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欣　李芦钰

摘 要：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是我国一场自上而下、多个利益主体参与的教育变革，在规律上存在着必然性，但在先天上存在着局限性。局限与困惑主要表现在：新建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是否为真命题，应用技术型高校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应用技术型高校的人才培养规律是什么，应用技术型高校有哪些新使命。

关键词：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困惑

2015年11月，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鼓励并支持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变，改革创新现有“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各个应用技术型高校以“产教融合、面向应用”为主旨，谋划改革的新举措。只有进行全景式的思考，才能发现转型时期应用技术型高校的教育困惑。

一、教育理念之困

看似理所当然的神话，往往是不可信的，值得怀疑。正如一切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完美的，当一个教育转型的故事以无比生动的姿态出现在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其带来的各种效应。

新建本科院校是一个特定群体的概念，普遍认为是指1999年以后升格的本科院校。它们多半是通过合并升格、独立升格、转制升格、独立学院四种形式转设而成的全日制的具有本科招生资格的普通本科高校。新建本科院校具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处于1999年以后这样一个新建期的特定发展时段；二是具有鲜明的地方性特色，旨在服务区域发展；三是应用型的内在特质，新建本科院校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产业升级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共同产物。概括来讲，新建本科院校自建立之初，就具有新建期、应用型和地方性的特征。因此，新建本科院校自建立之初就应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宗旨。目前，有些高校在改革大潮中忘却了建校时的目标，走得太远而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培养出的学生既非应用型也非研究型，所谓转型不过是给自己重新设了一个命题，而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办学初衷。比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由于其创办者、著名实业家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深知教育与实业结合对人才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也深知实业需要怎样的人才规格与培养方式，所以该校自创办之初就秉承非传统大学的理念和模式，注重“实用教育”。一个多世纪以来，斯坦福大学始终坚持这一教育理念，并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办学之路。正如教育部高教司原司长张大良在第七届中德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与发展研讨会暨中国长三角地区应用型本科高校联盟成立大会期间所言：“地方高校就是要坚持坚持再坚持，做得好的坚持下去成绩会更大。”

二、教育价值之困

应用技术型高校正经历从“供给导向型教育”向“需求导向型教育”的转变。我国教育界普遍认为不应视高等教育为一种消费，而现实是大学生不论是在公办应用技术型高校还是在私立应用技术型高校，都需要交纳学费，因为学生都是纳税人的子女。这种交费与接受教育服务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

一方面，應用技术型高校提供教育服务的对象是学生，那么学生便应该是评价其服务质量的发言人。教育价值的核心是“以生为本”，正如苏格拉底所言，教师起到的更多是“产婆术”的效果。于是，我们不禁要问：学生以支付学费这一行为购买教育服务，而教育反馈给他们的是人力的增值还是机会的消耗？

另一方面，学生尤其是在校生是应用技术型高校的重要客户，在校生对高校提供的教育服务有切身体会，如果他们对此满意，且有获得感，必然会成为忠诚且回馈的客户，他们会影响并带动身边的人就读该校，在无形之中提升该校的品牌影响力与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学生为高校教师提供了工作机会与资源供给。于是，矛盾问题产生了：究竟是学生创造了教师的就业机会，还是教师促进了学生的就业？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从教育到就业：设计有效的系统》报告中显示：仅有50%的年轻人认为高等教育有助于就业；仅有35%的用人单位能够较容易地找到合适的新员工；有55%的年轻人不得不从事与所学专业无关的临时性工作；应用技术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越来越难，平均起薪也与农民工接近。这表明应用技术型高校亟待提高教育回报率，否则会引发从“大学无用”到“读书无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三、教育规律之困

办教育要遵循教育规律，那么，究竟什么是教育规律呢？

（一）课程体系、内容方法是谁定义的

从课程体系来看，国家规定了统一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规定了教学内容，也提出了教学方法。但从现有的应用技术型高校的课程体系、内容方法来看，其中大部分受到了应试考核内容、形式的制约，因为这会让所有的学生接受统一的学业标准评价，而这与人的特质性、与社会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是相背离的。当年钱锺书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只得了15分，吴晗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得了0分，而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应用技术型高校有着严格的年级制度和学分制度，而年级制度压抑了学生个性才能的发育，接受能力快的受约束，接受能力慢的受挫折。其实接受能力慢者中或许有大器晚成者，但因长期遭催促、受挫折恐怕难成大器。马克·吐温五年级时离开学校，为一家报社工作；顾准5岁入私塾，12岁进入潘序伦会计事务所当练习生，17岁自编讲义，19岁出版《银行会计》。不难看出，此二人都是受条件所限被迫离开了学校，但最终马克·吐温还是成了“美国的文坛巨子”，顾准还是成了中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标准化教育将人才培养分割成不同的课程，但问题在于人的特质是迥异的，让所有学生就范于被时间分割的程序中，会扼杀学生的创造力。此外，应用技术型高校的学分制也并未实质性铺开，并没有突出想学生之所想、供学生之所需。

