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瑾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非裔女作家，其文学作品备受评论界关注。针对莫里森的研究，学界呈现出“女性主义、后殖民、新历史主义、原型批评、创伤批评、意象分析”［1］等多元的研究视角，探讨“种族历史、性别话语和性别政治、非洲及非裔文化传统对莫里森小说创作的影响”［2］。该领域现阶段的国外学者有：施莱·伯尔（Evelyn Jaffe Schreiber）、姆巴·利亚（Doreatha Drummond Mbalia）、布森（J.Brooks Bouson）、盖茨（Henry Luois Gates）、奥赖利（Andrea O’reilly）、霍洛韦（Karla F.C.Holloway）；国内学者有：王守仁、杨仁敬、孔祥平、王玉括、杜志卿、章汝雯等。但目前，很少有研究从莫里森的地理位移经验角度分析其作品。笔者拟用“侨易学”，从“二元三维的空间框架，以流动性、恒常性、互涉性、元一性”［3］的视角，动态考察莫里森生活中的“侨易”现象，剖析莫里森小说创作的深层次意象。

一、“侨易学”

近年来，中国学界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提出了能够“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4］的一些新理论，新观点。在此背景下，以《易经》和“侨学”为基础的“侨易学”诞生。

“侨易学”的基本理念是“物质位移，精神易变”［5］19，即因“侨动”发生“易变”，主要探讨人的重要观念的形成总是与物质位移、精神位移息息相关，尤其是异质性（文化）的启迪和刺激，为创造性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可能［5］18。 “侨易学”一经提出，颇受关注。 生安锋认为侨易学可被视为“跨文化诗学”，甚至是“文化诗学”［6］。叶隽受之启迪，提出研究文学的方法论之新角度——文学侨易学，即“构建出文学通往各种知识和场域的侨变之路”［7］。“文学侨易学延伸的则是关注虚构世界、作者世界与结构世界的不同变化层面，会形成一个交叉系统的立体结构。”［7］而“‘文学侨易学’以动态为主，借助侨易学的流转性、灵动性和可塑性，使得文学世界的材料在更加广阔的历史维度获得其应得的重要位置。 ”［7］

二、托妮·莫里森之“侨”与“易”

（一）“区域侨易”：青年读书人

1931年，莫里森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小镇洛兰。为了找寻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安全的居住环境，其父母在“大迁徙”时期离开南方农村，侨移至洛兰。因从小受父母影响，莫里森深受黑人音乐和黑人文化书籍的熏陶，并以黑人文化为荣。莫里森因此具备了良好的黑人文化素养，知识基础扎实。

1949年，高中毕业后，莫里森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霍华德大学。正如德国学者靳施所说，“生存，在时间上不能由我们的力量来决定，但对于区位，我们大都能够自由选择。找到正确的区位对于人生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合适的区位必然是一个能保证事物会最妥善发展的区位。”［8］莫里森进入大学学习是合适且正确的区位选择。莫里森因此离开了洛兰，有了第一次侨易行动（发生侨易过程、产生侨易效果的一种行为过程）——“区域侨易”（“侨”者从乡村边缘地区至文化中心城市的侨易过程）。他从信息相对闭塞的小镇洛兰到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华盛顿特区求学，地域性的位置变更或多或少地导致其精神发生变化。

莫里森此次的侨易是长期性的，即从到达华盛顿学习到毕业离开华盛顿。4年本科阶段的侨易事件（即“在侨易过程中对侨易主体产生较为实质性影响的事件”［5］117），是莫里森成长为青年读书人的过程，是一次重要的成长考验。莫里森此次跨越地域的华盛顿求学之旅是他趋向绝对中心场域的过程，其意义非同一般，意味着他正向新的阶梯迈进。莫里森之所以选择首都华盛顿，是因为它是美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拥有众多的高等院校、艺术中心、博物馆和文化史迹。城市建筑布局匀称，间隔有致，使得从小镇来的莫里森毫无压迫感。同时，霍华德大学被誉为“黑人的哈佛”，其图书馆拥有跟黑人历史相关的完整文献资料，为莫里森提供了思考和学习的有益空间。

