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蔡庆良 赵文杰 杨军

图1

2011年至今，历时6年的海昏侯墓考古工作，通过种种证据证明这座墓就是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从此由海昏侯墓及其墓园和其周围庞大的墓葬群以及完整的都邑遗址组成的汉代海昏侯国聚落遗址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汉代海昏侯国研究正式拉开序幕。从目前发掘情况看，由于东晋时期的地震和南朝刘宋开始发生的鄱阳湖水南侵影响，椁室早年已坍塌，且充满着地下水，历次盗掘没有对墓葬造成大的破坏，遗物基本未被扰动。到目前为止，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陶瓷器、纺织品和竹简、木牍（签牌和奏章）等各类精美、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它们形象再现了西汉时期高等级贵族的奢华生活，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记忆着侯的规格、王的规模、皇帝的痕迹的海昏侯墓，见证了西汉历史上第九个皇帝、第二代昌邑王、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传奇人生和他无奈的畸形哀荣（图1）。

其中刘贺墓出土的500余件玉器种类多样。从玉质来看，绝大多数玉料为和田玉（即矿物成分属透闪石），有白玉、青白玉、青黄玉、青玉、墨玉等，温润细腻。另有少数玛瑙、水晶、琥珀等。按用途可分为墓主生前用玉和丧葬用玉两类。其精湛的工艺，不仅标示了刘贺的尊贵身份，而且许多还是他生前的珍爱之物。大家都知道，这些玉器并非皆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因为玉器珍贵异常，所以常被视为宝物而累代流传，加上玉质坚韧易于保存，所以一墓之中出土不同时期的玉器自然在情理之中，这现象在其它汉代大墓中也屡见不鲜。

那要如何区别这些玉器呢？哪些玉器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宝物？哪些是刘贺生活的时代所制作的呢？我们很幸运，有一件玉器可以确定必然是刘贺在世时制作的玉器，那就是M1：1878-23刘贺的玉印（图2），透过这件玉印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此时期的艺术特色。

印钮为一敛翅回首侧望的神鸟，设计精巧，利用玉料原有的褐色玉皮巧雕为鸟首和双翅局部，制作者沿着玉料边缘略加变化以成为向内收尖的勾喙，自鸟首向后、下垂、延伸的冠羽以及内卷回收的尾部。此种身披弧形羽片的神鸟，自然是刘贺在世时西汉中晚期之交的题材。另外可见工具的使用技巧，例如尾部末端利用桯具钻磨出圜底小洼来突显勾转效果，这显然是这时期特有创作技巧，同样的工艺特征也用于身躯的细微去料之中。

熟悉上述题材和技巧后，就可知道M1：486剑璏（图3）必定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因为剑璏前端的神鸟和玉印上的神鸟完全一致（图2），勾喙、冠羽、身尾、足爪以及身躯上的羽片皆相同，只是回顾方向不同而已；而且观察剑璏细部，也可看到以桯具精巧去料的小圆洼，更是同一时代玉器的佐证。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剑璏中央的螭虎和后端的熊兽也是这时期常见的题材。此外，螭虎S形的身躯以及右后腿和尾部略长的设计也是同时期惯用的构图形式。

所以虽然玉剑饰器自战国晚期以来即已盛行，S形的螭虎在西汉早期也已出现，但M1：512、 M1：524-4两件玉剑格（图4、图5）必然是此时期的作品。这是因为西汉早期的螭虎身躯足尾比例较适切，而这两件剑格上螭虎的足尾较长，符合图3.1剑璏螭虎的比例特征，加上局部中可以看到桯钻精细去料所留下来的小圆洼，呈现出西汉中晚期之交的艺术风格。

图2

图3.1

图4

图3.2 剑璏局部的神鸟

由此可知，M1：524-2应该是西汉早期流传下来的剑璏（图6）。主因在于左侧以长曲线勾勒双角的兽首，以及装饰全器的C形云纹，皆出现于战国晚期晚段至西汉早期墓葬的玉器之中，于西汉中期的墓葬中却相当罕见，所以应非刘贺时期制作的玉器。

主要流行于战国晚期晚段至西汉早期的C形云纹，规律装饰在M1：1660玉环之中（图7.1），每组纹样皆以三个互相垂直的C形云纹勾连而成（图7.2），各组云纹再依次排列，环绕玉环一圈。所以图6剑璏和本件玉环其实是同一时代的作品，不同设计者依方形和圆形的不同形制，以同一C形云纹为基础，变化设计以符合作品的特征。

当我们了解C形云纹流行的时代以及如何变化设计，即可判断M1：727玉串饰中的双龙首玉珩的年代应为战国西汉之际（图8.1），因为玉珩中段的纹样虽然略显朴素，但显然是以C形云纹为纹饰单元调整变化而成。

刘贺显然也知道这是早期的宝物，所以另外收集了两件早期的玉器，一为玉管，一为玉舞人，共同组成了新的串饰（图8.2）。其中白色玉人为直立状，分正背两面，为战国晚期的精品，这是国内首次考古出土战国玉舞人。玉人眉目如画、神情端凝，发饰考究、衣着华奢，身着长裙、舞姿曼妙、身形袅娜，一手甩长袖于头顶之上，另一手置于腰间。头顶上方和足下各有一个突出的穿孔。玉人年代为战国的主因，除了海外尚可见到一些传世的玉舞人多集中在这时期外，装饰袖口的网格纹正是流行于战国中晚期的纹饰单元，因而得此结论。

