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博

过去两年，位于山西汾阳的贾家庄发生了一些变化。

一家名叫《山河故人》的餐厅出现在贾街上，与一般餐厅不同，店里挂着各种电影海报，也放置着不少杂志与报纸；一个以贾樟柯名字命名的艺术中心正修建，里面将有图书馆、影院和剧场；而距离汾阳50公里外的平遥古城里，以推广和扶持小众艺术电影为主旨的平遥电影展刚刚举办了第一届……随着汾阳人贾樟柯回到家乡，这些变化发生在农村土地上，正式而隆 重。

作为中国知名的第六代电影导演，从1993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贾樟柯带着他的县城经验进入北京、香港、东京、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在他的电影里—无论是最初的《小武》《站台》还是之后的《山河故人》—县城始终是镜头中的主角。

在连续不断的写剧本、看景、拍片的过程里，贾樟柯发现“自己的生活被固定了”。他讨厌生活在惯性里，想要一些改变与新的兴奋点。

故乡县城无疑是最好的方向，他决定回到起点。

“这是对自我的一次反叛。”贾樟柯向《第一财经周刊》这样描述他的回乡选择，这种“反叛”就像二十几年前，原本学画的贾樟柯在看完《黄土地》之后“横下一条心”离开故乡去北京拍电影一样。《黄土地》是陈凯歌的处女座，用强烈的电影语言展现了在黄土地上人的生命力，这令贾樟柯极为震撼。

其實，在公众视野里，贾樟柯似乎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电影导演。事实上，由于作品并不多且很少在国内上映，如今他出现在商业报道中的次数会比电影报道更多：他先后与财经作家吴晓波、头头是道投资人曹国雄一起，创立暖流文化，主营商业电影开发和电影教育；入股新媒体公司以上传媒；在老家山西，除了新近的饭馆和电影产业，他多年前就已开始投资白酒、煤炭、餐饮业等传统产业，只是那时并不被外界所知，只是现在，各种信息以更零碎且更具新媒体的时代特色出现在了网络上。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贾樟柯近年来的确更加入世了，对“做事”有更强烈的兴趣。他今年的一个新身份是山西省全国人大代表。

回到汾阳老家之后，贾樟柯一天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下午两三点，他固定的写作时间开始，直到天黑，晚上则和小时的玩伴在自己开的餐厅喝酒聚会。同乡的婚丧嫁娶，一些“场合上”的事情，他都乐意前往，因为那里有“真实的人际关际”与家庭生活。虽然在北京也有朋友，但“朋友之间也有区别”，北京的朋友多数是工作伙伴，“另一种生活与朋友被忽视了。”贾樟柯说。

十几年前，当时的贾樟柯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一个“电影动物”，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电影世界里，每次回家就给母亲留些钱，然后转头继续闯世界。

像大多数县城青年离开故乡进入大城市从事艺术工作一样，习惯了城市里干脆、直接关系的贾樟柯一度很难重新融入故乡的话语系统与交往方式。有次过年回家参加同学聚会，在酒厂工作的同学调侃他，“贾导演，老实交代，今年你潜规则了几个？”很长一段时间，贾樟柯说自己很少回老家，“适应不了，聊不到一起。”

但现在，贾樟柯已逐渐适应回归，变得更容易理解他人以及保持耐心。他甚至自我反思自己从前是否过于固执。贾樟柯的朋友许知远形容他是一个“通透之人”。他羡慕贾樟柯既可以混社会，也可以拍电影，在知识分子与江湖气之间不断切换。

在2013年的《天注定》和2015年的《山河故人》之后，影评人做出了“过于精确与工整”的评价，知名影评人梅雪峰甚至认为在贾樟柯手中，无论时代还是人物都成了盆景，他精细地摆弄着这两者的关系，去寻找那种对世界的精确隐喻。

当外界认为贾樟柯早期电影中那种粗砺的结实感被一种精致的包装取代，贾樟柯自己也正处在从叙述自身经验到对一个更宽阔的世界具有表达能力的阶段。他需要升级，他需要一种距离感。

在汾阳，贾樟柯收获到的正是这种难得的“距离感”。他说，回到家乡并不是离故乡近，而是离北京远，离“所谓的文化圈远了”，这样的“距离感”帮助他回到原来的起点去理解更广阔的中国社会。

