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勇

一、出版家的铸就和风范

1926年是邹韬奋人生中最重要的年份。这一年10月，31岁的邹韬奋踏上了他理想腾飞的平台——以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的身份接办《生活》周刊，从此他和《生活》周刊就血脉相连了。1937年他在狱中写道：“能使我干得兴会淋漓，能使我的全部身心陶醉在里面的事业，竟渐渐地到来，虽则只是渐渐地到来。这是什么呢？这是民国十四年十月间创办的《生活》周刊。”[1]64

“渐渐地到来”，意味着不是一两个月，不是一两年，而是五六年，是从1921年跨出圣约翰大学校门到迈入《生活》周刊，从《时事新报》练习后转身回《生活》周刊。1922年韬奋进入黄炎培先生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编辑股主任，主持《教育与职业》月刊，编译“职业教育丛刊”。这就是他说的“出了校门就踏上了编辑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韬奋在《时事新报》“一年的练习”。他在《经历》中详述了这一年的经历和收获，白天全天在《时事新报》，每天晚上回《生活》周刊。他在《时事新报》职责是秘书主任，做的是关乎全馆全流程的事宜，而且跟随总经理潘公卿，学到的有办报之经验，还有做事之从容不迫。这一年专业的、高强度的系统训练，让他完成了从编辑到主编的转化，也为他办好《生活》周刊打下了基石。他在《经历》中给这一年作了总结：“我在时事报馆工作的一年，是我生平更有意义的‘练习’的时期，我常觉得我的这一年的‘练习’，比进什么大学的新闻科都来得切实，来得更有益处。”[1]68

韬奋一年后辞离《时事新报》，1929年被任命为《生活》周刊社长兼总编，全身心投入《生活》周刊。经韬奋等人的精心打造，《生活》周刊从最初的机关刊物变为“有价值、有趣味的周刊”，再到“本刊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渐渐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随着《生活》周刊内容的充实、版式的创新、主旨的革新，发行量不断激增。《生活》周刊的发行量从最初不足1000份，韬奋接办后上升到2800份，第3卷每期印数已达2万份；1929年第4卷第1期，由单张改为本子，改版后印数由4万份陡增到8万份；1931年第6卷第42期以“国庆与国哀”为标题出了一本特刊，这一期印数大增，从此以后每期印数增长到15.5万份，创下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真正称得上一纸风行。

随着《生活》周刊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它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胡愈之向韬奋建议创办生活书店，这样不仅可以出书、卖书，即使《生活》周刊被封禁了还有书店，阵地依然存在，可以换个名字继续出版刊物。于是，1932年7月生活书店成立。生活书店源于《生活》周刊，它们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生活书店又有别于《生活》周刊，它是一种划时代的新型出版组织。

1932年秋，韬奋因为“言论较多，触犯较重，受暗杀的危险也比较大”，被迫出国考察。一年后，1933年12月《生活》周刊以“言论偏激”被“密令封闭”，仅止于周刊，没有牵连到生活书店。从《生活》周刊到生活书店，从1926年到1932年的六年，韬奋完成了从周刊主编到书店创办人的转型。

1935年8月，韬奋从美国回国后，主要精力依然放在办刊上，他以创办人的身份相继创办了《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这期间生活书店作为新型出版机构发展迅速，它的业务沿着办杂志、出图书、开书店三条线相容地前进着，最高峰时它有期刊30多种，出版图书1000多种，在大后方的大中城市有56家分支店。

1937年7月，韬奋结束243天的牢狱生活，开始关注生活书店的经营发展；1938年8月13日，他在《店务通讯》第21号“每周谈话”栏目上发表《迅速扩展后积极整顿》。从这一号开始，他每周写一篇谈话，紧密联系书店的实际情况，以谈心的方式阐明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使书店员工深受教育。韬奋接受毕云程的建议，选择了42篇辑成单行本《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1940年由生活书店出版。出版后，受到热烈欢迎，曾多次重印。此书出版，标志着韬奋成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家。

