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书林

《世说新语》“三十六”门中专列“俭啬”一门，可以说是吝啬鬼的专传。“俭”“啬”在此为同义词，都有悭吝、小气的意思。《世说新语》“俭啬”门的九则小故事，塑造了六个各具特色的鲜明人物：和峤、司徒王戎、卫江州（展）、王丞相（导）、陶公（侃）、郗公（愔）。今天重温这些小故事，让我们再次领略魏晋人的风貌与神韵。

一

时人誉之为“钱癖”的和峤，家有上好的李子树，他的小舅子王武子（济）去要，他给了不过几十个；王济再要时，他就按照吃的李子核的个数收钱。王戎家也有上好的李子树，卖出去，害怕别人得到树种，总是先把李子核钻破再卖。王戎善于营生，园田遍布天下，常与他的妻子，一个白发翁，一个白头妪，点着蜡烛，不分昼夜地在灯下散开绳子，以数钱筹算家资为乐。这些略带夸张性的细节，与《儒林外史》中严贡生咽气前“两个指头”的典型细节有异曲同工之妙。

王戎无疑是这群吝啬鬼的典型，一向以“钱癖”著称的和峤，与之相比也不由得黯淡三分。王戎的口头禅就是“财不外出”，钱虽多却仍然感觉总是不足。女儿借他的钱不还，回娘家时他就不高兴；女儿急忙把钱给还了，再回娘家时他就瞬间转为高兴。侄子结婚，王戎送给他一件单衣，婚后不多久却又要了回来。这宛然是一千多年后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形象，我们已是再熟悉不过。中与外，古与今，竟然如此相似。

在古代中国社会，养儿防老的观念特别浓厚。父辈的财产都是儿子们的，支配权也是他们的。《世说新语》中记载，郗愔一生大肆聚敛，有钱数千万，他曾得意地向儿子郗超表示：那些钱都是你的，要多少可以任意取用。原想只不过损失几百万，没想到郗超早见不惯父亲的贪敛，一日之内全部散尽给亲友，郗愔听说后惊愕得半天喘不过气来。终生苦心积敛，但对儿子们却任意慷慨，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守财奴形象。

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们口头禅所谓“财不外出”的真正含义。这些吝啬鬼对儿子之外的人刻薄是决不含糊的， 没有亲情和友情可言，只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这在中西的吝啬鬼中是相同的。老葛朗台是这样的，《世说新语》中的王戎对女儿、对侄子，和峤对小舅子也都是这样的。《世说新语》中着意刻画的卫江州（展）形象就更是这样的：

卫江州在寻阳，有知旧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饷，便命驾。李弘范闻之，曰：“家舅刻薄，乃复趋使草木。”

《本草纲目》记载：“‘王不留行：此物性走而不得住，虽有王命不能留其行，故名。”范子烨先生据此分析说：卫展将此药送给“知旧人”而对他毫不关照，实际是暗示他快点离开。卫展也是取这种中药名称的双关意义，那位知旧对其“药性”颇为了然，因而“得饷便命驾”。衛展的这种刁钻刻薄，连其外甥李弘范都感到羞愧不满，怨恨他的舅舅竟然借用草木的名义去驱逐故人。

在这群吝啬鬼中，王戎又是一个例外。他刻薄吝啬得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放过。王戎儿子王万从小长得肥壮，王戎干脆让他吃糠，没想到反而更肥，到十九岁时就死了。王戎又瞧不起庶子王兴，竟然让堂弟王愔的儿子作为自己财产的继承人。处处体现着这位守财奴的精打细算与独特之处。

《世说新语》对一代名相王导俭吝的刻画令人回味不已：

王丞相俭节，帐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烂败，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王导生性俭吝，甘果堆至腐败，都舍不得给人吃，这不仅令人类想起司马迁笔下的项羽把刻好的将印玩弄于手掌，就是舍不得给人。尤其是对都督（总管家）的嘱咐语，是点睛之笔。表面不可令大郎知，实是吩咐不可让外人知的微妙心态，将其因官阶殊重而又顾及身份、脸面和社会影响的深层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

正是通过这种日常的生活细节描写，让我们透过他那潇洒飞扬的拂麈，领略到他私生活的另一面，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风流宰相全貌。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细节，给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王导虽然生性俭吝，但却不为外界所闻的原因和内幕。相比较而言，王导确实是通过这样的嘱咐方式，使自己免受俭吝之讥的。王戎、和峤、郗愔，个个家产丰富，拟于王侯，但生性悭吝，以此被当时人所不齿。

此外，根据《晋书》，谢安的弟弟谢石位居清显，但聚敛无度，被世人所讥。也可见当时反对吝啬、聚敛的舆论风气。与王导同时的王家子弟王述，曾为宛陵县令，因为接受馈赠聚敛家资，被有司纠查，罪状竟达一千三百条。但是，王导派人去规劝他，王述回答说：“足自当止。”足见这些敛财者们聚财时的心安理得与通脱放达。

节俭和吝啬有时表现形式一样，容易混淆，节俭一过头就是吝啬，再恶性发展就成贪鄙了。《世说新语》记载：

苏峻之乱，庾太尉南奔见陶公。陶公雅相赏重。陶性俭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 ”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