（二）教学组织是否符合时代要求

自2010年“两会”起，大学生就业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蚁族”成为热词。这一现象恰好反映的是应用技术型高校的教学内容、组织与社会需求脱节的实质。中科院院士朱清时认为，“蚁族现象”是时代的特殊产物，说明过去几年高等教育的回报率逐年走低。其实这不仅与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密切相关，还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巨大关系。2009年至2014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从52.2%攀升到54.4%，而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从92.3%下降到48.5%；2004年至2014年，第三产业占比从40.7%上升到46.6%，成为吸纳大学生就业最多的产业。研究表明，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创造出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未来6年，服务业增加值按年均10%估计，每年新增就业将达到1000万人左右。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普遍为70%左右，美国现代服务业产值已占到GDP的74%，创造了该国80%的就业机会。面对如此庞大的行业需求与经济形势的新常态，教育工作者应反思以职业为导向的应用技术型高校，其教学组织形式是否符合当下时代发展的需求，是否符合行业、企业的需要，是否与外界社会构成了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

（三）学校是否需要统一标准

现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征是标准化。这或是受工业生产标准化的影响，或是大规模、可持续化运作教育规律的内在逻辑使然。标准化体现于教学评估标准、教师评价标准、学业毕业标准之中。

在教学评估标准中，已经形成了一套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科体系为载体，分门别类（如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教学手册、教案、试卷总结与分析等）的程式化教学评估模式，这显然与应用技术型高校的人才培养初衷是相违背的。因此，应用技术型高校能否在教学评估标准中引入“企业中的新技术、新方法、新理论”这一条，并将其作为课改导向，引人思考。在目前的教师评价中，应用技术型高校基本仍然按照“课时+论文+项目”的标准来评定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称。那么能不能打破常规，如教师有重大发明、创造或专利，即可直接破格晋升。在学业毕业标准中，除了专业理论知识达标、学分修满、毕业论文合格，应用技术型高校是否更应该注重对学生领导力、协作沟通能力、了解政策法规能力、工程实践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以及科技伦理等综合能力的考核。

（四）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素质构成

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目标过于繁多，如通常提到的通才、专才、复合型人才、技术人才、创新拔尖人才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使得应用技术型高校人才培养素质构成难以清晰定位。通俗地讲，应用技术型高校应该关心的是如何培养人，如何培养学生的素质结构，比如，专业结构、技能结构、综合素质结构等。除此之外，学生的职业能力、心理成熟程度、情绪是否稳定、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和积极性去融入社会，这些都是素质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知识、技能、综合素质全面提高了，才可以算得上是“人才”了。学生接受教育是一个素质结构不断优化、进而内化并提升的过程。

四、教育使命之困

当下是一个美好的互联、融合的时代，也是一个糟糕的互联、融合的时代，是一个智慧与愚昧并存、信仰与怀疑同在的时代。互联网为青年人实现创业梦想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与宽广的平台，电子商务、移动App、生活消费平台、社交工具等都是创业者创业的主要概念和方向。2014年全球的网络开发者数量达到了1850万，其中750万是开发爱好者，中小开发者成为其中主力，10人以下小团队超过总体的70%。2014年上半年，腾讯开放平台个人开发者的占比高达41%，超过50%的开发者在25岁以下。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应用技术型高校该如何开拓新使命？

应用技术型高校具有产教深度融合、职业导向、开放衔接、创新创业的特征，因此很难像研究型大学那样实现宏伟远大的、赶超世界一流高水平大学的梦想，也不可能像企业那样拥有超高的营利目标与效率的运行机制，而应当自成立之初，就不忘初心，坚守着最朴实、最朴素的梦想，那便是让学生学有所技，学有所值，让学生实现高质量的就业，让学生有能力带动和帮助周围的同学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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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杨 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