韬奋一路走来，“且学且做”，成为杰出的出版家。作为出版家具有什么样的风范呢？看看当时的作者、伙伴、同事们的描述和评述。

端木蕻良记述1935年从北京来到上海在生活书店和韬奋会面：“韬奋先生，中等身材，戴着一副黑边眼镜，穿着十分简朴，走路很敏捷，握手亲切有力，讲起话娓娓动听，态度极其诚恳。当时他开创的出版事业，已经在海内外起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功绩已经为我国新闻出版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2]381

王子野说：“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家，而且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编辑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出版工作的任何一个环节，从校对到编审，到装帧设计，到印刷，到发行，到经营管理，可以说他对每一行都精通，是出版工作中罕见的全面人才。他对编辑出版工作经验之丰富，在我国近代出版历史上是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3]

王振铎说，在百年新闻出版史上，只有五位称得上大师的人物，报刊为梁启超、陈独秀；图书为张元济、陆费逵；而将书报刊集合为一体之大师，只有邹韬奋先生。吉少甫说，近现代出版的代表人物只有四位：张元济、李达、邹韬奋、胡愈之。[4]

周有光说，邹韬奋先生跟我是圣约翰大学的先后同学，“邹韬奋先生是时代的曙光，他的事迹，既平凡，又伟大，值得不断宣传。他的进步思想，他的高尚人格，代表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2]4

从1926年接办《生活》周刊到1944年病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韬奋先生心中念的还是出版：“如时局好转，首先恢复书店，继办图书馆和日报，愿始终为进步文化事业努力，再与诸同志继续奋斗二三十年！”

二、出版家的理想和信仰

邹家华说，一般认为韬奋是个出版家，但他认为父亲不是为了文化而文化，也不是为了出版而出版，他选择自己道路的背后有自己的理想。

作为出版家，韬奋的出版理想是什么呢？

韬奋终生不愿当官，只愿当编辑、做记者、开书店。1937年，他在狱中回望20年来的经历时写道：“时光过得真快，我这后生小子，不自觉干了15年的编辑。为了做编辑，曾经亡命过；为了做编辑，曾经坐过牢；为了做编辑，始终不外是个穷光蛋，被靠我过活的家庭埋怨得要命。但是我至今‘乐此不疲’，自愿‘老死此乡’。”

韬奋对自己的定位是要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我生平并无任何野心，我不想做资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报界大王。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要创办一种为大众所爱读，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单是办好一种周刊是不够的，我们一定要创办一种真正代表大众利益的日报。”[5]作为新闻记者、出版家，韬奋所追求的就是独立办刊、独立办报、独立出版以及“言论上的独立精神”。

他在《生活》周刊上写文章说：“所要保全的是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本刊的生命所靠托的唯一的要素。倘本刊在言论上的独立精神无法维持，那末生不如死，不如听其关门大吉，无丝毫保全的价值，在记者亦不再作丝毫的留恋。”

早在主编《生活》周刊期间，他严守着自己的理想——坚守言论自由和编辑主权，使《生活》周刊真正成为“民众的喉舌”。虽条件艰难，但“兴会淋漓”，他描绘当时的状态，也让我们澎湃：“我对于搜集材料、选择文稿、选述评论、解答问题，都感到极深刻浓厚的兴趣，我的全副的精神已和我的工作融为一体了。我每搜得我自己认为有精彩的材料，或收到一篇有精彩的文字，便快乐得好像哥仑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1]71

1936年，韬奋第二次流亡，离开上海去香港。“七八年来，我的脑际总萦回着一个愿望，要创办一种合乎大众需要的日报。”经一个多月的苦心筹备，6月7日终于出报。韬奋以抑制不住的欣喜描述6月6日夜的经历和心情：“那天夜里我一夜没有睡，自己跑到印刷所里的工场上去。我亲眼看着铸版完毕，看着铸版装上卷筒机，看着发动机拨动，听着机声隆隆——怎样震动我的心弦的机声呵！第一份《生活日报》刚在印机房的接报机上溜下来的时候，我赶紧跑过去接下来，独自拿着微笑。那里的心境，说不出的快慰的心境，不是这枝秃笔所能追述的！”[1]135这让我们更深领悟哲人所说的：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韬奋主办刊物，创办报纸，设立书店，既不是为扬名，也不是为谋利。随着《生活》周刊发行数激增，社会影响力加大，不断有人别有用心地抹黑韬奋。韬奋挥笔写就“《生活》周刊究竟是谁的？”“道听途说”“不相干的帽子”“我们的灯塔”“关于《生活日报》问题的总答复”，一方面对种种不实之辞进行澄清，一方面不断重申办刊的宗旨和愿景。

