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姣

一、引言

21世纪初，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提出引起了全球公共行政界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该理论在批判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倡导的“运用企业管理的价值和方法来重塑政府”的基础上，强调政府的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公共服务的对象是公民而不是顾客，公民权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公务员的责任并不简单，满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项目需要共同合作来实施，公共行政官员需要促进建立集体共同的公共利益观念和理念等等。我国学者在对该理论进行研究和借鉴时几乎都将目光放在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实践应用”、“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启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等理论的对比”等问题之上。少有学者关注新公共服务理论的精神本质，正如珍妮特·V·登哈特和罗伯特·B·登哈特在《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第三版前言所说，“本书就是一个唤起我们对我们的价值观进行思考并且按照我们的价值观行动的号角”[1]。也就是说，登哈特夫妇认为该理论的目的在于促进公共服务的尊严和价值，这里的价值包括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价值观。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该理论产生于以个人主义为主要文化传统的美国。作者在美国这样的文化环境中竭力倡导民主公民权，倡导公务员和公民都应该关注他人利益，为他人负责，这与美国传统的、长期运行的价值观是否存在内在冲突？在将该理论引入我国时，该理论在我国的应用有何优势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