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正梅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上海 200062)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由尼采1872年在巴塞尔所做的关于公共教育问题的五次公开讲演及两个前言构成，本应是他继《悲剧的诞生》之后的第二部书。在发表第五次讲演的前一天，尼采写信给出版商弗利施(Ernst Fritzsch)，拟把计划中的六次系列讲演作为自己的第二部书，出版商也认可了他的提议。但几周以后，尼采又写信给出版商，声称自己要“花上几年时间”再对文稿进行修改，“使之更好一些”。尼采认为，“这些内容不够深入”，引起了读者的“干渴”，最后却没有提供“甘泉”。但这可能不是尼采的初衷。计划中的、但没有进行的第六或第七次讲演，也许会提供“甘泉”。尼采后来并未履行承诺去完善自己的教育报告。《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的纲要在1893/1894年出版，但严格说来仍然属于尼采遗稿。在最近几十年尼采教育学的国际讨论中，《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被视为尼采最重要的教育文献。它延续了《悲剧的诞生》的文化批判，把这种批判聚焦在教育之上，并由此形成了早期尼采关于自然、文化、天才、国家和教育之间关系的神秘学说，强调教育的最高任务在于孕育天才，但德国当时的教育机构又迫使天才从教育机构中离开。

一 自然的目的在于生产天才

尼采在自己的讲演中并未直接说出自己的观点，而是宣称他太年轻，没有经验，也没有智慧去谈论教育改革这个主题，因而只能重述他和他的朋友曾经碰巧偷听来的一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