20世纪30年代，上海是中国现代新闻出版的大本营，大大小小的报社、杂志社、出版社、书店上千家，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生活日报》，主持的生活书店，既不同于报界龙头《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也有别于书界龙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他开创的出版事业，已经在海内外起了极大的影响，他的功绩已经为我国新闻出版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新的道路”是什么呢？这要进一步看韬奋的立场和主张：“我服务于言论界者十几年，当然有我的立场和主张。我的立场是中国大众的立场；我的主张是自信必能有益于中国大众的主张。”[1]82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那个启蒙与救亡共存的年代，在那个道路抉择的年代，韬奋的特别在于，对于学界、政界、大众、媒体都颇为了解，以媒体为平台，传播那些与大众息息相关、与国运密不可分的鲜活的话题，促进大众的觉醒和觉悟。当时，“生活”这两个字和“进步”有着同等的意义，它代表了当时大众的心声，又扩大了大众的心声。韬奋说：“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是要能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我认为这是中国文化转变到一个新阶段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所谓大众的‘大’，不是高大的‘大’，却是广大的‘大’。”

借由《生活》周刊开始，刊、报、书成为韬奋一生的主要奋斗领域，它们的读者就是大众，学生、教师、店员、学徒、农村青年、工厂职工、公务人员、自由职业者、妇女、士兵、僧道以及贩夫走卒，无所不包。韬奋的伙伴徐伯昕在纪念文章中写到，他不是个大思想家，也不是个文学家，在学术上亦没有太大的贡献，但就是他朴素至极的言论，却影响甚广。在国民党的一份材料里有记述，生活书店的书籍，虽在乡村僻壤，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其势力实在可怕。

独立办刊、办报、办书店，保持言论自由，启迪大众，团结力量，救亡建国，建设一个独立、自由、繁荣的新中国，这是韬奋的出版理想和人生信仰。

三、出版家的理念和传承

千家驹先生在纪念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时说：“说到三联书店，就不能不说到生活书店，说到生活书店就不能不想到《生活》周刊，也就不能不想起韬奋先生。韬奋的名字是与‘生活’分不开的。”[2]375

作为出版家，韬奋以什么样的理念和信念为《生活》和生活书店注入活力和生命力，开创了一代新风，闯出一条新路？

细细地梳理韬奋19年办刊、办报、办书店的风雨历程和他发表的大量文章，可以清晰地归纳韬奋的两个重要的出版理念和信念。

1.创造的精神

“要造成款物的个性或特色，非有创造的精神不可。”[1]77办刊物、办报纸、办出版社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过程，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站住脚、形成强力，必须要有创造的精神。韬奋以《生活》周刊为例，从内容、形式、作者三个维度作了详尽的分析。

“内容的力求精警”。周刊的内容贵精不贵多，不仅内容要精彩，而且要用最生动、最经济的笔法写出来，要使两三千字的短文所包含的精义敌过别人两三万字的作品，这样读者就有了“看一篇得一篇的益处”，节省时间，又得到某问题或某部门重要知识的精髓。今天重新翻阅90多年前的旧刊，仍被那时的文章所吸引，如“丹麦改良农村之基本方法”“荷兰的日光工厂”“胡适之先生最近回国后的言论”“蒋前总司令的离婚问题”。

“编排的独出心裁”。很多人办刊、办报、出书忽略形式、装帧，韬奋对之格外重视，格式和编排也极力独出心裁。他说《生活》周刊“单张的时候有单张的特殊格式；订本的时候也有订本的特殊格式”。单张格式被人模仿多了，就添加画报；就是画报的格式和编排，也屡有变化。办刊如此，出书更是如此，今天重看30年代生活书店出版的图书，不论是开本还是装帧依然让人喜出望外。[6]

