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懿

第一次读萧红的《生死场》，便被奇妙的比喻惊艳到，她写“菜田里一个小孩慢慢地踱走，在草帽的盖伏下，像是一棵大型的菌类”；她眼中的林荫道“像是动荡遮天的大伞”；她看“菜田的边道，小小的地盘，绣着野菜”。

她的文字别致、形象、灵动，好似透过孩子明澈的眼打量世界。只是，电影与传记最津津乐道的，除了她的文字，便是她两次怀着别的男人的孩子嫁给另外一个男人。

1911年，萧红生于哈尔滨，深得祖父的宠爱。祖父荫庇下的短暂童年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甚至，《生死场》中的场景大多来自记忆中祖父的东北梦幻花园。

父亲张廷举坚持将她许配给官僚之子汪恩甲，她拒绝，以抽烟、喝酒的方式来对抗，甚至与有家室的表哥一起出走，在北京求学、同居，被家族不容，最终断绝了对她的经济支持。

面对窘迫的现实，表哥退却了，萧红便去找汪恩甲，与他同居，甚至染上了鸦片。

那时，汪恩甲的工资入不敷出，她又怀孕了。汪恩甲便回家求援，被家人扣住，萧红去理论，被汪家怒斥。于是，她去法院告汪家。法庭上，汪恩甲竟临阵倒戈，表示自愿离婚，法庭当场判决两人离婚。她怒不可遏地冲上街头，汪恩甲追来道歉，两人匪夷所思地和好了。

这对离异夫妻在旅馆赊欠食宿费六百多块钱后，汪恩甲借口回家取钱，从此杳无音讯。此时，萧红已怀孕五个月。

幸而她生在那个年代，私奔就是一场反封建的抗争，不然，便是一桩颜面扫地的绯闻。

倔强任性的萧红，因为母亲早逝、父亲疏淡、继母薄情，如大多数亲情缺失的女子一般，有强烈的情感依赖，把爱情当成救命稻草，紧紧抓住不放。天生的率性，天马行空的行为方式，也让她吃了不少苦头。在与家庭闹翻后，抗婚并不是她离家出走最重要的目的，她更多的是为了读书。失去了家族的支持，她只好倚靠表哥、汪恩甲。身无长技而出走的“娜拉”，除了辗转在不同怀抱中讨生存，似乎没有更好的出路。

1938年，她在接受采访时遗憾地说：“我很想上大学，但是无法实现。”这算是道出了心头的无奈与苦楚。最终，她踩着这些凄惶往事搭建的桥梁，遇见了萧军。

那时，负债累累的萧红听说旅店老板要把她卖去妓院抵债，情急之下写信给《国际协报》求助，副刊编辑裴馨园便委托萧军去探望。萧红就此与他相遇，言语投机，彼此倾心。她在短诗中写道：“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

虽然萧军筹不到解救她的巨款，一场洪水却给她带来福音，旅馆一楼被淹，她趁乱逃走。然后，一个猛子扎进萧军的怀抱，终生都抬不起头。

热恋时，她眉梢眼角都是欢喜，诗里的爱情浓得化不开，即使穷困潦倒，依然有情饮水饱。两个人黑面包加盐，你一口，我一口，盐抹多了还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去小饭馆改善—下，把馒头、小菜、丸子汤吃到足，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何止嘴里是甜的，心里更是抹了蜜一般。

萧军曾说，他俩从不悲观愁苦。有时候，萧军拿着三角琴，萧红扎着短辫，两人在街头旁若无人地边弹边唱，满是肆意和潇洒。偶尔吵架，两个人抢着喝酒，他醉极、气极在地上打滚，她悔极、痛极地自责不已。

1935年，萧红在鲁迅的帮助下发表《生死场》，萧军也出版了《八月的乡村》。一对文学伴侣声名鹊起，上海文坛向他们敞开大门，约稿纷至沓来，各类刊物拉他们做台柱子。苦撑四年，两人终于从饥寒交迫的隆冬，走向名利加身的暖春。

可是，爱情却向着反方向渐行渐远。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萧军四处留情，萧红黯然神伤。

