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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

2018-03-26刘知章

台港文学选刊 2017年6期

刘知章,1982年生,安徽涡阳人。图书管理员。现居福州。

眼看就要毕业了,我的工作还没有着落。我女朋友何苗考研失败,之后也没有去找工作,每天和我一起在校园里晃荡。其实我挺焦虑的,可是又有什么办法,这四年我什么也没学到。何苗好像并不怎么着急,我知道那是因为她的心神都被另外一件事占据了——毕业后我们俩该何去何从。如果我順利找到工作,事情会简单很多,我去哪里她跟着去就行了。然而,找工作对我来说是个难题,我不仅什么都没学到,还对这一现状感到难堪。在招聘会上,我就像一枚急流中的鹅卵石,被裹挟着走走停停。简历捏在手里,内容比承载它的那张纸还要轻。我没勇气把它递到招聘者的手中。

除此之外,我有时候会问自己,毕业后,我们——何苗和我——还会在一起吗?我百分之百相信,何苗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只是想一想,没有得出过答案。

这一天,我又睡到将近中午,起床后找何苗一起吃午饭。天气很好,我们的心情都还不错,我说戴着圆框眼睛的何苗像阿拉蕾,何苗笑着追打我。我们闹了一会儿,她挽着我的胳膊,挽得紧紧地,好像要挂在我身上。

在食堂门口,一张大大的海报吸引了我们的注意。那是一张软件设计培训班的招生广告,上面最粗大最醒目的一行字是:完成培训即安排就业。我们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都没说什么,走进了食堂。吃饭过程中,我满脑子都是海报上的内容,特别是那行粗大的黑体字。其实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肯定是骗人的。但那行字对面临就业压力的毕业生太有诱惑力。心不在焉地吃完饭,再次经过那副海报时,我对何苗说,要不我去看一看吧。何苗很快地点了点头,好像她一直在等着我问她。

培训班的招生地点在一栋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这说明他们的招生是经过学校同意的。我这样想着,然后求证似地对何苗说了一遍。此后,我所做的所有咨询和调查,也都与之类似——只是在为它的可信寻找证据,为自己的孤注一掷寻找借口。

在那间教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楚妙妮。我先看到她的样子,然后听到她说出自己的名字。她是一个娇小的女人,皮肤很白,但看上去有一种塑料感,棕色短发烫成满满一头的卷儿。我最不喜欢她的嘴巴,薄薄的嘴唇上是一层亮亮的粉色唇彩。塑料感。更强的塑料感。这让她与围着她的学生明显区别开来,虽然又矮又瘦,但她自身具有一种代言的意味,就是说,她让人相信她是代表某个更大型的组织而来。当我靠近她时,闻到了一种特别的味道——也可能并不特别,只是我以前没有闻到过。该怎么命名这种味道呢?脂粉味。并不贴切,但在听到她的名字之后,我还是将它们联系到一起,就这样记住了它们。

楚妙妮微笑着,回答着学生们的提问。她会骗我们吗?在咨询了一系列问题之后,我仍在想这个。然而关于这一点,直到很久之后,我也没有弄明白。

我没有立刻做决定,没有立刻报名。还需要更多的东西,把这个念头具化为一个行动。我问何苗怎么想,她没有和我一起去咨询,但我也没有别人可问。何苗说她觉得也许是个机会,如果招聘海报上说的都是真的。应该不至于是骗局,我对何苗说。然而还是下不了决心,我又去网上查找培训学校的资料,还拨打了114询问,结果全部一无所获。这样的结果应该让我打消报名的念头才对,奇怪的是,我却愈发想要证明它的真实性。最后,我不得不拨通了楚妙妮的手机,直接说出了我的疑虑。楚妙妮给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答案。

“不需要。”她说,“我们不需要做这种推广。我们直接和企业合作,定向培训。完成培训就可以去工作,这是最好的广告。”

“是这样?”我说。

我的疑问显得虚弱,因为她说话时的语气,会让你为对她的话产生怀疑而惭愧。她说她们的学校已经创办多年,在大连当地很有名气,现在拓展市场,第一次在外地学校招生,因此学费也更优惠。我说对学生来说,五千块也是不小的数目,所以我才这么谨慎。

楚妙妮好像犹豫了一下。“我对你印象很深。”她突然这样说,“我记得你。”她又顿了顿,“因为你这个电话,以后我会优先给你推荐工作,如果,如果你确实加入了我们。但学费是绝对不能少的。”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她强调说。机会留给勇敢的人。说完这些,她停下来,等着我。而我,还在回味着前面那句话——她说她对我印象很深。我在脑袋里把那句话重复了几遍,想象着她发亮的嘴唇的开合——我对你印象很深。

在我们内心深处,是知道自己平凡的。但这个时候谁会承认呢,也许十几二十年后,我们会接受它,但现在不可能。正因如此,我们总想证明自己是特别的,证明给别人看,也证明给自己看。楚妙妮这个从外面来的人,这个有更多阅历的女人,她暗示了我的特别,我又怎么能视若不见。

我再次去了那间教室,和何苗一起。其实我们做不了什么,无非是把之前的问题当面问一遍,好像看着那些话从楚妙妮的口中说出来,会更加可信。后来我时常会再想到这一幕——我们在教室门口停下来,互相看了一眼,然后走进去,在楚妙妮微笑着的注视中,走到她面前坐下来,尽可能老练地问出那些问题。这一幕总会让我伤感——他们像两个茫然的孩子。

楚妙妮给我们看了已经报名的学生填写的资料卡,对我说,其实报名已经截止,因为满员了。但是她申请特批了一个名额,等着我。

从教室出来,我和何苗去了教学楼后的小树林,坐在石凳上发呆,何苗也一声不吭地陪着我。过了一会儿我说,报名吧。何苗说,报吧。表情也跟着轻松起来。接着她就说起楚妙妮,说她的长相看着不舒服。很难看吗?我问。何苗趴在石桌上,手垫在下巴和桌面之间,皱着眉头,盯着面前的一棵树,好像树干上有楚妙妮的脸。

“不是难看,就是不舒服。”她看了我一眼,“你不觉得吗?”

