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秋伟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发表了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阐述。本文探讨了习近平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讲话，并得出了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的形成，具有理论渊源、时代要求、实践基础、国内和国际环境背景。重要来源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发展，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经济与意识形态共同建设的实践基础，西方敌对势力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分化的外部环境和国内网络意识形态控制减弱的现实状况五大方面。

关键词：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重要来源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1-0015-02

信息化改变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格局，增加了许多不确定的挑战因素。当前，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如何应对多元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成为需要在网络信息化时代进一步攻克和突破的难题，习总书记已多次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以及网络安全工作会议上做出了阐述。这些要求构成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的主要内容，并开启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新征程。如今，深入剖析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的新论断、新理念的形成原因，就是正确认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对于深刻理解和践行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多次在世界互联网大会和网络安全工作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阐述，并由此形成了符合当前治国理政实践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一是指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斗争场地，从单向度的真实世界转向网络与社会、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二维空间。习近平指出“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1]二是明确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目的，即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他指出“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1]三是阐明了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内容，即从网络信息传播、文化建设、宣传方式等方面展开。他指出“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改进创新网上宣传。”[2]205四是谋划了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机制，即从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威胁的识别、控制、规避等方面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他指出“分析网上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运用正确战略战术，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2]205

二、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是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设是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因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3]毛泽东把意识形态建设放到了社会主义建设主心骨的高度，认为“思想和政治是统帅，是灵魂。”[4]邓小平指出，经济改革的同时也不能放弃意识形态建设，认为“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5]江泽民认识到，意识形态渗透一直是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我国的重要手段，认为“西方国家一直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各种攻势，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6]胡锦涛强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是保持政权稳定的有力武器，认为“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入手。”[7]

由此可知，尽管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维护面临着很多新情况和新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始终将意识形态安全视为政权稳定、社会建设、民族振兴的不可或缺一环。同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本身就有着鲜明的系统性和与时俱进等特点，习近平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一直坚定地认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2]193可见，习近平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的精髓，尤其是这三个“事关”有力指出了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大势下，保障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对于党、国家、民族，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三、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形成的时代背景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形成的重要时代背景。意识形态作为理论化的思想体系、社会信仰，经由网络向社会公众传播和灌输，容易使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达成一致，进而成为网民的行动标尺。所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团结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胜信念，共同致力于伟大中国梦的实现。

其一，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发挥网络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如今，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新战场，一些西方国家惯以冷战思维看待中国梦，不遗余力地通过网络散布谣言、迷惑网民，歪曲、邪化中国梦为新型大国霸权主义。因此要增强网络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性，积极转变西方舆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偏见，主动讲好“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理念，傳播好“一带一路”的建设方案，宣传好“和谐社会”的构建主张，营造出有利于中国梦实现的外部环境。其二，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发挥网络意识形态的净化作用。目前网络上因敌对分子鼓动、煽动而产生的网民情绪性、群体性事件；因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盛行而产生的网络言行庸俗、低俗、媚俗的道德失范现象；因热点事件、群体事件处理不及时而产生的网络谣言肆虐现象等层出不穷，在很大程度上污浊着网络生态环境。因此要防止错误思想、认知、观念撕裂社会、破坏发展，要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从而用正确的、先进的意识，净化网民头脑中错误的和消极的思想。其三，中国梦的实现需要发挥网络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我国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而导致的思想观念变化，在网络空间中表现得越发深刻，网络上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网民的价值观念逐渐多样和复杂，思想活动也日趋独立和多变，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在网络空间中进一步受到挑战。对此，国内著名学者王永贵说道：“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整合程度直接影响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8]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网络多元价值理念，以凝心聚力、实现伟大中国梦。