萧红欣赏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萧军却以取笑女作家为乐，强词夺理。她气哭了，他却说：“再哭我揍你。”苦闷的萧红形容憔悴，对人冷淡且心不在焉。她往鲁迅家跑，一坐就是大半天。

好涵养的许广平也忍不住对胡风的妻子诉苦，“萧红又在前厅，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通常，女作家的情绪敏感而纤细，些微的怠慢足以让她们惊惶。究竟是萧红神经粗壮得足以在许广平的不满中御风前行，还是失却了萧军的依靠，她太想找到另一个支撑？

就在这个时候，端木蕻良出现了。1938年，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与小她一岁的端木蕻良在武汉举行了婚礼。

很多人疑惑，怀着其他男人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恋爱，她得有多招人爱呢？这究竟是冲动还是真爱，抑或其他难以启齿的原因？

他们幸福吗？细节透露不出深爱的迹象。

他的家人对他娶一个情感经历复杂的孕妇既惊讶又惋惜，似乎从来没有人看过他们有说有笑地并肩而行。他当着她朋友的面，读她写的怀念鲁迅的文章，鄙夷地笑个不停，“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的？”他打了人，让她去跑镇公所。她挺着怀孕八个月的大肚子在宜昌码头绊倒，是陌生人把她扶起来。她得有多么寂寞，才能死死抓住一个让自己如此鄙夷的人不放？

这对相互不屑的夫妻共同生活了三年，在抗战的炮火中一同逃到香港。后来，萧红的肺结核越来越严重，端木蕻良每次出门，她便担心自己被遗弃，非常绝望，待他返回才会平静。她总是情绪反复，一会儿觉得自己会健康起来，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一会儿又怨恨端木蕻良，觉得早该与他分开。

惶恐焦虑中她又开始乱抓救命稻草，这次被抓的是她弟弟的朋友、小她六岁的东北作家骆宾基。

骆宾基受了端木蕻良的帮助，答应留下照顾病中的萧红。据说，萧红在端木蕻良离开时曾经答应骆宾基，如果她的病情好转，一定嫁给他。

病床前的爱情和承诺，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炮火纷飞的战乱时期，人人只求活下去，一个病入膏肓的女作家，就算她愿意以身相许，对于一个只见过两次面、在香港人生地疏的二十五岁男青年来说，只怕更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吧。于是，骆宾基在书信中忿忿指责弃萧红而去的端木蕻良。

三十一岁，萧红终于在日军的轰炸中缺医少药地死去。死前，她挣扎着写下自己的心情：“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果真，一个女子的任性对文字是大幸，对人生却是大讳。她死后，与她交好过的男人互为情敌，争吃陈年老醋。骆宾基与端木蕻良因《呼兰河传》的版权归属反目成仇，从香港返回内地后分道扬镳，从此形同陌路。她其余著作的版权，端木蕻良倒是在解放后全都捐给了国家。为了《呼兰河传》的版权，她的两个妹妹又和骆宾基打过一场官司。这些生前折腾出的是非，身后都不肯放过她。

那个被她称为暴虐狂的父亲张廷举，在她私奔之后，因教子无方被解除“省教育厅”秘书的职务，调任巴彦县督学兼清乡局助理员。在呼兰上学的张家子弟不堪舆论压力，纷纷转校离开家乡。她的弟弟张秀珂孤独地随父亲转学，途中，她的父亲看着幼子，无奈而感伤。

她肆意追寻自由、学业与爱情时，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不管不顾给家人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她曾经有过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女孩，生下来没几天就送给了公园临时看门的老人，老人搬家之后，便失去了联系。第二个是男孩，她坚决不肯到隔壁育儿房喂奶，任凭孩子的哭声传来，任凭周围人苦劝，也不肯看孩子一眼。直到第六天孩子被人抱走，她始终未看孩子一眼，也没让孩子看她一眼。

有些时候，她着实狠得起来。或许她知道，像她这样永远长不大的女孩，似乎没有能力再去承担另一个孩子的人生。和她浓烈的爱情相比，她的母爱有点稀薄。

蕭红折腾了三十一年，不知是否明白：遇到一个良人，从此过上幸福的日子，很好；遇不到良人，一个人善待自己，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