“还好吧……”

“你是不是觉得她挺漂亮的。”

“没有。”我说,“妆化得太浓,像假的。”

何苗撇撇嘴,笑了。

“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件好事,大连是个好地方,我喜欢那里。”她拉起我的手,在手心里揉了揉。

大连是个漂亮的城市,干净、繁华,机会也多。它离学校不远,我们曾经去游玩过。在那里,我和何苗第一次看到海,并为之激动不已。那是个美好的回忆,但我从没觉得它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么现在,我就这样跟它联系在一起了?它会是另一个我将长期置身其中的城市?我和何苗一起?

何苗应该正在想象我们未来生活在大连的样子。

“你说,如果到最后还是没有工作,怎么办?”我控制不住要这样说。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对未来稍作美好的期待,就让我有些烦躁。我说这些不是因为需要何苗的安慰,就是为了唱个反调。

“不会的,那么多人报名,他们骗得了那么多人吗?”何苗又揉了揉我的手,她在安慰我。

我知道何苗一直在等。毕业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归宿。她可以选择回家——像大多数女孩那样。也有一些女孩独自去了陌生的城市工作,但何苗不是这样的女孩,她需要有人陪伴。极少的女孩继续和男朋友在一起,这需要运气,也需要勇气。何苗就是在等这个。其实,她只需要勇气,需要我的勇气。我们都知道勇气来自哪里,这正是何苗失望所在。也是每天晚上,我们之间气氛越来越凝重的原因。

从谈恋爱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晚饭之后,只要没有特别的事情,我们都会一起出去走一走。操场、图书馆、宿舍区或者校外的马路。最常去的是学校旁边的公园。公园将废未废,夜色下透著寥落荒凉,但在情侣的眼里,它是个浪漫的所在,是约会的理想去处。我们在这个硕大的公园里的各个角落驻足过,做那些情侣都会做的事。有一次我们缠绵了很久,长久的亲吻几乎让我的舌头麻木,我的手把她的身体爱抚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我们说起了那件事,何苗很好奇为什么要做那件事。为什么一定要做爱呢?她问我。我想了想,对她说,以前我觉得是因为欲望,因为生理本能,但现在,我抱着你,吻了你很久,我想,那不只是欲望,是情到浓时的顺其自然。这真是一句漂亮话不,是吗?接着我们开始做那件事。我不知道具体时间,应该很晚了,四下里寂静无声,也可能只是我听不到。我让何苗手扶着长椅弯下腰,借着微弱的星光,褪下她的裤子,也褪下自己的裤子。我们的裤子都堆在小腿上。四周漆黑漆黑,只有何苗的身体雪白,漂浮在我眼前。我走上前,可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完成下一步,我不知道怎么进入她的身体。应该是我的动作让何苗不舒服了,也许是这个姿势让她感到羞耻,她站直身体,扭捏地提起裤子,她看了看我那里,低着头说以后再试一下吧。我焦躁又沮丧,但毫无办法,而且我总担心会有人突然冲出来,只好说那好吧。我们整理好衣服,相视笑了起来。她紧紧挽住我的胳膊,向公园外走去。

“有时候我想变得小小的,就躲在你身上不下来。”她的脸紧紧贴着我的胳膊,完全不去看路,任由我带着她往前走。

这些夜晚,我们心无旁骛,我们甚至不再是实体的,我们是奔涌的情感和欲望本身。

也有些夜晚,我们为一些事闹别扭,互相不理会对方,甚至争吵。有时候我想,应该记住那些吵架的原因,回想起来一定很有意思,但事实上我几乎全都忘了。就像那些说过的情话,大多也都忘记了。我还年轻,但我已经知道,很多当时以为特别的、重要的、严重的事物,并不真的是那样。

不过最近,无论我们做什么,都绕不开“毕业”这个东西。它确实是特别重要甚至是严重的。动情时争吵时,我们都会说到它,至少也会想到它。随着它越来越近,我们因为它而不愉快的次数也多起来。从什么时候开始,何苗时不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毕业后我们怎么办?对此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等找到工作再说,我说再给我点时间,或者干脆沉默。这时候她会哭,说要不分手吧,分手算了,为什么不分手……最后,我把她送到宿舍楼下,她总是抱着我,带着重重的鼻音说明天见。

何苗希望我说我们一直在一起,不管去哪里,有没有工作,我们都一起面对。我很清楚,如果我这样说,她一定不顾一切跟我走。可是我说不出口。毕业是怎么回事,对我来说,它是一次历险,有无数未知也有各种可能。我会害怕,但某种程度上,我又希望这些能够更加彻底。也许你会说,是我对何苗的感情不够深,不够真诚,不足以让我下定决心。我无可辩驳,但我自己是不承认的。我不想承认自己的自私,也不愿意完全否定我们的感情。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何苗一定认为这是我们的运气。但我的感觉更加复杂。我对何苗说,我没有完全相信楚妙妮,但我愿意赌一次。

决定报名后,我开始想办法弄到学费。何苗说她可以跟她爸要,我没同意。我没办法跟家里开口,当然也不能让她这么做。向同学借?几个关系好到可以借钱的,都没什么钱。何况我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报这个班,他们一定会说这是个骗局,大肆嘲笑我。主要是,我怕被他们影响,动摇了决心,这是很有可能的。此外,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有做贼心虚的感觉,好像用了不正当手段,好像背叛了什么。我跟何苗说,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她疑惑地看了看我,然后又找到答案似地点了点头。