“作家的推陈出新”。20世纪30年代期刊、出版大发展，作家有限，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东一个杂志上你遇见他，在西一个杂志上你也遇见他。甚至有些作家因为对于催稿的人无法拒绝，只有一篇的意思，竟‘改头换面’做着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章，同时登在几个杂志上。这样勉强的办法，在作家是苦痛，在读者也是莫大的损失，是很可惋惜的。”[1]78有效的解决办法，在韬奋看来就是发现新人，培养新人。他的作者群，许多是无名的青年，成了重要的作家或思想家，如戈宝权、千家驹、子冈、臧克家、端木蕻良……可列出一长长的名单。

2.服务的精神

“‘生活’为什么能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这样爱护和支持呢？说来也很简单，它内部的基础建立在苦干的精神和民主的纪律，它外部的基础，除了书刊有着正确的内容外，最重要的是自从生活周刊社成立以来的传统的对于读者竭尽心力的服务精神。”[1]287

原本的“中国大众”“中国民众”在这里化为读者，即竭尽心力为读者服务，这种“服务的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有着丰富的内涵。

“顾到读者的需要”。“读者”在韬奋心中扎下根，是黄炎培先生诚恳而严格的批评的结果。在写作时、在办报时、在编书时，“不要忘记了你的读者”成为韬奋的座右铭。他提出“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是怎样的‘精神食粮’”。[1]78如何了解和把握读者的兴趣和需要呢？韬奋有自己的秘招，这就是从《生活》周刊第2卷起开设“读者信箱”。开始，他一个人拆信、选登、答复，看信、回信占据了他大部分时间，他每天要看几十封信，并安排回复，最长的回信，他写到上千字。后来来信如雪片般飞来，由4人负责，他要求所有回信让自己过目并签名。曾有人统计，10多年里韬奋给读者的亲笔回信就有4万多封。就是通过读信，韬奋直接深入地了解读者的生活状态、内心需求。

“架起沟通的桥梁”。韬奋关注大众，为大众说话，说大众的话，他最重视的是《生活》周刊的一头一尾。“一头”是每期开篇的“小言论”。这虽是仅数百字的小文章，却是他每周最费心血的一篇：“每次必尽我心力就一般读者所认为最该说几句话的事情，发表我的意见。”因而，这一栏目也最受读者的注意。后来有许多读者来信说，他们每遇到社会上发生一个轰动的事件或问题，就期待着看“小言论”上的文字。“一尾”就是每期末尾的“信箱”专栏。这里给广大读者提供了发表自己看法、提出自己建议的园地。回答读者问题的文字也是韬奋的精心之作。这种“一头一尾”的有效方式在后来的《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生活日报》《抗战（三日刊）》中都得到发挥。

“耐烦，就是不怕麻烦”。《生活》周刊有了“读者信箱”，各地读者来信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到1930年设立书报代办部，实际上就是读者服务部。生活书店就是在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成立的，到1940年，生活书店各地分店达56处之多，员工四五百人。门市部从早到晚拥满着热心的读者和购买书报的人们，还有许多读者认不得路，找不到旅馆，买不到车船票，有信要转交，就想到“生活”。韬奋看到了读者的信任，也担心店员不热心、不热情，就提出“不怕麻烦”，要诚恳、热诚、周到、敏捷、有礼貌等服务要求，“‘发展服务精神’，要替本店创造无数的好朋友，不要替本店创造无数的冤家！”[7]

韬奋总结道：“‘生活’所以能够‘空手起家’，所以能在十二三年内由两个半人的工作者增加到数百人的坚强而勇敢的工作干部，所以能在十二三年中由上海一隅的一家小小报店铺增加到有布满全国五十六个的分支店，这不是偶然的，是由于全体同事在这十几年中流血汗、绞脑汁、劳瘁心力、忍饥耐寒，对于国内外读者竭诚服务的一片丹心赤忱，凝结而成的！”[1]288

“韬奋先生当年在上海的一隅，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为新闻出版界闯出一条路，跟着他的人越来越多了，发扬光大，也就有了《生活》传统。”[2]381饱含韬奋出版理想和理念的“生活传统”“生活精神”流淌到1948年10月26日成立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而韬奋的精神穿越时空，在新闻出版界闪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