莫里森在霍大求学，是由乡村边缘至国家中心的“区域侨易”。地理位置变化造成的势差使莫里森所处的文化区出现结构性差异，从而使莫里森的思想产生了变化。莫里森在乡村小镇洛兰时，已经对写作感兴趣；侨移至国家中心华盛顿的霍大后，莫里森选择攻读英语和古典文学，接受正规的语言训练，强化了自身文学功底，其写作水平较之在洛兰时发生了质的飞跃。华盛顿“侨入语境”的美国主流文化与小镇洛兰“侨出语境”的族裔文化发生碰撞，使莫里森在文化理解、心理感受、精神层面有了更深层的质变。此次莫里森发生的侨易现象“既非单纯的位移现象，也非纯粹的思想现象，而是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结合”［5］90。 此次“区域侨易”的学缘背景使莫里森对美国主流文化、文学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提高了运用英语文字来表达思想的能力，为莫里森今后的文学执笔之路铺垫了道路。

（二）“都市侨易”：人与自然

1953年后，莫里森从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到位于纽约州伊萨卡市的康奈尔大学读取硕士学位，属于“侨易过程Ⅱ”，称之为“都市侨易”。康大的主校区占地三千英亩（约 1 214.06公顷（ha）），视野辽阔，风景优美，校园与树木、湖泊等大自然景观浑然一体，得之“全美风景最佳校园”美誉。同时，康大的建筑囊括各式风格，从中世纪哥特式到现代多元结构。康大还拥有数量众多的图书馆藏书，为莫里森提供了思考和学习的良好环境。莫里森在侨入地康大体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存在，人在自然中获得心灵的补给，转换为前进之无限能量，这是黑人种族一直秉承的文化传统，也是莫里森后来创作一直呈现的核心理念。

例如在作品《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通过该作品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同一，“人类要摆脱精神危机，就必须回归自然，而自然又与人类的精神相联系，人类只有在自然界中找到精神上的慰藉，才能找到通往美好世界的出口。”［9］莫里森在作品中运用自然元素塑造了姑姑派拉特，证明了人可以与自然共生。派拉特的身上充满了树木、黑莓的大自然气味，她可以自由地与自然沟通，她是现代社会少见的“自然之子”［10］。而主人公奶娃在自然中摆脱了现代文明的束缚，找到了治愈自己“无能”的良方，获得了自我再生的可能。

（三）“观念侨易”：威廉·福克纳和弗吉尼亚·伍尔芙

在思想成长最具有可塑性的读研阶段，莫里森找到了自己期待的关注点，发生了“观念侨易”（Kiao-Iing of ideas）。“所谓观念侨易，指的是作为一种精神性器物的‘观念’，发生了坐标位移，但这种位移又是具有路线性不同的；它发生了各种可能变化。”［11］265观念位移的过程是客观存在的，“一则它本身具有某种自然规定性，即是可以不依托客观事物而存在的；二则它必然导致事物发展的结构性改变，因为观念必然发生影响，人一旦受到观念影响就必然会改变其行动方式，尤其是那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其观念的变化可能导致整个社会单位的结构性变化。”［11］271莫里森发生观念侨易的对象是威廉·福克纳和弗吉尼亚·伍尔芙，她深受两位作家的作品理论和内化精神的影响，最终明确了自己的写作目标。

1.威廉·福克纳

福克纳对南北战争后的南方社会进行反思，并把战后南方囊括在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里，用自己的纸、笔探索着种族问题，戳中了奴隶制和种植园的邪恶之处。这对莫里森有很大的启发，也是她一直关注的黑人问题。“关于黑人的历史有大量的模糊、扭曲和消音，因而黑人的在场和心跳一直都被以各种方式体制化地消灭了。”［12］而福克纳无畏体制，继续开启黑人“发声”“在场”的模式。福克纳的作品主题和创作方式影响着莫里森，指引着莫里森的行动方向。在观念侨易的过程中，莫里森运用新奴隶叙事，在《宠儿》《爵士乐》《天堂》《慈悲》等众多作品中，复原了奴隶制给黑人种族带来的毒瘤一样的创伤。在安排作品人物的生活场所时，莫里森一直为“她的人民”选择“社区”，这也是美国黑人主要的生存空间。黑人的“社区”与西方的“社会”是相对应而存在的。［13］“社区”给予作品中的黑人继续前行的力量，是黑人在“社会”中最后的聚集地，是黑人唤醒自我，回归族裔的最终世界。