不能跟家里要,不能向同学借。学费成了难题。我思前想后,最后,想到了黄海。

黄海是班级辅导员,也是我们的师兄。我们入学时他刚毕业,并留校任教,只是在代课之前,要先做辅导员。因为年龄相差不多,他与我们相处得不错,经常一起打球、吃饭,更像是朋友关系。有一次开班会时,他说,毕业时会面临很多问题,如果谁有困难,可以找他。他说他知道这是学生们最难的时候,有需要他一定会全力帮忙。

我记得他说这些话时,就坐在第一排的课桌上。这是他的习惯,他既不站在讲台上,也不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像很多老师做得那样。他总是侧身坐在某一张课桌上,和我们聊这聊那。他长得颇帅气,那样随性地坐在那里,侃侃而谈地样子,很有魅力。

我和他关系一般,比普通师生多一点,比朋友少一点。也正因为这样,向他借钱反而没有太多顾虑。我先给他打了电话,说我需要借一些钱。他没有表现出意外,只问需要借多少。我不由得顿了顿——五千块并不是小数目。

“需要……五千块。”我说。好像在用舌头把—个个字赶出嘴巴。

“行。”他立刻回答。

“没问题。”见我没反应,他又补充了一句。

这个结果在预料之中,我知道他肯定会答应。只是在我的预想中,他会问我这些钱的具体用处。我当然不会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他,为此我已经准备好了借口。然而他什么都没问,直接说了“行”。我感到轻松的同时,反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

“你明天下午到办公室找我吧。”他又说。

“我会尽快还。”我觉得应该表明态度,可是说完却有些尴尬。“谢谢黄老师,谢谢……”我赶紧说,急于把前面的话遮住。

“没事,不着急。”他轻松地说。

“明天到办公室找我。”他重复了一遍。

黄海一定是信任我的,没有理由不信任,我也信任自己,我说我会尽快还的时候,心里想的就是一定要尽快还。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后来,发生了什么让它变得复杂起来了呢?

第二天下午,我去了黄海的办公室。他正和另一个班的辅导员聊天。我敲了敲开着的门,尽量保持表情自然,跟两位老师打招呼。进来进来。黄海说着对我招招手,然后弯腰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我走到他对面时,他把信封随手放在我们之间的桌面上,对着它抬了抬下巴。拿着吧。数一数看有没有错。我拿起信封,它沉甸甸的。不用数不用数。我说。

“黄老师对你们多好,可不能一毕业就找不到人了。”另一个老師笑着说。黄海也笑了。

我当然也笑了。“那不会。”我说,“我毕业去大连,没走太远,会经常回来玩的。”

“工作找好了?”

“有个亲戚在大连,我毕业去他那里,他能帮忙找工作。”

“那很好,大连不错。”那个老师说。

黄海一直都没说什么,他一直低着头整理办公桌,好像并不关心这些。这样更好,我也不想多说。谎话越说越真,也越来越荒谬。

“何苗呢?”他说,“你们……怎么样?”他抬起头,用关切的眼神看着我,我强撑着没有移开目光。

“挺好的。她也喜欢大连。”

说话时,我的眼睛仍然看着黄海,可是却没有聚焦在他脸上。而无论我说什么,都好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模糊、错位。这样的对话我实在不想继续下去,尽快找了个借口,离开了黄海的办公室。

我来到外面的空地上,把那个装着五千块的信封举到眼前,从信封的开口看进去——厚厚的一叠,整整齐齐。我想象一双手拿着那些钱,把每一边都在光滑的桌面上撞了撞。我没有去数它们,甚至没有把它们拿出来。不一会儿,我就把信封原封不动地交到了楚妙妮手上。

我看着她打开信封,拿出一叠钱,放进点钞机。钞票齐刷刷地通过点钞机时,发出密集而又果断的声响。

合计金额五千元。一个机械的电子合成声报出数字。

培训班如期开课,有软件设计和日语两门课程。楚妙妮说,大连的软件公司多数都跟日企合作,学会基本的日语,找工作会事半功倍。

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学日语。虽然是理科生,但我热衷于阅读,相信语言和文字的力量。编程语言也是一种语言,不过它冰冷得多。学校专业课程里也有编程语言,我几乎没去上过课,即使坐在教室里,也是躲在后面看小说。讽刺的是,现在却要花更多的钱去上培训班。我曾跟何苗说过,如果选择了文科,也许大学四年里,我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当然是在为自己的荒废时光找借口和自我安慰。何苗没有揭穿我,她只说,那我也要选文科,这样我们又能在一起了。

何苗比我更应该选文科,她不仅喜欢阅读,还自己写小说。在我们谈恋爱之前,我就读过她写的小说,是关于高中生恋情的。她说其实那不是小说,是她的回忆录,里面的故事都是真实的。我读过之后觉得,真实是真实,但肯定被她美化过了。她写到她喜欢的那个男孩子——他的发脚跳动,折射了夕阳,在她眼前浮起七彩的光。这怎么可能呢,当时我就这样想。

那是在写作选修课上,我们不期而遇。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人和我一样。我问何苗,如果不是不约而同地报了写作选修课,我们会不会就只是普通的同学而已。何苗摇摇头。一定还会在其他地方遇到的。她笃定地说。是吗?我很怀疑。我并不认为我们还有更多共通的地方。甚至我写的文章,何苗也不是很喜欢。她没有说不喜欢,但我看得出来,她并没有共鸣。

“说不定我们会一起报这个培训班。”她笑着说。

完全不可能。首先她肯定不会报名去学什么软件设计,其次我肯定不会在这时候想着去追求女孩子。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经遇到了,在写作课上,我们了解了彼此,我被她的某种特质吸引,相信她也是一样。课程结束时,我告诉她我喜欢她,牵起她的手。整个过程像一条小河一样平静畅快的流淌,是的,这个比喻很恰当,那么现在,这条小河遇到了急弯。

