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达 高小雅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一、“忠实”与“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1918—2000)在其《文学社会学》(Sociologiedela littérature)中提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1］33。我国学者谢天振教授对于“创造性叛逆”概念非常赞同并在《译介学》中对此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阐释。谢天振教授指出，“创造性叛逆”概念尤其抓住了文学翻译的灵魂［1］33。这个观点无疑为文学翻译绝对“忠实”和“二次创造”的争论提供了新参考。

“创造性叛逆”强调翻译文学与文学不能直划等号，这肯定了译者再次创作的重要贡献。西方翻译学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进行了文化转向的研究，并于90年代末完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就文学翻译中译者“能否二次创作”这样较为“带刺激性”的话题而言，美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提出了“历史的可译性”概念和“译作既是新作”的原则［2］58。英国诗人、评论家、剧作家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认为，“每个时代都必须有自己的翻译”［2］58。国内也有著名翻译家表明，翻译只有插上“创造性”的翅膀才能在新的语言里让原作二次投胎获得新生［3］10。“二次创作”主要围绕作者创作意图和文本本意进行推敲，并深掘字面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本质意义，再以“新面貌”重现，从而更好地横贯古今和融合中外。

近百年来，“忠实”在翻译里占据了绝对性的位置。我国古代翻译家支谦(约3世纪)等人认为，“辞达而已矣”，并强调在这一原则下翻译要原原本本传递原文的意思，丝毫不得加入其它粉饰［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