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霞

【摘要】五四知识分子用“真理”性的启蒙理性来批判乡土中国的劣根性，却忽视了启蒙理性的局限，从而造成了启蒙话语的霸权，以及对乡土社会生存世界的遮蔽。

【关键词】启蒙话语 遮蔽 乡土叙事

一提起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人们大都会想到批判乡土、改造国民性等主题。无疑，这也是在当时“现代化”焦虑下的迫切选择，我们不可否认这些主题在当时的重要意义，也不能否认那批知识分子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而殚精竭虑的努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这些主题似乎成为了乡土文学的一种定格，两者之间似乎也就顺理成章的划上了等号。五四乡土文学一直被笼罩在启蒙话语的言说之下，而且这种言说方式似乎也成为了某种“真理”而变得理所应当。不过，在这里，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种启蒙话语的言说与阐释方式是否能够完全涵盖乡土文学的精神和文化诉求，任何的定义都是一种遮蔽，当我们用启蒙话语去定义乡土文学时，事实上，它已经造成了一种遮蔽，只不过长时间以来，我们对这种遮蔽觉察甚微。本文的目的就是对启蒙话语言说之下的五四乡土文学进行一种去蔽和还原。

台静农的小说《红灯》篇幅不长，描绘了主人公在阴历七月十五的鬼节放河灯超度亡灵的情景，在启蒙话语的规约下，我们通常认为作者是遵循着“改造国民性”的主题而对农民们展开的一种批判。在启蒙者看来，鬼节乃是一种陋俗，是与科学文明精神相悖的封建文化陋习，是应该铲除和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