开始在培训班上课后,我们之间平静了一阵子。我会去大连工作,何苗会和我一起去大连。这好像成了默认的事实。然而我似乎仍怀着隐秘的心思,对一切都感到不确定。即使我和何苗仍然每晚四处游荡,即使我按部就班地接受着培训,我能做什么呢?只能看着时间不断推移。

让我猝不及防的是,很多人来问我,关于大连的那个亲戚。

他是我表哥,是我们那里的传奇人物。他又聪明又帅气,可是偏偏因为小儿麻痹症成了残疾,他的其中一条腿(我记不清是哪条了)又细又短,还像婴儿时一样,所以一走路就左摇右摆。可能是因为从小就被取笑,脾气有些古怪。有一次,我看到他在学校操场上骑自行车,他当然不会骑,一次又一次摔倒,一次又一次艰难地爬起来,她的妹妹(和我是同班同学)留着泪跟在后面,可是她每次要去扶她的哥哥,都被他一把推开。后来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再后来又考上了大连最好的大学,毕业后留在大连工作,好像已经买房了。他有没有学会骑自行车?这个我也不知道,那天我没看到最后,谁忍心看到最后呢。总而言之,以他现在的实力,帮我找份工作,不成问题。

以上这些,并不是无中生有,确实有这样一个人,关于他的那些事也都是真实的,甚至他的妹妹真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只是他不是我的表哥,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这样半真半假的故事,最不容易被识破。当然,也不会有人去怀疑它的真实性,因为没有必要。

可是麻烦事还是来了。

这一天,罗明吴找到我。去喝点儿。他这样说,像以前很多次一样。我欣然应允,在喝酒上,我们是最好的搭档和对手。他说要带我去一个新的地方,那里提供扎啤——酒水从桶里,经过一个龙头,流进很大的杯子里。今天不喝那些绿棒子了,他说,带你尝点新鲜的。他总是一副大哥的样子,说话举止都有些粗鲁,但我很喜欢他,他很简单。

几道小菜,两扎啤酒,摆在桌面上。看着它们我总是心情愉悦。罗明吴提议干杯,要一口气把一整杯的啤酒倒进肚子里。来吧。我说。然后,啤酒从我们的口腔流下,在咽喉处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啤酒太凉,后脑勺处一阵被冻伤似的钝痛。我摇了摇头,看到罗明吴在后脑勺上猛拍了几下——啪啪啪,声音清脆响亮。我们起身,又去盛了一杯。

“跟你说个事儿。”他看着我。我觉得他不想看着我,却努力地看着我。

“我直说了。”他说,“跟你表哥说说,给我也介绍个工作。”他语速很快,语气轻松,但脸上还是讪讪的。

我要怎么回答他。直接回绝肯定不行。

罗明吴端起杯子又喝了一通。“干什么都行。”

“他也只是个小领导……”我小心地组织语句,可下半句还是空空荡荡。

“你就随便提一嘴。”罗明吴接过话头,“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没事。”无所谓的表情代替了讪讪的表情。他的眼神却暗了一暗。

我说行啊,说不定他真有办法呢。我的“表哥”必须继续存在下去,对罗明吴我也无法说出实情。实情是我不声不响地上着培训班,学习编程和日语,等着那个女人给我一份工作。其实就是在听天由命。

我仍然有些怀疑,培训班上有二十几个学生,真的都能得到工作?有时我打量着他们,思考着我和他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我想到我们全都会去大连,像一把沙子一样撒进去,不真实感便无法抑制。讲台上的日语老师——楚妙妮本人,正在教授发音。她自信美丽,赢得了学生们的信赖,有些学生喜欢找她谈心,谈工作、未来,和感情问题。班上有一对情侣,他们希望以后可以去同一个公司工作。楚妙妮时常鼓励他们,只要他们认真培训,她一定会帮他们达成愿望。她亮亮的嘴唇开合着,发出顿挫的语调。大家都在认真听课,我却时常走神。我是不是也应该找她谈谈心。

又开始翘课了。“翘课”,这两个字是怎么连在一起的。我总说四年里翘掉的课要远多于上过的课,好像在说一项壮举。现在,又开始翘培训班的课。至于原因,楚妙妮打电话来催我的时候,我说要做毕业设计,实际上,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了打球喝酒和麻将上,学生时代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些掉在夹缝里人,不用学习,没有工作,留恋迷茫伤感恐惧,进入一种轻飘飘的放纵状态。堕落的惯性。我在何苗面前自嘲。她也拿我没办法。我想她一定又开始感觉不安了。有一次她说她越来越没有安全感。安全感是什么,怎样才有安全感。我想这样问却没问,让这个话题不了了之了。

楚妙妮催我去上课时,语气中总带着关切和些许责备。她会说,你这个小孩儿,怎么不听话。有时又说,安排工作之前也是要考核的,于老师(编程老师)总夸你聪明,但不上课可不行。这时我就会听话地去上一次课。到了培训的后半程,我一点上课的心思都没了,找借口说我和女朋友之间出了问题,心情非常低落。这也是半真半假的话,很适合作为借口。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楚妙妮在电话里问我。我想这正好是个机会。

“老师什么时候有空,我能和你聊聊吗?”我说。也许我真的会跟她聊一聊感情问题,她与我的过去毫不相干,似乎还对我另眼相看,是一个很好的倾诉对象。不过主要目的,还是打探工作的情况,我知道培训课我不太可能去上了,除了复杂的心绪所致,我还同时抱有另外两个奇怪的念头——如果是假的,去上课又有什么用;如果是真的,上不上课也不会太大影响。毕竟我是她眼里“特别”的那一个。