这是一段暗含褒贬的俏皮文字。“及食，啖薤”仅四字，暗中点染出陶侃的生性俭吝。庾亮啖薤留白，说“故可种”，分明是一种讥笑和对款待方式的不满，在调侃中暗含着挖苦，而陶侃憨痴不觉。可知庾亮对陶侃的生性俭吝多有耳闻，所以故意说出这番话，正中陶侃下怀。陶侃一生非常爱惜物力，流传着很多佳话。他把剩余的竹头作钉子，用废弃的木屑垫雪；有官员截取竹子时连根拔起，他大为赞赏，竟然连升三级地擢用（《世说新语·政事》）。因而现代学者余嘉锡先生盛赞陶侃的俭吝“正其平生经济所在，与王戎辈守财自封者，固自不同”。《晋书》叙述陶侃为世所重，“然媵妾数十，家僮千余，珍奇宝货富于天府”。与他早年的俭吝生活相比，真可谓是“此一时彼一时”，可见为人尚且不易，识鉴人就更难了。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家的发家史是血腥掠夺的过程。而浸染儒家中和之美的封建士大夫们的敛财，却是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他们把各种合理与不合理的财产一点一滴地聚敛起来，终生乐此不疲，并且很少舍得花费。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的聚敛方式。《世说新语》中刻画的和峤、王戎、郗愔、王导等就是这一类守财奴的典型形象。

事物正反相生，俭吝与汰侈形成了必然的两极。《世说新语》还专列有“汰侈”门，是穷奢极侈士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与俭吝、聚敛的守财奴们不同，汰侈群中有些人就是靠血腥抢掠发家的，一向以奢侈闻名的石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王隐《晋书》记载：“石崇为荆州刺史，劫夺杀人，以致巨富。”石崇每邀客人宴会，令美人行酒，遇有宾客饮酒不尽，便教斩美人，其凶残可见一斑。西晋末年，社会动荡不安，官兵为匪劫财是司空见惯的事。一生以力复中原为己任的祖逖，为取悦军士，筹备军资，也经常从事这种营生（见《世说新语·任诞》），以此为时人所轻。

二

魏晋风气多承自东汉末年，这种贪吝风气也是如此。东汉灵帝为政贪吝，常自著商贾衣服，在后宫开办商肆。时有谣谶“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就是讥讽灵帝母子。灵帝从河间奔赴洛阳即位以后，其母董太后常以聚金数钱为乐，她怂恿灵帝卖官鬻爵，金银流满府库仍然常苦不足，却让人舂黄粱食之。灵帝统治期间，曾多次公开拍卖三公爵位，“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后汉书·羊续传》）。

西晋开国君主司马炎骄奢淫逸，也卖官自肥，于是这种风气上行下效，官僚贵族无不巧取豪夺，极尽贪鄙聚敛之能事。风气的愈演愈烈，也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担忧。最早从舆论上做出口诛笔伐的是成公绥的《钱神论》。其后鲁褒的《钱神论》更是引起世风的一再哗然与骚动。《晋书》记载鲁褒身为隐士，感伤纲纪大坏，世风贪鄙，于是隐姓埋名作文嘲讽，令忧时者拍手称快。可以说，成公绥、鲁褒的《钱神论》是解读《世说新语·俭啬》中王戎等吝啬鬼群体形象的一面活生生的镜子。“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正是鲁褒对世风的露骨写照；“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处后。处前者為君长，处后者为臣仆”，揭示热衷聚敛以致不惜手段的社会群体心理：“何必读书，然后富贵……官尊名显，皆钱所致……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描绘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恰好可以用来形象地描绘此时的社会现象。

宏观上说，西晋统一，短暂的太康盛世，是滋长汰侈、奢靡之风的温床。八王之乱，胡寇入侵，在蛮荒之地白手起家的东晋政权，物质经济自然格外脆弱，大肆聚敛、贪鄙成为一时必然的风气。《世说新语·俭吝》刻画的六个吝啬鬼中，除王戎外，其余都是东晋中兴人物。因此他们那种耐人寻味的吝啬与聚敛，也只有在这样的时风中才得到入情入理的解释。

在世风污浊的空气里，也有视金钱为粪土的中坚人物。大吝啬鬼王戎的弟弟王夷甫（衍）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世说新语·规箴》说：

（王夷甫）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

众所熟知的称钱为“阿堵物”，即由此而来。王夷甫一生乐善好施，从不谋求贷利之事（《晋阳秋》），与时风形成鲜明的对比。

东晋名士殷浩公开称“钱本粪土”。有人曾问他为什么“将做官而梦棺，将得财而梦粪”，殷浩回答说：“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晋书·殷浩传》）时人以为名言。其蔑视流俗如此。

时至今日，“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 的俗语仍然鲜活在人们口中。可惜的是，人们津津乐道魏晋名士风流的同时，却淡忘了那个汰侈时代背后的俭吝、聚敛风气，淡忘了一千多年前那个曾经真实存在的吝啬鬼群体。

或许是长期受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观念的影响，我们在欣赏王戎、和峤、王导、郗愔等人的无限清谈风流与中兴功勋业绩时，很少去打开他们作为守财奴被尘封的另一面。因而时代愈久远，王导等人的形象便愈发高大。他们曾经被视为吝啬鬼的另一面，便渐渐为人淡忘了。

要之，东晋时代是一个汰侈与俭吝风尚并存的时代。二者之中缺少任何一者，都不足以构成完整的社会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