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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与《韩非子》外交思想比较研究お

2018-03-26曹磊

关键词:韩非子管子比较

曹磊

摘要:

管子和韩非子同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在外交思想上,二者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把强国、称霸作为政治抱负,强调实施富国强兵的实力外交政策,注重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贸易等;差异在于管子更加注重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而韩非子则是希望利用他国君臣之间的利益冲突,离间君臣关系,从而削弱他国。在对待国家之间联盟的问题上,二者态度则截然不同,管子强调联盟的重要性,而韩非子认为联盟不可靠。管、韩外交思想同异的比较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二者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的思想以及强调修内政、促经济发展的思想在当代仍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管子;韩非子;外交思想;比较

中图分类号: B226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8)01004905

据考证,《管子》一书并非管仲所著,而是由齐国稷下之学托名管仲所作,但其内容却集中反映了管仲的思想,因此并不影响本文将其作为管子思想的代表作进行论证。而《韩非子》则是由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所著,内容丰富详实,涉及领域广泛,深受当代专家学者重视,且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也颇受青睐。曾有学者言:“新加坡为维护社会纪律,采取重罚,令出必行,是他们行政绩效卓著的主因。殊不知,这些都是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再三致意的论题。”[1]10而关于两人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指出:“韩非子对管子思想多有继承和借鉴。”[2]134纵观《管子》和《韩非子》,其中内容确实有许多相通之处,如有学者认为,《管子·心术》与《韩非子·心度》思想类似。同样,表现在外交思想上也存在相似和差异,而本文的目的则是就二者外交思想上的同异作进一步分析。

一、《管子》与《韩非子》外交思想之同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社会秩序混乱,原有的社会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外交问题成为了各国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为了成就霸业,各国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外交策略,目的就是为了在称霸过程中能够脱颖而出,攫取更多的利益。因此,采取什么样的外交模式,成为那一时期诸子普遍关注的问题,而管仲和韩非殊途同归,在外交模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走富国强兵的实力外交政策

经济实力是外交力量角逐的重要依据,管仲很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齐国若想在争霸中取得主动地位,必须增强齐国的经济实力。所以,管仲提出“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3]2的重要思想。他说:“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3]924(《管子·治国》)国家是否富足是外交取得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他在齐国主政期间,辅佐齐恒公努力发展齐国经济,增强齐国实力。在具体施政中他强调“重民”“富民”,认为“齐国百姓,公之本也”[3]453,重视农业和林业发展。这一時期的齐国经济实力突飞猛进,很快提高了齐国的综合实力。在军队建设上,管仲同样不遗余力地发展齐国军事实力。他主张把军事与政治、经济等要素综合起来考虑,完善队伍建设、明确赏罚措施,把武器装备和日常的军事训练摆在重要位置。在他的一系列军事举措实施下,齐国的军队实力异常强悍,在争霸、兼并战争中屡次取得胜利。如此一来,齐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占据主动,因而一跃成为当时诸侯国中的霸主。

相较而言,韩非所处时期兼并战争更加激烈,统一的趋势也更加明显。当时,秦国已然成为七国之首,而韩非所在的韩国为七国中最弱的,长期受到秦国及其他国家的欺压,不断地求和、割地、献礼。在这种客观的环境中,韩非得出了痛苦的体验——“弱国无外交”,想要在这种环境中立足必须让国家富强起来,以绝对的实力去战,并从中谋利。他提出:“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4]4,战争关乎万乘大国的生灭,且战争是获利的根本保证。所以他进一步说道:“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4]407而战争需要强大的国力做支撑,韩非指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4]34因此,他希望君主通过设立法度和规范奖惩来治民和发挥民众力量。在对待民众的态度上,韩非同样重视民众的力量,提出“富国以农”的口号,认为民众做到“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任”[4]434就能达到富国的目的。在强兵方面,他提出“拒敌恃卒”的口号,强调“逐敌危而不却,则兵强”。同时,必须加强军事训练,因此提出“战士怠于行陈者,则兵弱也”[4]321,说明了军事训练的重要性。如此,国家得以富强、兵力凶猛强悍,那么从事外交活动也必然能够掌握主动权,从而会给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