我们把见面的地点定在了学校旁边的公园门口。天气已经热起来,楚妙妮穿着带花朵图案的浅紫色连衣裙和肉色丝袜,上身罩了一件薄薄的针织衫。我一身篮球服,坐在台阶上,看见她在街对面挥了挥手,好像还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不一会儿,她穿过街道,不急不慢走过来。我听到高跟鞋踩在路面发出的咔哒声。她的小腿曲线不太好看,肌肉过于发达,但丝袜的光泽不时显现。等到再近一些,还有一阵清淡但有力的香味——香水,应该是香水。我坐在台阶上等楚妙妮的十几分钟里,打球流的汗水已经被下午的微风吹干,我低头闻了闻——这不重要,我根本不在乎这个。

公园里的小径分岔互通,我和楚妙妮边说边走,没有认真看路。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兜圈子,可是一声某种动物的怪叫把我惊醒,我从倾诉的快感中抬起头,发现竟然走到了动物园。这里是公园的极深处,为数不多的动物们,全都病怏怏的,脱毛,皮肤溃烂,眼角堆满分泌物。荒废公园里的荒废动物园,很少有人会到这里来。我转头看了看楚妙妮,她的眼睛里还有残留的惊恐,那声动物的怪叫,使她本能地抓住了我的胳膊。没事的,是个动物园。我说。吓死了。她说着放开手。我笑了笑,指着不远处的亭子说,休息一下吧,你一定走累了。

在亭子坐着,我们不再像刚才那样密集地说话。刚才我都说了些什么,大学生活,就业的压力,甚至我的家庭出身。其间楚妙妮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撓挠头做出痛苦的表情,我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其实也没关系,人在不断成长,不同阶段想做的事情也不一样,你还年轻。我不喜欢自己年轻,我觉得年轻很蠢。她笑起来,说她想年轻也不可能了,你应该珍惜。

“老师很年轻啊。”我说,“比我们……都好。”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优秀,成熟,都不合适。

她看着我。“你跟其他小孩儿不太一样。”她的语气轻描淡写。不等我做出反应,她立刻又说起了别的话题,似乎刚才只是不经意的情感流露。

这足以让我雀跃——内心雀跃。我们肩并肩走着,浮云投下的阴影从身上掠过,路边灌木的枝叶抚过手臂,鸟雀一头扎进草丛又忽得飞起。楚妙妮又说了什么。她问起何苗,你和你女朋友?怎么样了?

我不想说这个,我说起自己的爱好,我喜欢读小说,也尝试着去写,但是一直没有写出来。她说很好啊,说不定有一天你会成为一个作家,你才二十二岁,有无限的可能。我一直相信这句话是真的,即使其他都很可疑,我仍然相信這句话是真的,而且越来越相信。因为我开始明白时间与一个人的关系,你正永远失去它,可它没有消失,它出现在另外一些人的身上。

楚妙妮靠着凉亭的柱子,把腿伸直,平放在石椅上。我以为她会把高跟鞋脱下来,但是她没有。我坐在另一根柱子旁边,看上面的刻痕。放了它们吧。有人用黑色的圆珠笔写道。我告诉楚妙妮,动物园里有一只不停流泪的猩猩。这怪叫的是什么?不知道,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动物。

我记得,何苗难过了一整天,在我们逛完动物园之后。第二天,她告诉我,她梦到了那只独自坐在秋千上摇晃的黑猩猩,在她的梦里,它不停地流着眼泪。我不喜欢这个梦。一厢情愿的泛滥的同情心。可那只黑猩猩,此后我每次想起它,它都在流着泪。

何苗有一阵子没有问我培训和工作的事了。我们对以后不闻不问,也不管对方为什么不闻不问,只是更长时间地腻在一起。何苗提议远足一次,她说城市的东南远郊有一片小山,山坳里有一个水库,她想去看看。在我的想象里,水库是一种极其庞大的水泥建筑,严严实实地密封着,里面当然装满了水。我也看到过有人淹死在水库里的新闻,那些人是怎么进去的?水库又有什么好看呢?何苗笑得几乎站立不稳。水库就是一个可以储水放水的大湖啊。她大笑着说。原来是这样。这就说得通了,所有的湖泊里,都有人捕鱼、游泳和溺毙。但这一点都不神秘。可是风景很好。何苗说。她让我一定要陪她去。我想像那个庞大的水泥建筑,它只有一个模糊的轮廓,没有任何细节,以后也不会有。这样也不错。

我们一大早出发,先是乘公交车,一直到终点,然后换城乡巴士。天空是很陈旧的灰,我们站在一个水泥建筑下,抬头向上看,太阳像装在布袋里,亮着,但没有光芒,眼看就要落到水泥建筑后面去了。我听到司机大喊,去水库的,赶紧下车。车窗外已经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何苗还靠在我肩膀上睡着。我叫醒她,她迷迷糊糊地跟着我下了车。这是哪里呀。我们站在路边四下看了好一会儿,没有找到水库的影子。城乡巴士的轰响渐渐消失。我说,要记得这条路,还要从这里回去。

水库肯定就藏在某座山的后面,我们最终没有找到。这里的山很荒凉,只有一些瘦小的植物长在石缝里,很多已经干枯,裸露的石头也有了风化的迹象。但四野空旷,天幕蓝白分明,我和何苗对着空山大喊了几声,听着回音激荡扩散,兴致也高起来。在山顶,我们看到更多的山。何苗想再爬过一座去找水库。于是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再次上路。水库并不重要,说不定有其他有意思的东西。我站在崖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向山下小便。可是我们就是来看水库的。何苗远远地站在我身后,大声说。你小心点啊。

山与山之间的距离,不能通过眼睛来预测。看似近在眼前的山,却怎么也走不到。我们来到一片人工种植的树林里,这里的地面有一层落叶,像一块天然的毯子。我们就坐下来,决定不再往前走。上下都静悄悄的。何苗躺倒我的怀里,我低头亲吻她。我们吻得轻柔,好像害怕打破了这寂静。然后我们躺下来,我翻身压到何苗身上,但她制止了我,抓住我在她身上游走的手。我们就这样躺着好吗。她定定地看着我,眼睛里蒙了一层水雾。我点点头,和她并排躺下来。何苗握着我的手,偶有声响——鸟鸣,树枝断裂——她就会轻轻用力。

