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佳妍

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以下简称《少年pi》）的开头，一名写不出故事的作家找到中年pi，请他聊聊少年回忆。采访间隙，作家提到一本特别想写的书，关于葡萄牙，不过这个故事夭折了：“我花了两年孕育它，有一天它却口吐白沫，宣告死亡。”

这是作者扬·马特尔的玩笑，这名作家正是马特尔自己。李安导演的电影《少年pi》获得奥斯卡奖4年后，马特尔终于写出了这本难产已久的书——《葡萄牙的高山》。像《少年pi》一样，这本书也是个寓言，充满动物、旅途和幻象，聊的话题关于死亡、爱和信仰。

2017年底，《葡萄牙的高山》中文版出版，编辑任菲评价这本书是“生命的逆行”——从死亡开始，倒着走向生命最初的样子。在扉页的题献上，作者马特尔写道，“这是我一生的故事。”

谜语

这本书讲了三个发生在葡萄牙高山区的故事。

1904年，托马斯决定倒着走路，几天内，恶疾带走了他的妻子、儿子和父亲。绝望中，他意外发现一本两百多年前的神父日记，神父顿悟后，在葡萄牙高山區制作了一件圣物。于是，托马斯开着当时少有的汽车，开始了艰难的寻找之旅。

1938年平安夜，药理师接待了一名农妇，她带来死去丈夫的遗体，强迫药理师解剖，因为想了解“丈夫是怎么活着的”。遗体被剖开后，他们发现死者腹腔里躺着一只黑猩猩。

1980年，加拿大议员失去妻子，活着“只剩下一个皮囊”。他拒绝再给爱情和生活一个可能，决定回到祖先生活的葡萄牙高山区隐居。一个奇怪的机缘，他买下了一只用于研究的黑猩猩。

三个故事除了葡萄牙、亲人离世、黑猩猩外，似乎毫无关联。因此，它在美国亚马逊上收获的评论很两级：有人觉得不知所云，有人赞叹“这是读过最奇特的小说”，不过，这本书的评分超过了马特尔的所有书，《华盛顿邮报》评价：“马特尔的写作从未如此令人着迷，我们从中看到一个静默的奇迹。”

在《少年pi》中，马特尔将pi的绝境具象为大海中危机四伏的漂流;而这本书的绝境则是死亡，没有幸存者，也不会有劫后余生，每个人都必须经历。马特尔试图探讨，在这个注定悲剧的旅程中，人们该如何告别，并重新赋予“活着”以意义？

编辑任菲认为，和《少年pi》相比，《葡萄牙的高山》对生命的探讨更像个开放式问题：“隐喻埋得更深，马特尔将意图表达得很节制，解读权被完全交给读者”。

“存在的意义”

成为作家前，马特尔就执着于寻找生活的“意义”。20多岁，他不停翻看大学专业介绍，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建筑师、生物学家、化学家、牙医、经济学家、动物学家，没有一个是我想干的。我只想写一些傻不拉叽的短故事，可是这能有什么前途呢？”

最后他选择了哲学系。毕业后，他一边写故事，一边打零工，当过停车场管理员、洗碗工、保安，还在临终医院做过义工，他发现“在病榻上的人，没人关心电视里正在放什么，他们只想懂得生命。”

1996年，他出版第一本小说《自己》，讲一个18岁的男人突然变成女人，在25岁时又变回男性，在两种性别认同间挣扎。这本书反响冷淡，“石沉大海了”，马特尔说。

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构思一部发生在葡萄牙的小说，他想写写“生命”。因为长住葡萄牙太贵，他选择了更便宜的印度。在印度，他看到一番奇异的景象，脏乱的街道上，寺庙神灵、苦修者和闲逛的牛羊猴子混在一起，和谐共处，相安无事。他觉得这是生命最棒的状态：“这是个似乎所有故事都能成真的妙境。”这也让他开始思考，除了冷冰冰的科学外，是否还有另一种方式探讨终极问题。于是，他以印度为背景写了一部小说。

印度少年pi在海上漂流227天后，讲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历险故事：一个关于动物，一个关于人类，有奇幻的海上景观，也有人类自相残杀，最后马特尔没有说破哪个故事是真的，让读者自己选择。这本书因其隐喻晦涩，题材小众，被5家出版社拒绝后，最终被一家苏格兰的小出版社接纳，马特尔悲观地推测，少年pi的故事一定迅速“在打折区销声匿迹”。

