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子贤

摘 要：休闲的量的问题，可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工作日理论”进行考察。工作日的情况直接影响劳动者的休闲存在可能与时间长短，同时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时代的劳动者拥有休闲的可能性与真实性的程度。对于休闲的考察，最终目的是从休闲出发，以新的角度研究劳动的真实状况。

关键词：工作日；休闲；劳动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8）01 — 0009 — 03

遵从劳动力是由其价值进行买卖的逻辑出发，雇佣劳动占据了工人的全部时间。工作日的长短与休闲时间的矛盾在现时代已不如19世纪尖锐的可怕，但是相对缓和的矛盾并不代表可以被忽视。“血汗钱”的表现形式更加人性化，但在劳动过程中的资本行为依旧是敲骨榨髓的存在。休闲时间也相对更加宽裕，但是这种宽裕是真实的么？如果是真实的，那么给予休闲时间这种宽裕的主人，也即是劳动本身是否与19世纪的劳动发生了实质的不同？工作日与休闲的量是否也已经达成了合法的平衡？如果这并不是真实的，那么现象上的缓和究竟满足了谁？这都是值得我们进行思考的问题。

一、工作日与休闲的量的关系

工作日与休闲的量本身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矛盾中相互依赖，在有效范围内呈现此消彼长的状态之中。合法的工作日代表着劳动在自然日中占据合理比例并证明人的类存在，即“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54前置“合法”于工作日，是因为文中所讨论的工作日合法性有待考证，作为资本榨取剩余价值，无限自我增殖帮凶的工作日在何种定义下是具有合法性的呢？

工作日是给定人的劳动一个时间范围，在特定范围内人进行特定社会生产，满足个体需要同时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工作日之余，即自由时间。自由时间包括了维持人的生命必要活动时间如吃饭睡觉，以及与工作日相对的休闲时间，即休闲的量。我们可以看到，人的一个自然日是由工作日、生命必需时间、休闲的量共同组成，三个部分由劳动进行串联。工作日与直接劳动紧紧相扣，后两者则作为持续劳动的准备时间而存在，衔接两个自然日的劳动，是劳动与整个社会生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保证了“生产、消费、分配、交换”〔2〕683四者的循环往复。自然日的总量是给定的24小时。可变量也即是这三个组成部分，生命必需时间变量幅度小，主要的变量即为工作日与休闲的量。这两部分的量，在矛盾与对抗中不断变化，尽管在总体趋势上呈现出在工作日延长的强势占据自变量的地位，休闲的量只是作为一个因变量随之变化。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两者在不同时期依然达成了不同的默契与平衡，工作日的延长即便肆无忌惮也受到制约，休闲的量虽然弱势但从未停止反抗。

二、工作日的可变逻辑与趋势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八章用“a-b-c”〔3〕267表现工作日是如何作为变量的存在。〔3〕268并且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设定为变量的上下界限。

必要劳动是“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3〕268。尽管这是异化的〔1〕45，但相对剩余劳动而言这部分属于工人。剩余劳动则是工人被完全剥削，服务于资本的自我增殖。前者决定工作日最低限度，即工人完全没有剩余劳动的情况下为工作日最短。后者决定工作日最高限度，剩余劳动时间越长工作日时间越长。马克思将工作日的限制阐述为以下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3〕269人在一个自然日可支配的最多时间为24小时，这其中还包括了前文中所说的生命必需时间。“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了道德界限。”〔3〕269第二種限制就是所谓的“道德界限”，人需要劳动以外的时间去进行其它各种生命活动。为了延长工作日，资本就必须不断挑战上述限制。首先对于生命必需时间，即便收获不大也要斤斤计较：“资本把继续、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恢复精疲力竭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3〕。然后是对于休闲的掠夺，这部分掠夺是工作日不断延长的保证。工人作为人本应拥有休闲的权利，但资本笼罩下的工人只是购来物，商品交换规律即为其中真理衡量一切。资本主义时代的食物链顶端只是资本本身，工人与资本家旨在行使资本逻辑。

