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思杰 桑天红 施静

内容摘要：文学史上惯于将盛唐时期的诗人王维与孟浩然归为一派来讲，称作“山水田园诗派”，最多是因着二者的诗歌创作里多写山水与田园风光。但就其具体的诗作考量，“山水田园诗”、“山水田园诗派”这样的说法并不确切。

关键词：盛唐 山水诗 田园诗 王维 孟浩然

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种题材，“山水诗”与“田园诗”由来已久。钱钟书在其《宋诗选注》里指出：“《诗经》里《豳风》的《七月》是中国最古的‘四时田园诗，叙述了农民一年到头的辛勤生产和艰苦生活。可是这首诗没有起示范的作用；后世的田园诗，正像江淹的《杂体》诗所表示，都是从陶潜那里来的榜样。”[1]310可见，为“田园诗”这一诗歌题材真正添彩加衣的还是在陶渊明那里。而“山水诗”，袁行霈在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到：“早在《诗经》和《楚辞》的时代，诗中就出现了山水景物，但那往往只是作为生活的衬景或比兴的媒介，而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审美对象。到了汉末建安时期，曹操的《观沧海》才算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詩。”[2]87此后一直到南朝谢灵运那里，山水诗才算真正确立并兴盛起来。由此可知，“山水诗”与“田园诗”题材不同、发展脉络各异。虽然也有人将二者归在一起说，譬如胡适《白话文学史》中将描写山水、田园一类诗歌的诗人称作“歌唱自然的诗人”，[3]196不过胡适先生也只是将山水、田园一类风光景物归为“自然”一说，并不是从题材上进行考究的。而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又说：“田园诗和山水诗往往并称，但这是两类不同的题材。”[2]63因此，我们在说山水与田园这两种题材时，可以将二者并称，但却不能合称，就如一些文学史里所谓的“山水田园诗”或“山水田园诗派”，这是不合理的概念归纳。简单来说，我们可以寻得一首山水题材的诗歌，同样也可以找到一首田园诗，但绝对找不见一首“山水田园诗”来。既然不存在“山水田园诗”，自然就不会有“山水田园诗派”的存在。因此可以说，文学史上通行的“山水田园诗”或“山水田园诗派”这样的称谓就显得很不科学。

一.从题材分类分析

盛唐作为古代诗歌创作的繁荣时期，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而这些诗人也由于创作风格与思想个性的差异被后代文人划分成不同的流派或群体。其中便有被认为以王维、孟浩然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但前文我们已经谈过“山水田园诗（派）”的合称是不合理的，所以首先单从概念这一表层方面论，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派）”概念一说并不能令人信服。

其次，王维与孟浩然作为这一诗歌流派的代表诗人，假设不论流派问题，只就这个流派内在的产生意义而言，那么除去在风格与思想等方面的趋同因素外，王维与孟浩然则需一定数量的山水与田园题材的诗作，可作为他们被后人认为是这个流派的依据。这里将王维、孟浩然创作的诗歌按其题材分类如下表：

（数据来源：①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②徐鹏校注《孟浩然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

如表所示，王维的诗作有三百余首，其中山水诗的创作数目最为可观，著名的有《山居秋暝》《晓行巴峡》《早春行》《归嵩山作》《登河北城楼作》《早秋山中作》《赋得秋日悬清光》等；而田园诗只有29首，如《田家乐七首》《春中田园作》《春园即事》《田家》等；其它则是送别、赠答、哲思、奉和应制等题材的诗。孟浩然一生创作两百余首诗歌，其中也是山水诗居多，达80多首，如《宿终南翠微寺》《山中逢道士云公》《宿天台桐柏观》《宿武陵即事》《万山潭作》《游凤林寺西岭》等；而田园诗却只有5首，如《过故人庄》《田家元日》《南山下与老圃种瓜》等；其它的诗作则涉及送别、赠答、宴乐、怀思等题材。

总体而言，王维的田园诗创作数量不到其山水诗的三分之一，孟浩然的田园诗创作数量较之其山水诗，则更相距甚远。所以假设文学史上推定王、孟为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诗人一说所表示的含义是其二人为写山水诗和田园诗的代表，那么观其二人的山水诗与田园诗创作数量，实然，山水诗是可以支持着王、孟两人成为盛唐时期写山水诗的代表，但若说是写田园诗的代表，则有些牵强。

二.从具体诗作分析

仅是从诗作题材的分类上推定王、孟二人的代表派别，难免会有些片面，故再来看王、孟两人的具体诗作分析。先如王维的《田家乐七首》：

其一 厌见千门万户，经过北里南邻。官府鸣珂有底，崆峒散发何人。

其二 再见封侯万户，立谈赐璧一双。讵胜耦耕南亩，何如高卧东窗。

其三 采菱渡头风急，策杖林西日斜。杏树坛边渔父，桃花源里人家。

其四 萋萋春草秋绿，落落长松夏寒。牛羊自归村巷，童稚不识衣冠。

其五 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一瓢颜回陋巷，五柳先生对门。

其六 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

其七 酌酒会临泉水，抱琴好倚长松。南园露葵朝折，东谷黄粱夜舂。

这七首六言诗因是王维退居蓝田辋川别业时期所作，故又称“辋川六言”。它们算是王维后期的作品，而这时期的王维基本对现实抱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虽在为官，却早已看破了官场上的是是非非。此时的王维“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4]并“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颂为事”[4]，已然一种超然物外的隐居状态。如此再来分析这七首诗时，可以看出诗人虽是从不同角度描绘了田园自然风光，但更多持的是旁观欣赏的态度，其更注重表达的实为自我的生活态度与境界追求，并借此传递出一种空寂安闲的禅心。再如其《终南别业》：