回去的城乡巴士上,何苗告诉我一件事。

前几天,一个何苗完全不知道的表姐联系到她,是她小姨的女儿,何苗也不知道有这个小姨,但是她们在电话里说起她妈妈的事,让何苗确信她们确实是她失联多年的亲戚。这件事唤醒了何苗一个久远的记忆——她和爸妈一起,乘坐几天的火车去看外公。外公不久前去世了,带着对大女儿的愧疚。小姨在电话里痛哭。姐姐命苦,因为穷被嫁(也可以是被卖)到那么远的地方,又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自杀。孩子你也可怜哦,小姨说,那么小就没了妈妈。何苗也跟着落泪,倒不是可怜自己,只是觉得怎么会有那么多苦难呢。

然后呢?然后,她们知道我马上要毕业了,让我去找她们。她们想见我,说不一定可以一起生活。你要去吗?我不知道,还没想好。你觉得我要不要去。我更不知道了。

之后我们一路沉默着回到学校。越来越多的可能和越来越多的不确定。如果何苗去她小姨那里,我不是就可以无所顾忌了吗?把工作、去处、未来都暂时抛到一边。但我清楚,没这么简单,因为随之而来的是分别。

何苗突然说:“英子(她的室友)前两天告诉我,她看到你跟一个女人一起吃饭,是楚妙妮吧。”

我愣了一下。“是啊。”我说,“怎么了?”

“你在为工作的事想办法,为以后做打算。可是你没跟我说过,可能我不在你的以后里。”

“你想太多了。”我说不出别的什么。何苗转身走进宿舍楼的大门。

那次谈话之后,楚妙妮没有再给我打过电话。她是怎么想的,她真的会对我特别照顾吗?我一点都不确定。实际上,那天我们完全没有正面说到工作的事,倒是说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私密的话题。

从公园出来,我和楚妙妮去了一家火锅店——她提议一起吃个饭。我们面对面坐着,她又问起何苗。说说吧,你的女朋友,你们有什么打算。

“没有什么打算,这就是问题。”我说。我和何苗之间,比我想象得还要难以表述。我说我可以喝啤酒吗?楚妙妮说当然可以,她也想喝一点。

我把两个杯子都倒满,端起来等着楚妙妮,她也端起杯子,我稍稍起身和她碰了碰杯。给老师添麻烦了,我说。应该是在说以后安排工作的事。她笑了笑,没有说话。我们喝掉了杯里的酒。

“你不喜欢她了吗?”她又问。

“喜欢。”我说,没有犹豫。说完,我又想了想“喜欢”这个词,没错啊,它就在那里。

我知道了。我大概明白。水又沸了,雾气蒸腾起来,楚妙妮在雾气的后面说,你喜欢她,你还喜欢更多别的什么,以后可能会出现的别的什么。

她说的也许是对的。但我在摇头,好像是在否定她的话,又好像只是表示我的无奈。“只是……太多未知数,好像看不到以后。”我看了看楚妙妮,她正认真地听我说话。她看着我,好像在看一只不知道该拿线团怎么办的猫。“她很依赖我,但我似乎不值得依赖。这让我害怕。”

“你们是不是已经……做过了?”她微微向前探着身,直视着我。

“做过”这个说法很突兀。这个问题本身就很突兀,完全没有必要。后来我想,她是故意的,要为我们的对话制造私密的气氛。我尴尬地(在楚妙妮看来可能是羞涩地)笑了一笑,没有回答。显然,她不需要我的回答。

“其实在感情上,我给不了你什么建议。”她拨了拨额前的头发,说:“我也是这个失败者。”她的声音在奇异地变软。

“我曾经出轨过。”她说。

火锅还在咕嘟咕嘟地翻腾着,有两桌学生模样的客人在大声说笑。傍晚的阳光透过餐厅的落地玻璃照射进来,外面不停有行人走过。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可是我却感觉有什么把我和楚妙妮单独包围了起来,她的话语在我们之间传递,然后向上升去,而不朝四周扩散。

在楚妙妮讲述的过程中,我一句话都没有说。她说的那段往事里,有一个极具魅力的男人(这是肯定的,她还说到了他的胡茬和他用的什么香水),一对逐渐互相漠视的爱人,和一颗不甘寂寞的心。这样故事一点都不可信,但有人把它亲口告诉你的时候,又另当别论。

然后,事发,悔悟,原谅,和解。

我想起她说她是个感情上的失败者,这多少有些矛盾。她失败了吗?当然,这取决于她怎么定义失败。

“不管你做了什么选择,都要承担起它带来的后果。”最后,楚妙妮说了这句话。我不知道这跟她的故事有什么关系,跟我面临的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可能她只是需要一句话来结束我们的谈话吧。

互道再见之后,楚妙妮走到路边扬了扬手,一辆出租车停在她面前。坐进车里之后,她降下车窗看着我。出租车开走了,我仿佛看到她说的话,讲的故事,她的表情、动作,都跟在车后轰轰隆隆地一起跑走了。就是这样,她一旦走开,我和她所有的联系似乎就消失了。

我困惑于我和楚妙妮之间的关系,说我们是陌生人也未尝不可,只是那些私密的对谈,刻意的私密,形式化的私密,让陌生的硬核上,包裹了一层可互相谋取些什么的果肉。

之后,我没有再去上课,也没有再跟楚妙妮有任何联系。直到培训课程结束的那一天,楚妙妮打来电话,这时同学们正在陆续离校,我的情绪处在极度敏感和脆弱的状态,每天喝很多酒,半醉半醒,什么也顾不了。我看着手机屏幕上楚妙妮的名字。她把手机的一端贴着耳朵,另一端靠近嘴巴。鲍家街43号大声唱着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我需要什么。歌声停止,手机屏幕暗下去。

毕业答辩时,黄海召集全班的人一起拍毕业照,照例邀请了系里的领导和主要授课老师。毕业答辩是人员最齐的时候,但最终的照片里还是少了两个人,我和何苗都没有出现。

黄海真的很生气。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说他不知道我们脑子里在想什么。你们太不懂事了,到底为什么不来拍毕业合照。何苗低着头不说话,我只好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

“昨晚我俩吵架吵到快天亮,早上实在爬不起来。”

黄海一幅难以置信的表情。四年同学,还没有睡觉重要?