刘贺收集的早期玉器除了有上述精品玉人外，也有今日看来较不突出的作品，例如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M1：1813-1蒲纹璧（图9.1）。本件玉璧虽然造型工整，琢制纯熟，但色泽偏暗，作工简省，显然并非今日所认为工细色白的精品。虽然难入时人之眼，但刘贺却珍而重之，收藏在量身制作的木盒之中（图9.2），可见刘贺本人对玉器鉴赏自有一套标准。

图5

刘贺的收藏品位，还可在另一件M1：1483～1春秋晚期玉龙中探得（图10.1）。本件蜿蜒的玉龙尾部围拢成半圆，身躯则和左右两侧弯转的足部形成直角，背部还高起一方形短凸棱，凸棱上有一横穿孔。此种特殊的形制略显奇特，主因在于此器本为内圆外方的早期玉琮，在春秋晚期时依造型特征改制为玉龙，并加上此时期特有的纹样而成为全新作品。改制后辗转再流传近五百年，最终归为刘贺所有。刘贺审度其形，认为恰可套接铜杵，因此摇身一变成为研磨墨丸的杵钵组件（图10.2）。当了解上述收藏源流后，不得不说刘贺实为深具创意、巧思十足的收藏家。

图6

图7

图8.1

图8.2

图9

同样的，娱乐用具库还出土了一件漆樽，由其上的嵌件可知漆樽是较早的作品，应该也是刘贺的收藏。其中一件嵌件M1：1-1-10是深富趣味感的神兽（图11）。神兽眉头深锁，两眼直视右手掌内，左掌直举遮耳，张口暴牙，下巴歪斜，夸张的表情似乎右手掌藏有无法置信之物，因而右腿屈曲弯折，作势要惊跳而起；加上身躯圆润，袒胸露肚，令人忍俊不禁，也令人对刘贺的心性兴趣感到好奇。

既谈到了樽，5号祔葬墓中也出土了1件没有盖的小玉樽M5：1198（图12），小巧玲珑，应为玩器。玉樽三足，左右对称设计有方形的兽面铺首，铺首的衔环已失，可能和器盖皆是有机材质制成，所以在墓中已损毁无踪。器身勾勒一圈层叠的云气，宛若仙家胜境，是汉代常见的题材。

相同的层叠云气，也常常设计于韘形佩的主体中。韘就是一般所称的扳指，晚商已有玉韘出土，初始目的是为了戴在指上用以勾弦张弓，但时至汉代，已无最初的使用功能，而变形成为韘形佩的创作原形。此处将比较三件刘贺的玉韘，讨论在相同的基本原形之上，设计者不同的巧思。

观察M1：1488（图13.1），器身中的穿孔即为原来韘的套指之处，中间呈果核形且向上收尖的部分是韘形佩的主体，主体右上方向上延伸的三角形勾状造形则为原始韘中用以勾弦的部位（图13.2）。在此主体的外围，自左而右依次设计了张口的神龙、回顾的凤鸟以及回转的螭虎（图13.3），三动物皆以勾转单元设计，整体形成具有韵律的动态感。由此协调了弦勾的突兀造型，显现出一致的整体美感。

图10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M1：1662（图14.1），设计原则和前件玉器基本相同，也是要在韘形佩主体的外围，以勾转单元设计出环绕的神龙、凤鸟以及螭虎。但若仔细观察，可知全器呈圆璧形制（图14.2），在此先天限制下，设计者必须思考如何在一璧形玉料上分割合宜的面积比例，以使作品呈现和协的美感。因而果核形的主体中轴上下和直径相合，如此一来，主体的大小和作品整体之间才有适宜的比例（图14.3）。而被直径分割成两半的右缘，设计蜿蜒的神龙，神龙张口含珠，上唇抵触韘形佩主体向上的收尖；收尖的左侧为一回首的凤鸟，凤鸟驻立在韘形佩三角形弦勾处，由此将弦勾处隐藏于其中；凤鸟尾部下为一弯转螭虎，直贯而上的动势和凤鸟合一，和右侧的神龙形成平衡的动态美感。

最后一件M1：1878-21韘形佩，出土于棺内刘贺腰部，在左右各设计了神龙和螭虎（图15），和前两件相比虽然少了凤鸟，但前两件的龙、凤、虎和韘形佩主体彼此相互独立分离。本件的龙、虎和韘形佩主体则时而交叠，时而穿透，云气化的龙、虎尾部和主体上刻划的层叠云气相互交融，使作品浑然一体。在此设计中，龙和虎如同悠游于氤氲云漫的太虚仙境之中，平面里隐隐彰显了空间感和动态张力。

以上3件韘形佩各擅胜场，难说何者更加精妙，这就如同刘贺收藏的其它玉器一般，各具不同时代美感和创意。

藉由本文简单介绍，我们对海昏侯墓出土的玉器已有了梗概的了解，也对这位人生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物的艺术品味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蔡庆良系台北故宫博物院，杨军、赵文杰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