所以,管、韩二人在对待外交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二)发展国家间的贸易往来的外交政策

齐国接邻东海,鱼盐资源非常丰富,且管仲实施开放的贸易政策,加强同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当时的齐国都城临淄往来的各国商贩络绎不绝,文化交流也非常繁盛,最负盛名的当属时下的稷下之学。可见,齐国在当时是非常繁华的,而这一切之所以得以实现,是由于管仲实施了开放的外交政策。当然,管仲最终目的是为了使齐国变得强大。他利用齐国的鱼盐优势,对外进行贸易时,把黄金作为唯一流通货币,使齐国获得了大量黄金,然后以黄金购买其他的物资,极大地提高齐国的实力。另外,他抬高本国的兵器价格,使衡山国弃农冶兵,后又高价收粮,中断与衡山国贸易,一度造成衡山国缺粮,最终不得不依附齐国,这便是管仲“轻重之术”的现实运用。何为“轻重之术”,他曾说:“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3]1453汉代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叹道:“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5]452-453以此说明了管仲利用“轻重之术”为齐国的兴盛奠定了夯实基础。

韩非在对待贸易上,同样主张开放的政策。尽管韩非有着强烈的“重农抑商”思想,但他想要“抑”的是国内商业发展,因为他认为商工之民是不劳而获之徒,说:“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4]546如果任由商工发展,必然引起“商贾外积”,最终导致国家败亡。而反观现实,各国之间商业往来繁荣,区域间贸易发展已不可避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描述:“洛阳街居于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鲁人邹氏“世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宛人孔氏“车连骑,游诸侯 ,因通商贾之利”[5]。贸易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利益,各国都非常重视,韩非也清楚地看到这些,并指出:“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节于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4]435。在他看来,通过国家间的贸易可以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从而增加国家的财富。

尽管管仲、韩非在对待外交问题上的具体做法有差别,但他们提出的思想却非常相似,其目的也如出一辙,都是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从而在争霸过程中能够取得先机,获取更多利益。

二、《管子》与《韩非子》外交思想之异

管仲处春秋早期,奴隶制经济开始瓦解,周王室虽然衰落,但是周王仍然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而反观韩非所属的战国末期,封建地主经济开始兴起,周王室早已为秦国覆灭。由春秋诸侯国的争霸局面开始向战国时期兼并战争转向,尤其到了战国末期,天下一统的趋势愈加强烈。因而对比管、韩两人所面临的社会状况,在外交思想上自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一)对待邻国的态度

在管仲的不懈努力下,齐国的综合实力日益强大,齐桓公也成就了霸主地位。但管仲并没依仗齐国强大的国力欺压和兼并其他诸侯国,相反他采取了相对柔和的外交策略拉拢其他诸侯国。《国语·齐语》中曾记载,齐桓公问管仲是否可以称霸。管仲答:“未可。邻国吾未亲也。吾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6]在管仲看来,想要称霸必须加强和邻国之间的和睦关系,把“亲邻”作为谋取霸业外交中的重要一环。事实上,他也确实如此做了。例如,齐国北方的邻居燕国时常受到山戎的侵扰,齐国出兵帮助燕国将他们赶走;返还侵占的鲁国土地等,诸如此类的事件,管仲还做了许多,使齐国在诸侯国之间树立了良好形象。事实证明,管仲此举也确实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各诸侯国在对待齐国的态度上,“皆信齐而欲附焉”[5]。