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与上面的“辋川六言”同属王维后期作品，而这一首诗进一步突出表现了王维物我两忘、物我一体的“静”与“空”的心境。

较之王维，孟浩然尽管也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更多是因为现实生活的种种无奈与不如意才寄情于山水田园等自然风景。孟浩然有说过“我爱陶家趣，林园无俗情”（《李氏园卧疾》）和“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一类赞美与仰慕陶渊明的话，表达出自己对退隐生活的向往与歌颂。但于诗歌表达方面，他也仅是通过写自己的这种向往与歌颂来抒发现实不得志的情绪而已。孟浩然并不如陶渊明那般，甘心于躬耕乡野，同农民一起劳作自给，他更多采取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如他说“酌酒聊自劝，农夫安与言！”（《山中逢道士云公》）其实孟浩然还是倾向于与一些隐士和同知识阶层的人来往，他心中渴求的是政治上的有所作为，无奈现实阻挠，才想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留别王维》）。如他的《田家元日》：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

这首诗表面看来是写安居田园的闲适之情，但仔细读之，便可看出诗人是在为自己年过四十却尚未能为官而哀伤，隐隐透露出自己不甘隐居躬耕的心情。再如其《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首诗算是孟浩然可数的田园诗作之一，诗歌简单地叙述了田园风光与主人的待客过程，语言平淡质朴。不过胡适又说过：“孟浩然的詩有意学陶潜，而不能摆脱律诗的势力，故稍近于谢灵运。”[3]197那么按胡适的看法，孟浩然的诗还是不比陶渊明的诗来的自然些。

三.从诗人个性分析

袁行霈对山水与田园题材诗歌进行过这样的描述：“田园诗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体是写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山水诗则主要是写自然风景，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往往和行旅联系在一起。”[2]63即遵此说法分析王维与孟浩然的田园诗，虽然这些诗在意象的描述上还算是田园题材的，但是与陶渊明的田园诗相比较，总觉着有所出入。钱钟书在《宋诗选注》里在对田园诗作分期说明时说到：“陶潜当然有《西田获早稻》、《下潠田舍获》等写自己‘躬耕、‘作苦的诗，然而王维的《渭川田家》、《偶然作》、《春中田园作》、《淇上田园即事》和储光羲的《田家即事》（五古和七古律）、《田家杂兴》等等建立风气的作品，是得了陶潜的《怀古田舍》《归田园居》等的启示，着重在‘陇亩民的安定闲适、乐天知命，内容由劳动过度到隐逸。”[1]310—311也就是说，王维与孟浩然虽学着陶渊明写田家风光，可其诗作本质已经发生改变，不能算是“纯正”的田园诗了。这种改变不仅反映着时代风貌的变迁，也折射出诗人本身不同的气质倾向与价值选择。陶渊明的田园诗更多体现的是对田园生活及劳作的享受，他并不是因无法做官而忿忿不平所以逃离到乡野，而是一种“觉今是而昨非”的自然醒悟，是主动的选择，所以其诗十分自然单纯。王维至晚年都不曾真正远离官场，但他已经因着对佛道禅宗的领悟而看透所谓官场“红尘”，这更像是自己疲于奔波才远离外在羁绊，所以其诗偏于精神境界上的空远，而归居田园恰能达到此目的。孟浩然则是一种不得志的苦闷逼迫着他无奈地选择逃避到山林隐逸之处，他的诗作所传递的思想感情更为复杂，这是思想上的“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可能孟浩然最后也如王维般看彻官场的虚虚实实，开始“超然物外”，但终是偏离了陶渊明时期的田园诗作派。

就以上来看，仅考量诗作数目，王、孟要被称作是盛唐时期的写田园诗的代表诗人，多少缺些底气的，且王、孟所作的田园诗在钱钟书看来也不能算纯正的田园诗。如此说之，认定王维与孟浩然为盛唐时期“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是很难以让人信服的，或者说其二人是盛唐时期“山水诗”的代表会更加准确些。

总之，无论从概念上，还是在深层内容与意义上探寻，盛唐时期的“山水田园诗（派）”一说都是悖论。那么在后人编著的一些文学史或文章里，所用的“山水田园诗（派）”这一概念就是欠考虑的，尚需认真斟酌。当然也有一些文章与文学史里是将山水诗与田园诗分开表述的，兹不赘述。其实这里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后世文人似乎在讲唐以前的山水诗与田园诗时，的确是将二者明确分开的，但却在唐之后常常将二者合在一起，难道不知“合称”与“并称”的差异吗？或许是在书写时图省事而抹去了分隔符号，以致于以讹传讹，贻误后来。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2]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3]胡适.白话文学史[M].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4]刘昫.旧唐书·王维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0.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