某种程度上，贾樟柯几乎所有的电影起点都在县城，这是属于他的养分。关于这一点，他的自我总结是，他一直在自下而上地记录那些自上而下的政策、观点、意识在垂直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变形，如何被理解执行，直至真正进入民间、进入基层生活后的面貌。

更具体一点，就如同一个来自北京的声音传到汾阳县城时，被吹散的样子。“距离感会让我亲眼目睹那个声音的传播过程，那也是我最敏感的地方。”贾樟柯说。而在北京，距离那个声音过于近时，他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自说自话中。

北京的贾樟柯是个艺术家，时常需要在公开场合说各种漂亮话，但是回到县城，他感受最深刻的却是，“人首先面临的是基本的生活尊严，这是最迫切的。”长期在大城市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很多已经忘记了这一点。

就像《乡下人的悲歌》的作者、美国作家J.D.万斯写到的，“精英们很少会去主动接触、更说不上了解这个阶层，精英对贫穷的认知其实是想象出来的。他们能意识到贫穷的存在，但是穷人为什么会陷入贫穷的状态，以及能有什么方法来解决贫穷问题，精英阶层给出的答案其实一直都不是很奏效，这也造成了所谓的对精英的反抗。”

重回故乡的贾樟柯发现了中国的“乡下人的悲歌”，只是，同属精英群体的他并没有答案，唯一明确的是，他对于寻找“共识”失去了兴趣。“我们消耗大量的时间说服别人，希望获得认同。言下之意是，大家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共识上，而没有太多的精力去形成新的认识。”贾樟柯解释，他并不是觉得形成共识不重要，而是对创作者而言，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最明显的是2015年为电影《山河故人》在17个城市路演。当时在与记者交流中，他被问及最多的还是“老”问题，比如电影挣不挣钱、是否盈利、艺术电影与票房的关系等等。

这些都是他从事电影行业以来始终绕不过去的问题，你甚至可以说票房和过审在中国已经成为贾樟柯式话题。公平地讲，一个导演在国际级艺术电影节拿奖和他在商业电影上的（票房）表现并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但是在混为一谈的中国，这些都成为贾樟柯要真实面对的。

在更早一次采访中，《第一财经周刊》也曾问过贾樟柯他的电影是否挣钱的问题，他当时直截了当地表示“我每一部电影都是赚钱的”。事实上，《小武》在欧洲卖出的版权已经让他赢得了财务上的自由。贾樟柯对《第一财经周刊》回忆，1990年代末，他已经有500多万元资金，此后的电影都由自己公司参与投资，形成了一个健康的循环。

但被人问这个问题问多了，贾樟柯也会生气，情绪上来时会挑衅地反问“你是我家会计啊？你管我挣还是赔，跟你有关系吗？”

贾樟柯知道，做了二十年电影，很多问题也重复回答了二十年，因为这二十年里，大众的思維方式没有任何改变，这让他有些心灰意冷。刚拍电影时，他以为可以改变世界，现在发现，人心的世界改变太慢 了。

在多伦多放映《天注定》时，一位中国留学生直接站起来说：“我们国家是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你为什么只拍穷乡僻壤？难道离开了煤矿你会死？”这代表着一部分人对贾樟柯的质疑：借消费现实中国的问题取悦西 方。

与此同时，2017年拍完《时间去哪了》之后，他又招来了另一拨人的批评，认为这部由贾樟柯牵头的金砖五国电影更像是“命题作文”，一贯带着反思与关切现实的贾樟柯已经妥协为“宣传干事”。

某种程度上，贾樟柯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符号，被各类群体赋予被需要的意义。但他个人对此毫无兴趣，“我就是一个人，随时都可以抽身离去。”最近一两年，他又开始觉得“往前走更重要，被人理解并不是最迫切的。”

“我不希望成为某个群体固定的一员，不需要支持的群体，也不需要反对的群体，我可以随时反叛。”说这话时，他轻描淡写，没有提升声量，还是软绵绵地窝在沙发里。

多年的白酒、煤矿等副业投资已经让贾樟柯获得财务上的自由，他现在“做事”的动力与目的，是让更多人看到不一样的短片、让更多人接受专业的电影教育、感受一种传统，商业只是实现手段。在《贾想2》新书发布会上，他这样举例：我把过去两年做演讲路演获得的收入作为一部电影的启动资金—借此表明自己并未像大家口中那样“商业化”。