出乎意料的是，《少年pi》获得了2002年的布克奖。另一位曾获布克奖的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评价这本书“新鲜睿智，不循正轨，充满引人入胜的识见”。2012年，华人导演李安将《少年pi》拍成电影，他觉得这个故事“把宗教故事讲得兴味盎然，又跳了出来，回归到人存在的意义。”

马特尔不仅自己思考“存在的意义”，作为加拿大人，他还在2004年到2007年间苦劝加拿大总理史蒂芬·哈珀反思生命。哈珀从来不读小说、最爱的书是《吉尼斯世界纪录》，把文化活动办得敷衍潦草。马特尔觉得这样不行：“如果除了简报外什么都不读，你如何理解生命、存在？”

马特尔决定每两周给总理寄一本小说，并附上一封信介绍。在他寄出的101本书中，还有一本中国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信中将鲁迅比作“中国托尔斯泰、雨果”。然而，除了官方回复的“收到”外，马特尔从没收到过总理回信，他至今不知道哈珀是否读过这些书、思考过生命，他形容这是“世界上最寂寞的读书会”。

寓言

写葡萄牙故事时，马特尔已从30出头的潦倒作者、独自游历的背包客变成了成功作家、四个孩子的父亲。于是，相比少年pi的对人性的探索，葡萄牙的故事更牵扯了家庭、亲缘和人类终极问题：在至亲离去后，人们该如何给死亡找一个解释？

三个故事的开场都是亲人死亡，主人公的生活希望被全部带走。一番挣扎后，这三名生活年代相隔一世纪的主人公不得不想办法重新寻找精神家园，最后，黑猩猩给了他们答案。

在高山区的乡村教堂，托马斯找到神父制作的圣物——受难耶稣。他左看右看，突然发现耶稣像一只黑猩猩。原来，神父在殖民地试图给黑人奴隶传教，四目相对时，突然羞愧地意识到“我们是一样的人”，在自我怀疑中，他用一种荒诞的方式抒发顿悟：把十字架上的受难者刻成黑猩猩。

一个平安夜，死去的妻子突然拎着一麻袋侦探小说来找药理师。他们聊谋杀案、死亡和衰老，妙语连珠。妻子将生命比作谋杀案：“每一起死亡对于某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谋杀，它不公正地夺走了一个被深爱的生命。”

辩论结束，进来一名要求药理师解剖丈夫遗体的老太太，她看上去情绪激动，似乎要倾诉什么。药理师劝她：“太太，死亡面前众生平等，我们都必须经历。”老太太说：“谁说死亡了？我想说的是爱。”

第四次读这个故事，编辑任菲“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她发现马特尔在许多页对 “死亡”冗长的哲学探讨背后，在暗示读者：“请接受亲人的离开，不要自责和放任自流。就算亲人死去，他们也在用另一种方式陪伴你”。在任菲看来，全书最重要的意象是黑猩猩，它出现在神父制造的十字架上，代表着被奴役者的上帝;而药理师的故事中，它又出现在被爱亲人的遗体内，象征爱。在最后一个故事中，它成为失去妻子的议员的真实陪伴者。

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曾隐晦地解释黑猩猩意象：“我想找一个和人类相似的动物，它的行为就如同对人类的映射。”他还让故事发生在葡萄牙——一个欧洲边缘的小国家，他希望告诉读者“在遥远的地方，重要的事也在发生。”

在最后一个故事里，经历丧妻之痛的议员买下一只黑猩猩，从加拿大都市来到葡萄牙高山区的穷乡僻壤。紧绷的都市人状态慢慢放松，他和黑猩猩摔跤玩耍、终日休息、散步、“呼吸着时间”，这让他走出悲痛，开始体验人之初的单纯快乐。

议员发现自己和黑猩猩变得越来越像，而且，不是黑猩猩模仿他，而是他想要变得像猩猩，他觉得这种状态妙极了。一天，他走进村里教堂，突然发现十字架上的殉难者像一只黑猩猩，他意识到：“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

在本书译者亚可看来，在三个故事中，黑猩猩上十字架、死亡和重生，和耶稣的一生契合，这是个《圣经》故事。在这本想象空间巨大的书中，马特尔其实悄悄给了读者关于“死亡”的答案：信仰和爱是对死亡的回答。

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曾说，生活就是通过我们称之为爱的情感和世人相连，“我指的不是‘浪漫的爱情，而是宗教谈论的那种爱。通过它，我们才找到人类的意义。”《纽约客》则评价这本书：“马特尔是一位寓言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