而韩非则相反,在他看来,如要取得霸主地位,必须强大本国实力,削弱他国国力。君主在实施外交活动时,必以“忠君之臣”和“足贵之臣”为要,他们对内积极为国出谋划策,提升国家实力,对外则“外使诸侯,内耗其国,伺其危险之陂以恐其主”[4]39,且威逼利诱“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4]60,如此以臣反制君,造成“群臣有内树党以骄主,有外为交以削地,则王之国危矣”[4]196。君臣关系被破坏,自然能够极大地削弱他国整体实力,而本国内政清明,且“内无君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邻国之患”[4]499,所以霸业得成。

(二)对待联盟的态度

管仲不仅实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同时,他非常看好国家之间联盟的力量。他认为,齐国想要成为众多诸侯国间的霸主,必须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以此来增强齐国的争霸实力。而结合实际来看,鲁国和宋国紧接齐国,是管仲联盟外交政策得以实现的基础。首先,他力主齐国与鲁国会盟,两国在柯邑之地结盟,并通过通婚的方式进一步巩固两国的友好关系。后魯国内乱,齐国相助,帮助鲁国平定国难。有人曾赞曰:“鲁有庆父之乱,旷世无君……桓公恤患之德。”[7]211其次,通过鄄地会盟,成功与宋国结盟。在其后,发生“幽之盟”等,将郑国等小国家拉入到齐鲁宋三国联盟之中。通过这几次结盟,使得三国联盟实力大增,而占据主导地位的齐国在日后与其他诸侯国争霸过程中自然把握了主动权。虽然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间并无绝对的信任关系,但是国家之间的联盟仍是许多诸侯国谋求利益或是寻求自保的主要手段。期间,“纵横之术”成为许多谋士谋求晋升的途径。像苏秦主张合纵之术,联合六国抗击秦国;而张仪则是利用连横术破解合纵术,瓦解齐楚等六国联盟,维护秦国利益。从这些事件中,韩非认识到联盟是不可靠的,且对从事纵横之士嗤之以鼻,把他们比作是“五蠹”之一,并痛斥道:“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至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4]561君主若是一味听信这些“言谈者”狡辩,那么离国破家亡就不远了。且韩非认为,国之强弱与“纵横之术”无关,并以三王和五霸为例道:“王者独行谓之王,是以三王不务离合,而止五霸不待纵横,察治内以裁外而已矣。”[4]585古代三王,春秋五霸并没有施以纵横之术,不过是致力于修行内政罢了。诚如他所说:“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强矣。”[4]562

此外,由于二人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管仲在外交活动中始终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组织联军征讨那些破坏周礼和“国际秩序”的诸侯国,并以此突出齐国的霸主地位。而韩非则不然,他主张君主享有绝对权威,君主是外交策略的最终裁决者,并依靠绝对的武力进行外交,从而成就霸业。

三、《管子》与《韩非子》外交思想之当代意义

管仲、韩非同属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重要人物,他们之间的思想存有内在的关联性,但更多的是不同,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外交上,二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悖的地方,但他们都清楚地认识到外交活动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交政策。虽然管仲和韩非生活的时代相距今天已有两千多年,但他们结合实际提出的外交思想对当今各国处理外交关系时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不论管仲还是韩非,虽然他们身处的社会客观环境不同,但是他们在外交活动过程中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管仲的“尊王攘夷”,打着维护周礼的旗帜,不断发展联盟,其实质都是为了提高齐国在各诸侯国中的影响力,从而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同时,他擅长以“轻重之术”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其一,凭借齐国临海盛产鱼盐的资源优势,尤其是食盐,为各国百姓生活必需品,管仲通过颁布一系列政策来统筹鱼盐资源的输出,并在输出过程中限制以黄金作为唯一交换,使齐国获得了大量黄金财富;其二,大打“贸易战”,管仲分析鲁国的纺织业发达便大力提倡齐人穿鲁缟,待鲁国百姓弃田从事纺织生产时,果断下令与鲁国通商,导致鲁国粮食紧缺,最后不得不屈服齐国。韩非虽没有直接从政颁布政令,可在他的观念中,维护国家利益始终处于首位。他从人性本恶的观点出发,认为人与人之间都是利益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同样如此。韩非曾把君臣关系形容为“一日百战”,想要通过外交关系使本国获利,那么就得让他国实力得到削弱,而最好的方法就是分离他国君臣关系。因为在韩非看来,“臣主之间,非兄弟之亲也。劫杀之功,制万乘而享大利,则群臣孰非阳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败。群臣之未起难也,其备未具也”[4]460。所以,利用他国之臣施以计谋,以此削弱他国,使本国获利。