另一个经常被用来举例的是新媒体电影计划“柯首映”。这是一个基于微信公众号的短片放映平台，第一部短片上线两小时就超过了10万人观看，这相当于150人的影院满场放映66场。

这些都需要动用商业与资本的力量完成，背后是贾樟柯在新的传播介质下迫切思考的个体与大众之间的关系，他希望了解大众的真实状态，以获取创作上新的感受。

对于有多少人看他的电影，贾樟柯并不怀疑，而有多少人能进入电影院看他的电影反倒成了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电影行业一直是吸引年轻人的，他们作为最主流的观众群体主导着电影院播放什么口味的电影。在这种趋势下，贾樟柯的电影已经很难在商业院线获得大范围关注，也就是说，很难在票房上有亮眼的表现—他最近的两部作品，《天注定》被禁，《山河故人》票房收入3200万元。

“这是全球性的问题，我喜欢的那种电影的确在没落。”贾樟柯说，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美国大导演去HBO这样的平台拍片。贾樟柯也作出了类似选择，他不仅在监制一部网剧，还打算开发一部VR电影，讲述像《海上花》一样的网红故事。

平遥电影展也带有这样的意义，想以一个线下平台的方式聚拢更多艺术电影观众。这种模式并不新鲜，但贾樟柯的叙述并不像商业企划书一样呆板，他有办法把一件普通的事情赋予新的意义。

在贾樟柯的讲述里，选择平遥古城作为影展地是因为其“不可取代”，它可以让城市来的人看到一个存在日常生活的古城，“它是一个景点，但它也拥有日常。你推开院门，还有人在剃头，有人在做饭，还有人在大喊大叫，有人在随地吐痰，这些人在做的这个那个就像是这二十多年中国导演所希望呈现在荧幕上的世界，互相统一。”

在这番表达之前，贾樟柯还先务实地给出了现实意义：平遥交通便利，高铁站、机场完备，这里每年游客数量超过1200万—他后来才知道，日本奈良一年的游客数量不过800万。

但平遥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古城景点单一，供应的节目只有一档大型演出《又见平遥》。贾樟柯的电影园区便承担起另一个《又见平遥》的功效，这也是政府前期投入并扶持3年的原因。

“流量不是问题，缺的是内容。”他分析说，电影展只是整个内容的一部分，整个电影园区在影展结束后会投入日常运营，影厅会做影院，露天广场会作为演出现场，填入演唱会等项目，而其他餐饮、零售项目都会随之引进。

电影展本质还是当地旅游产业的一部分，这在威尼斯、戛纳都已经充分印证过。每年威尼斯电影节会吸引各地电影人前往，这本身就能带动当地旅游消费。

贾樟柯特意找来了曾担任威尼斯电影节主席的马克·穆勒作为影展的艺术总监，负责选择放映影片。

早在贾樟柯的《站台》到威尼斯电影节参展时，穆勒就认识了贾樟柯，并为他充当翻译。他告诉《第一财经周刊》，贾樟柯的电影受欧洲观众欢迎，更主要在于他延续了一种写实主义的传统。

现在，贾樟柯也想在平遥延续一种被忽视的传统。他把影展中最重要的一个影厅命名为“小城之春”—著名导演费穆在1984年制作的电影—以此向老一辈电影人致敬。

展映影片中有一部彭小莲导演的《请你记住我》，讲述的是老一辈电影人黄宗英与赵丹的故事。放映后的采访过程中，一个年轻人在台下小声嘀咕“赵丹是谁？”

当《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向贾樟柯讲述这个小插曲时，贾樟柯联想到自己去日本时看到很多机构常年坚持做小津安二郎、黑泽明回顾展的经历，“迎接新的东西是应该的，但不意味着要把旧的东西扔掉。”贾樟柯说，而影展是延续这种电影传统的好机会。

他对于外界给他的商人或者资本家的称呼依然心有芥蒂，在新书发布会上主动提及“很多人说贾樟柯这小子快变成资本家了，每天在搞资本的事儿”，他半开玩笑地说，“我有点生气，资本家虽说没什么不好，但我确实还是个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