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田

(山东博物馆，山东 济南 250014)

一、问题的提出

昭穆制度，自古以来就令人困惑难解。《春秋·文公二年》：“跻僖公。”宗伯夏公弗忌与宗有司为此而展开激烈的争论(参见《国语·鲁语》)，各执一词，似乎都能言之成理，孰是孰非？难以判断，是为困惑之一；《左传》认为“跻僖公”是昭穆顺序的颠倒，属“大恶”(《左传·文公二年》服虔注)，《公羊》则认为闵公和僖公同为昭，或者同为穆，“跻僖公”不是昭穆顺序的颠倒，而是位次的颠倒，因而属“小恶”。古文、今文两家就此争论两千年而无结果，此为困惑之二；何为昭穆？两汉学者主张“父昭子穆”，即昭穆用来表示父子、祖孙的辈分。而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礼记·祭统》则说：“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即主张昭穆既用来表示父子辈分，又用来表示长幼(即兄弟)关系。而春秋时代鲁国的宗有司则认为昭穆是用以“次世之长幼”的(《国语·鲁语》)，即仅用来区别兄弟长幼的次序，不用来表示父子的辈分。为什么不同时代对昭穆的含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呢？此困惑之三；父子关系最亲，但按照父昭子穆的原则，父与子却必须异列。祖孙关系较之父子关系为疏，但祖与孙却可以同列。为什么昭穆制度一定要做这种有悖于常理的安排呢？李亚农先生认为“无法理解”*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此困惑之四；20世纪40年代以来，吕思勉、李玄伯诸先生相继用原始婚俗企图揭开昭穆起源的奥秘，论者不下七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