四、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形成的实践基础

经济与意识形态共同建设践行了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的实现途径。习近平指出，“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一刻也不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2]193换句话说，经济建设不能没有意识形态的解释和支撑，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也不能阻碍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所以，在网络信息化的今天，一方面，我国将网络视为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积极推动大数据战略、网络强国战略等计划的实施。另一方面，我国也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的安全视为国家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首先，经济发展是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9]所以，网络意识形态作为思想、文化、观念的上层建筑，以图片、文字、动画等形式为载体，活跃在各大门户网站上，从根本上说，其产生、发展是由经济发展程度以及人民生产生活状况决定的。如今，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发展问题，经由网络低门槛、高效率散布，迅速汇集成热点事件，再加上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借机煽动、片面渲染，进而又形成放大效应，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网民思想观念的动摇、混乱，影响着广大网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所以，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发展，通过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进而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最大程度上凝心聚力，从根本上剔除意识形态安全威胁。其次，意识形态安全是经济发展的保障。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背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必将造成国民思想混乱、社会发展停滞，严重的还会危及政党和国家的安全。网络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力量，能够改变网民的认知态度和行为方式，严重的将消解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信仰。所以，我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筑牢意识形态安全防线，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奠定思想基础。

五、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形成的国际环境

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西化和分解是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形成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指出：“西方国家无论是从国际战略格局上，还是从意识形态上，都不希望看到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顺利实现和平发展。”[10]纵观西方国家歪化、颠覆我国的历程，从二战时期的武力输出到冷战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输出，再到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时代隐藏在资本和文化产品中的意识形态输出，我们不难发现以意识形态输出为主的和平演变方式依旧是当前西方国家对我国入侵的基本方略，只不过其输出路径越发隐蔽化，输出标准越发双重化，输出口号越发虚伪化，输出影响越发扩大化。

目前，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入侵，从表现方式来看主要是以网络技术中立和信息流动自由为借口，以显性和隐性相结合的方式，输出体现西方意识形态的认知符号。所谓认知符号，从表面上看是信息、知识等组成的有机体，但从本质意义上来说就是信仰、观念、精神的综合，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标志。其一，输出文化符号，弱化传统认同。中国拥有庞大的网络群体，这就让西方国家通过网络文化产品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显得更为有效。比如，美国大片中的“超人、蜘蛛侠”等代表个人主义、英雄主义的文化符号，这种对个人价值的极度张扬，必然潜移默化地重塑网民的思维方式，弱化我国历来崇尚的集体主义文化理念。其二，输出身份符号，弱化国家认同。西方国家一直以网络自由主义为借口，推销网络无国界、全球公域等价值标准，忽视网络主权，进而错误地引导网民产生在网络虚拟社会中其行为方式不受主权国家约束的观念，以至于弱化网民对本国身份的认同和对爱国主义信念的加深。

六、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形成的国内环境

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可控性降低是习近平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观形成所面临的国内现状。习近平强调“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净化网络环境，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晴朗起来。”一方面，网络成为舆情民意的集散地、社会问题的放大器，网络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引导、掌控着网络主体的人生态度和行为取向。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结构的复杂性、范围的广域性、信息的海量性，导致传统意义上国家对信息发布和封锁能力的丧失。

其一，网络应用技术与管理困境导致网络信息控制减弱。如今，越来越难以通过封锁的方式阻止不利于意识形态安全的信息传播。首先，网络信息控制的技术困境。由网络直播、QQ、微博等信息发布平台的普及引起的信息泛滥困境；信息由自上而下单向传输，变为人际之间扁平式的互动传输、匿名传输，引起的信息监测困境；由代理访问、VPN等“翻墙”技术引起的非法信息屏蔽困境。其次，网络舆论控制的管理困境。当下，我国的互联网管理法制法规还不健全，信息服务存在着责任不明、监管不到位等现象，导致网络管理工作在短期内难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其二，网络平台建设专业人才缺乏导致马克思理论宣传滞后。当下，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宣传，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无法应对全球互联网的传播变局。一方面存在“量少”问题。当前党的理论宣传存在着“缺位”现象，覆盖范围狭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网络思想舆论的红色地带未能守住、灰色地带未能争取、黑色地带未能取缔。另一方面还存在“质低”的问题。一些负责网络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的工作队伍、主流网站，缺乏融合网络新媒体创新理论宣传的能力，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呈现出抽象化、說教化趋势。

参考文献：

[1]雷鸣.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EB/OL].[2017-06-20].http：//iocc.cin.net.cn/html/2016-01/2387.html.

[2]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5.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51.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6.

[6]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8.

[7]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318.

[8]王永贵，等.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21.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2.

[10]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