《资本论》第八章第三部分“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分”〔3〕282-296与第四部分“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3〕297-304展现了资本延长工作日的各种手段。这些充满“理性与智慧”的手段，在今日看来已是工作的常态，不同的工作换班制度总能为工作效率起到很好的正面效应。这种正面效应不仅仅得到了资本家的喜爱，同时也深得劳动者的心。加班、倒班不再是一种被强迫的进行剩余劳动的恶行，倒是一种努力实现自身、主动进行自我满足的方式，即便日夜班的实质是资本在满足“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3〕297。尽管被剥削的实质在增长，但是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来出售劳动力，获得更多的生活材料。由于工作日的延长，19世纪英国陶工〔3〕284的面包工人〔3〕291的情况在今日已经大有改善了，甚至可以说在人类大部分范围内不复存在了。这要归功于生产力的发展，要归功于国家机构与法的存在和进步、伦理学的效用，到头来我们还得归功于资本的狡计。在这个狡计中，被延长到了资本满意的工作日获得了自我增殖的保证；获得了法的保护，既保护了工人不受更长工作日的压榨（资本已经不需要更长的工作日），更保护了资本对于工作日长短设置的合法性不受挑战；获得了资本家与工人双方的认同，资本早已认识到了阶级对立对于自身增殖而言的负效应；获得了我们视其自然并不再思考其合法性的更好的资本主义时代，一个“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从属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3〕344被忘记的时代。

三、休闲的量可变逻辑与趋势

休闲的量，是提供给“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3〕306这些生命活动是在劳动基础上得以进行的，本身也是劳动的部分，一种休闲的、美好的、人性的表现给予劳动积极反作用。一方面保存继续劳动的可能同时提高劳动的效率，另一方面获得关于劳动的理论知识并给予实践更大发展。休闲的量与工作日的合法平衡状态下，工人的劳动即为必要劳动，劳动目的就是劳动者本身。

这些活动，在资本延长工作日的进展中，都不存在。休闲的量随工作日延长而减少，工人只能作为劳动力将全部的生命时间服务于资本的自我增值。作为购来物，工人在遭遇不断延长工作日的同时就是不断丧失休闲的量，丧失人的活动时间。压榨与丧失，两个运动同时进行，并且不以工人的意志为转移，忙里偷闲这种轻松的话语不存在于这个残酷的事实之中。“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可能达到最大量的耗费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3〕306劳动本属于工人生命的一个部分，即便作为人之为人的类存在合法性的证明也应高于生命本身，这样获得自身的瞬间即刻就丧失掉的循环是无意义的。休闲的量带来的生命活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予生命更高级的可能性、给予劳动者以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也在于保存生命本身保证劳动的持续性。否则，想想过劳死这样的词汇是否会更加流行。然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工人所遭受的剩余劳动的情况，工作日的延长造成休闲的量的丧失，其实质就是在以工人的生命为能源继续生产。这种情况下的工人相比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忙碌之人”〔4〕269更为悲惨，莫言快乐和幸福，连活着似乎都已经成为了生命的主要追求。生产力空前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竟使人的追求倒退了幾万年回到了“活下去”，那么这种发展究竟属于了谁？

如果说劳动使得人获得人的本质，那么休闲就使得人获得了人的表现，缺失了休闲的劳动绝不是真正的劳动。马克思引用伦纳德·霍纳在《工厂视察员报告》的话〔3〕320表现出工人在丧失休闲的同时，失去了“道德”与“健壮”。这也就是意味着社会保障“公共道德”和“全面发展”的能力上越来越低。休闲的量反映着资本对工人的压榨程度，如果单看工人拥有的即被肆意延长的工作日不够触目惊心那就看看工人那近乎为零的“业余生活”使得生命多么黯淡无光。

四、无量的休闲

如果说19世纪的工人身处的时代是无休闲的，那么现代则是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5〕如果说19世纪工人休闲的量是不存在的，那么我们可以将仅仅刚刚好得以保存生命的生命必须活动视作工人唯一靠近休闲的东西。当饱腹与睡眠成为休闲，这种休闲的量是不存在的。这种名义上的、无量的休闲放置于19世纪的工人身上，是毫无意义的。在这里做出这样的辩证，是因为这种“无量休闲”发展到现时代已经获得了真实的外衣，即便其实质依旧是无量的、不存在的休闲。