当然,如今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并不是管韩所处时代一切为了争霸、兼并,但他们坚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观点仍是时下国家间交往的重要原则。我国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既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也绝不自损或任由他国损害本国利益,坚持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正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表达过的:没有永久不变的敌人,也没有永久不变的朋友,永远不变的只是我们的国家利益。维护本国的利益,也就是维护了這个国家人民的利益,这一观点也成为了当今每个国家在从事外交活动时的一致诉求。

(二)坚持内政清明促进外交活动

管、韩都非常清楚,国家要想变得强大,外交要想获得主动,必须努力提高本国的综合实力,而国家的内政是否清明对本国的发展有着最直接的影响。所以管仲大力倡导国家发展农、林、鱼盐等经济,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令让齐国快速发达起来。韩非更是直接说道:“明主坚内,故不失外。”劝诫君主坚守清明内政,努力做到“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闻,在所塞,塞其奸者必王。故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恃外不乱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4]597。韩非从耕战和外交的双重角度分析了国家的强弱,旨在说明君主要保持内政清明,大力发展农战提升实力,而不是依赖他国。当前,我国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其一方面能够积极地促使国家内政清明,保障人民健康稳定生活;另一方面能够深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不断加强同其他国家的交流,从而促进我国的经济、文化发展,最终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坚持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

管仲在发展齐国的实力时,并没有恃强凌弱一味地欺压周边国家,相反他走的是睦邻友好和平外交政策。他把“礼义廉耻”认为是“国之四维”,并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3]3,他希望通过“四维”来提高齐国的威望,从而达到维护众诸侯国之间的“国家秩序”稳定。当今世界,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国家间友好的外交往来关乎整个世界的繁荣稳定。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讲话中说过:“亲仁善邻,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事业没有终点,只有一个接一个的新起点。”[8]33这与我国一直走和平与发展外交路线是相符合的,我国始终积极地促进国家间合理有序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积极促进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和亚太经贸组织发展,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往来,开展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政策,努力做到“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促进地区间的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从而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与发展。

本文对管仲和韩非外交思想的比较,尽管仍有许多局限性,但是他们大力提倡改革,努力发展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走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路线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我国社会繁荣稳定,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素贞.韩非子快读—国家的秩序[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

[2]杨义.韩非子还原[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黎翔凤.管子校注(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4.

[4]周勋初.韩非子校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5]〔汉〕司马迁.史记[M].韩兆琦,评注.长沙:岳麓书社,2011.

[6]国语[M]. 陈桐生,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7]〔清〕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交出版社,2014.

Abstract:Guanzi and Han Feizi were the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the legalist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 all famous thinkers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In the diplomatic thought, the two have many in common, they all put power, dominate as a political ambition, emphasizing the strength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ch foreign forces foreign policy, pay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between countries. Of course, the diplomatic thinking of the two is also different. Guanzi pays more attention to good-neighborly tubes foreign policy of peace, and is more focused on good-neighborly and friendly foreign policy of peace, while Han Feizi is hoping to use the conflict of interests between his monarch and his office, divor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his father, and thus weaken the other countries; and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alliance between countries, the two attitudes are different, Guanzi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lliance, and Han Feizi thinks that the alliance is not reliable.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of diplomatic ideology between Guanzi and Han Feizi, not only ha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ll two put national interests first thought and the emphasis on repair internal affairs,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inking still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mporary.

Key words: Guanzi; Han Feizi; diplomatic thought; comparison

编辑:邹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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