“我们没吵架。”何苗突然说,“我就是不想拍照,重不重要跟拍照也没关系。”

昨晚何苗说她不想去拍毕业照。留着那张照片有什么用,很久之后,拿出来猜他们的名字吗?会记得的总会记得,会忘掉的就不要再想起了。我点头称是,决定也不去拍照。记得还是忘掉,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觉得不去拍毕业照这件事本身挺特别的。

我很不好意思地看了黄海一眼,他倒笑了起来,一边摇了摇头。算是个忠告吧,他说,出了学校不能太自我。

何苗又不说话了。我点点头,说我们会记住的。

“何苗和你一起去大连吗?”黄海看着何苗问我。

何苗沒有让我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去大连。我有自己要去的地方。她说完就转身走了,留下我和黄海愣在那里。黄海很识趣地没有再问下去,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这方面的困难我就帮不了你了。我想他可能是在提醒我,在其他方面对我的帮助,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我打算再次表明态度,让他放心。可该怎么说呢。我满脑子都是何苗的那句话,她要去哪里?

黄海摆摆手。回去吧。晚上的散伙饭一定要来,带何苗一起。看我还站那里没动,又拍了拍我的肩膀。去吧,没事了。他说。我低头走出了办公室。

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一个人都没有,我以为何苗会在这里等我,然后告诉我她做了什么决定,要去哪里。昨晚我们就坐在这里的台阶上,零零散散地说了很多话,一直到天快亮了才回去。何苗问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说我也不清楚,但我想多赚些钱。你会继续写东西吗?她问,成为一个作家。我摇摇头,我没有那个天分。这样说着,我又有些难过。两个人都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我问她,你呢?她说她只想有份安定的工作,过些安稳的小日子。我真的不知道,我说,不知道想要什么,但我想出去看看。我斜靠着栏杆,何苗坐在下一级,扒在我的腿上。我摸摸她的头发,她没有动,好像睡着了。我一口一口地喝着啤酒,有时候也要睡着,风一吹又醒过来。我们自始至终没有说眼下的打算。

我又在台阶上坐下来,发信息给何苗,问她在哪里。她没有告诉我,只说晚上再见。我一个人坐着,不知道为什么,想起我曾在夜里,坐在一条大河边,看黑色的河水翻涌流动。那时刚下过暴雨,水面离我很近,我能听到暗涌低沉的鸣响。水面下有些什么,都被裹挟着一往无前。那时我莫名感到一阵心悸。

傍晚,何苗到宿舍来找我,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还去其他几个宿舍转了一圈,跟要好的同学说说笑笑。可是在饭桌上,她却先哭了起来。像是凭空打开了一个阀门,所有人都哭起来,包括黄海。四年时光,总归是值得一哭的。

一些人醉到了,醉得不省人事。我还好,只是走不稳。何苗扶着我,走在所有人的后面,一路跌跌撞撞。何苗一声不吭,抓着我不放。我觉得走了很久,却一直没走到终点。何苗把我放在路边的一条长椅上,我仰面躺着,大声说,何苗你要去哪呀?何苗说她要去找她小姨,听说她和妈妈长得很像。她是不是这样说的,我醉得那么厉害,也许都是我的想象。我好像吐了,嗓子和鼻腔要烧起来了。何苗在拍打我的背。我唔哝着,我不想让你一个人走。何苗又哭起来。

第二天一早,何苗就走了。我还在宿醉中,她没有和我告别。

不停地有人离开。晚上,剩下的人还是去喝酒。喝醉之后,我才给何苗打电话,她说了什么我完全听不清,她是说我可以去找她吗?我神志不清,总觉得她还是在宿舍里,看着窗外,接听我的电话。实际上,这时她应该还在行驶的火车上,她要去那个地方很远。

我留到最后,送走了所有人。这次倒不是要特立独行,实在是不知道要去哪里。一个人站在一片狼藉的宿舍,周围空空荡荡,我也空空荡荡。收拾行李时,甚至不能弯腰,因为眼泪会自己掉下来。我为自己的失控感到惊讶,宿舍是不能在待下去了。我把行李丢在一边,走进校园。

校园里一切如故,篮球场传来几十个皮球撞击地面发出的闷响。课间铃声仍然可以传遍每个角落。学生们背着书包,挽着胳膊,走向食堂、教室、宿舍。什么都被没变,都在继续。宿舍和这里,简直是两个世界。就在刚才我还觉得一切都可有可无,现在,又突然什么都想要。我最后一次走在校园的主干道上,拨通了楚妙妮的电话。

“老师。我毕业了。”我缓缓地说,“我可以去大连找你吗?”