现资本主义时代下的工人相对比19世纪的境况，可能天堂而不过如此。现今工作日的延长已经以资本的胜利告终，如果将劳动法的保护与伦理学意义上的限制看做工人的胜利，那么不妨看做一个双赢。生产力的发展将资本主义时代推上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高潮，一同站在风口浪尖的不仅仅是新形式与旧形式并存的生产关系与劳动，还有休闲。普遍无闲的社会进入了普遍有闲的社会，普遍无闲的人也成为了普遍有闲的人。可供我们进行休闲的生命活动越来越多，花样百变的分割着我们工作日之外的时间。我们获得了有限的自由去选择花时间受教育、发展智力、履行社会职能、进行社交活动、发展智力、履行社会职能，这使得我们看起来真的拥有了休闲的自由。在无量休闲的工人身上，没有这些选择的可能，其表现出来的最终情况则是工人在身体与精神上双重的萎靡。作为资本榨取剩余劳动的购来物，工人身体虚弱体力仅仅用于维持简单而重复的工厂作业，精神生活空虚无任何人的追求。这种境遇对于人而言是悲惨而无希望的，但是对于资本而言却是生机勃勃的。无量的休闲，是最悲惨的休闲的表现，进食粗糙滥做的食物与睡眠不足的休息就是唯一不需生产的时间。那么在现时代，普遍有闲的社会上，无量的休闲已经发展为有量，且是巨量的情况又是如何？

首先是在合理合法的工作日内，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例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否则资本的自我增殖如何高速进行到这个发达地步。由于生产力的发达，这是首要的条件，进而是法的建立，劳动者的休闲的量有了保障。于是关于休闲的市场开始迅速的发展，劳动者对于休闲的选择也迅速的增加。在这个时候，才会发觉亚里士多德所诉求的“显然应该有一些着眼于消遣中的闲暇的教育课程”〔4〕270是多么的重要。在面对乱花钱欲迷人眼的休闲选择中，科学技术的推波助澜下，劳动者将其大量的劳动所得付诸于被诱导的、错误的、偏颇的休闲之中。深陷资本的狡计中，剩余劳动对劳动者的榨取已经不能满足资本的发展需求，或者说剩余劳动的旧形式已经乏力了。于是资本需要休闲也加入它的阵营，连休闲也涌现出了可谓是“剩余休闲”的存在。于是，面临剩余劳动与这种资本主导、诱导的休闲夹击下，劳动者再一次发现自己拥有的依旧只是生命必需活动的时间。而这一次我们会发现“饮食不规律”和“熬夜”似乎再也没有那种制度上与道德上的对资本的批判感。有的，只是劳动者自主自愿的选择。

这时或许我们才可以更好的看见无量的休闲所表现出的剥夺不仅仅是那些有形的关于各种生命活动的形式与可能，而是对于主体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追求。19世纪，由于剥削的直接性，反抗与思考充满生命力。现时代，资本的外衣越来越体贴人性、符合人性，反抗与思考愈发无力和疑惑。资本依旧为所欲为的自我增殖，其面容也愈发和蔼可亲。但是与此同时，人类依旧处在资本主义的时代，这艘巨轮的发条也愈发的史无前例的上紧。那么现在，关于这种现时代的休闲的宽裕是否真实、工作日与休闲的量的平衡究竟为何、这种现象上的缓和究竟满足了谁或是什么的问题，似乎也就不难得出一个考察的结果了。如果这就是人类历史的必经之路，唉声叹气显然是无用的，沉溺资本狡计中是丧气的，阶级斗争的惨烈已然不符时代的潮流，急需的是和谐有力的思考之力，而这恰恰表明马克思的钟声依然是人类所需要的。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于光远，论普遍有闲的社会〔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2，（01）：41-43.

〔责任编辑：侯庆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