆及家属。”然则《瓠叶》之诗，乃飨射之乐，非庶人所宜僭用矣。

或许是受了“礼不下庶人”这一说法的影响，钱大昕认为《瓠叶》是飨射时所用，并不是给庶人用的，认同了他人“庶人无礼”的看法。但实际上“礼不下庶人”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误读，吕友仁先生的《〈礼记〉研究四题》中《“礼不下庶人”旧解发覆》中提到《礼记》《尚书》《左传》《周礼》等先秦著作中都有关于平民之礼的记载，而且此处的“礼”当为“酬酢之礼”，而这种“酬酢之礼”是不适合于普通老百姓的，正如郑玄注中所说“为其遽于事，切不能备物。”[2]192-193一是时间问题，而是财力问题。“酬酢之礼”非常复杂而且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消耗巨大，所以并不适用。此处的毛、郑二人的解释均合乎实际，普通的穷苦百姓没有能力模仿上层贵族，但并不意味着不能拿出一些食物酒水和亲朋好友欢聚一堂。故笔者认为此处钱氏说解有误。

综上，虽然偶有疏漏偏颇之处，但钱大昕在《诗经》学方面的造诣是不容否定的，尤其是钱氏在《诗经》训诂、音韵方面着力尤深，为后人研究提供了不少帮助。

参考文献：

[1]钱大昕，撰.吕友仁，点校.潜研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吕友仁.《礼记》研究四题[M].北京，中华书局，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