楚妙妮轻叹了一口气。“你这小孩儿,怎么就消失了?”她说。

“发生了好多事情……”

“你让我怎么办?”她好像很不忍心,可是又没有办法。

“什么工作都行。”我说,“你一定有办法的。”

电话里沉默了下来。犹如从明亮的室外,突然走进阴暗房间的瞬间。然后,她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来吧。到了打我电话。”

大连有我的几个同学,罗明吴也在其中。他们都知道我也会去大连,因为我的表哥在那里,而且会给我安排工作。罗明吴离校前,问我什么时候过去,我临时想了个借口,说要等表哥出差回来。他说他先去找房子,我到了可以直接一起住。那时我还没有决定去找楚妙妮,我接连喝酒,再说下去我会彻底绝望。

现在我到了大连,但是没有告诉罗明吴,我打算先联系楚妙妮,我想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在火车站广场的大太阳下,我拨打楚妙妮的电话。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又拨打了五次——全都没有打通。您拨打的手机暂时无法接通。汗水已经湿透了后背的衣服,我的愤怒远大于失望。然而喉头仍有些哽咽,倒不至于哭泣(脑海里还是浮现了自己抹眼泪的样子),但是憋屈的感觉无法控制。我咬咬牙,决定去找她的培训学校。那个学校叫什么来着?

出租车在我说的那条路上跑了两个来回,也没有找到什么培训学校,甚至外表像学校的建筑都没出现。司机说这条路上从来没有学校,我说的学校名字他也从来没听说过。我只好又回到火车站,不甘心地再次拨打楚妙妮的电话,依然没有接通。天渐渐暗下来,我没有别的选择了,只有罗明吴,他应该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可是,不行,事情不应该是这样。我收起手机,拖着行李箱,向一个破旧的楼房走去。刚从出站口出来时,我就看到了远处楼顶上那一块贴片大招牌,上面用油漆手写着两个红色大字一一住店。那两个字那么醒目,似乎能闻到油漆的刺鼻气味。

早晨,我早早醒了。可能是太疲惫,昨晚一夜无梦,睡得非常香甜,醒来时却感觉浑身无力。我直挺挺地躺在那儿,盯着天花板上污渍,辨认出一些动物的形体和人的脸庞。有多少人曾像我这样躺在这里,他们都去了哪儿?她们呢?何苗现在在哪儿?总不能一直在火车上。她离校后就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信息都没有一条。她一定见到了小姨和表姐,在享受天伦之乐。楚妙妮呢?她在这个城市的某处,我却找不到她。我没有办法再拨她的电话。

然而,电话响了。

楚妙妮向我道歉,昨天她一直在外面忙,手机没电也没充,半夜回到家累得倒头就睡了过去。早晨醒来才想起我。她一口气把这些说完,又接着道歉。

“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她一直说。

我出奇地平静,还有一些失而复得的快慰。“没事。”我说。

“你在哪?我去找你。”

“我不知道这是哪儿,火车站附近的小旅馆。”

她想了想说,“就在火车站吧,那里有个星巴克,你在那等我。”

我起床洗漱,然后又洗了澡。从洗手间出来时,房间好像变了个样,变得狭小阴暗,昨晚我一点都没有意识到,那时它就是个房间而已。

夏天的阳光贴满了所有物体的表面,然后照到眼睛里。眼睛勉强睁开,不一会儿就隐隐作痛。裸露的手臂和后颈也隐隐作痛。我抬起手,挡在眼睛上面,给它一小片阴影。星巴克就在前面。我站到门口的阴凉处等楚妙妮,面对着宽阔的火车站广场,好像面对一个巨大凸透镜。

十几分钟后,一辆出租车停在我面前。车窗玻璃缓缓降下,楚妙妮在车里先跟我打招呼,然后付車费。她带着太阳眼镜,我几乎没认出她。车门打开,一条腿伸下来,小腿和大腿一起反射阳光,白得刺眼。楚妙妮穿着牛仔短裤和T血,是我没见过的休闲装扮。她站在我身边时更加娇小了,我这才注意她没穿高跟鞋,脚上是一双白色的凉拖鞋,鞋面上一朵大大的花。

“昨天一定着急了吧。”她摘下太阳眼镜,伸手捏了捏我的手臂。

我笑了笑。她好像知道我不想听她一直道歉,只说,你没事就好。

她还没有吃早饭。打完电话就赶过来了。她说。又问我吃了没有。我也没有吃。我们就到星巴克点了些东西作早餐,一边吃一边聊天。她吃了几口就停下来,给我讲几个学员的就业情况——其中有两个去了很有名气的公司,那对情侣也已经开始一起上下班了。

“你的情况比较特殊,不过我会想办法的。”她轻啜着咖啡,指了指我的咖啡杯,“你怎么不喝?”

还是一样的焦苦味。不过,我应该会把它喝完。楚妙妮看着我,即使她尽量避免,眼神还是带有自上而下的俯视感,但还有别的。

楚妙妮没怎么吃东西,慢慢地喝着咖啡。她让我先找个地方住下来,因为工作需要一段时间。我可以和同学一起住。我说。她点点头。

“你昨晚住哪里?”她问。

昨晚我朝着那个招牌的方向,先过了一个天桥,又过了一个地下通道,在一个小坡上,找到了那家旅馆。原来不止是山,楼的距离也一样不能目测。它比我想象的远得多。楚妙妮一只手托着脸颊,听我描述那个旅馆,它的红字招牌,逼仄的房间,时冷时热的淋浴,凹凸不平的床垫。

“带我去看看。”楚妙妮直视着我的眼睛,好像是要把我的眼睛看进她的眼睛里。

我怔了一怔。看什么呢?要去吗?

“要去啊。”她仍然直视着我。我的心跳乱了两拍。

到了外面,楚妙妮戴上了太阳眼镜。又在手臂和腿上涂上一层东西——她说是防晒霜。我指给她看那个红字招牌。就是那里。她抬头看了看。我们走吧。她说着就走到前面去。我们一起上了天桥,接着找到那个地下通道。从地下出来,我揉了揉眼睛,以适应强烈的光线。

可是,接下来呢,那个斜坡在哪里?我带着楚妙妮,在四周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到那家旅馆,附近全是破败的楼房,偏偏找不到昨晚的那一幢。怎么办?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周围的一些人开始注意到我们,投来奇异的目光。我该去哪儿?我们?我向上看,红字招牌也不见了。

责任编辑 游锦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