2.弗吉尼亚·伍尔芙

伍尔芙是女性主义的先锋，强调女性要对社会、历史开放，“成为自己”，独立自足。伍尔芙从女性视角出发，把女性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归纳在女性主义诗学思想中。她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诗学传统，女性的写作条件，女性价值，以及女性之间的友谊等。对于莫里森来说，伍尔芙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因为莫里森认识到“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14］同时，莫里森坚信黑人女性互相之间无论是外在身体还是内在心理都存在着很深刻而真实的需要，“姐妹情谊”是传统黑人女性文化的一个重要指征。莫里森后来的创作，如塑造《最蓝的眼睛》《秀拉》《柏油娃娃》《家》等诸多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她们光彩而饱满，她们自强不息、勇于拼搏。女性书写一直是莫里森作品中难以泯灭的存在——诉说黑人女性世界，发出女性自我的声音。莫里森作品“是美国黑人女性经历和关注片段的完美组合，也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正在制作的文学‘被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5］

“各种观念和理论也在人与人、境域与境域，以及时代与时代之间旅行。”［11］270莫里森在康大受到上述两位作家的作品理论、内化精神之影响，“精神力量具有内在、深刻和富足的源流。在人类隐蔽的、仿佛带有神秘色彩的发展中，精神力量是真正进行创造的原则。”［16］理论、精神的持续性运动势必导致新观念的创生。莫里森在康大读研获得了重大的认知突破，形成了思想力的提升，其“观念侨易”也是一次重要的侨易事件，为其日后介入美国文学场域提供积极有利的条件。

（四）“双边侨易”：法国之行

1955—1964年，莫里森从纽约州伊萨卡市的康大硕士毕业后，先后执教于休斯顿市的德克萨斯南方大学，以及华盛顿的霍华德大学，这一系列侨动属于“侨易过程Ⅱ”——“都市侨易”。这段侨易事件之教学经历使莫里森认识到教育对于人成长的重要性、书本具有启迪灵魂的作用，因而莫里森“思想力”进一步提升。

通常状态下，发生“侨易过程Ⅰ”的区域侨易，“侨易过程II”的都市侨易之后往往会进一步发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侨易过程Ⅲ”的“双边侨易”。果然，1964年，莫里森在执教多年后，访问巴黎，地域侨移引发思想孕育，继续影响着其观念的成型。20世纪50～70年代，法国开始大量接纳北非移民，美国黑人与北非移民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这也许是莫里森萌生法国之行的第一个侨易条件。同时，莫里森深受法国新女性主义影响，这是促成侨易之行的第2个条件。1949年，法国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出版，为法国新女性运动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使当时法国的新女性运动认识到法律层面的改良是无法解决女性问题的，“父权制度”才是矛盾的根源。

这次法国之行，侨易时间虽短，却为莫里森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可能，给莫里森创作作品提供了思考方向和前行动力：女性——莫里森作品中永远的主人，如秀拉、简丁、赛丝、派拉特等。她们有着男性的气度，追求个性解放、自我实现，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平等。当然，莫里森也塑造男性人物，但都从侧面烘托了女性人物的重要作用。这些男性都是一些不成熟、重物质轻道德的人物，如波伊波伊（Boy），奶娃（Milkman），梅肯·戴德（Macon Dead），最终他们都需要女性的指引才能找到化解危机的出口。

（五）异则侨易：洛兰之行

1964年，离异后的莫里森带着孩子重回洛兰。由文化中心城市退回乡村小镇洛兰，这是一次明显的异则侨易现象，但同样，抑或说是取得了更大的思想力的提升。

洛兰既是莫里森的情感归属地，又是她创作作品的灵感来源。莫里森在多部作品中提及这个小镇，甚至将故事发生的地点定位在这个小镇。莫里森的家乡洛兰是一座西部小镇。这里的钢铁厂、造船厂等重工业需要大批劳动力，因此非裔、墨西哥裔以及欧洲的白人涌入这里。最终，洛兰成为多种族人群的聚居地，形成文化交融的环境，使“莫里森日后对黑人文化身份的理解以及对黑人历史的考证有了其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丰富的土壤基础。”［17］

同时，莫里森在洛兰停留期间考虑到孩子的安全和教育问题，做出了重要的决定：辞去霍华德大学的工作，前往雪城。

（六）“桥交”：编辑、教师

侨入雪城后，莫里森在兰登书屋旗下辛格出版社的大学教科书部门获得一个职位。罗伯特·伯恩斯坦在视察辛格出版社时遇见莫里森，并询问到她在做何种工作。莫里森回答到她在从事大学文学作品选编，正在加工一本非洲民间故事集。他们谈了很多话题后，罗伯特说：“好吧，如果调你去兰登书屋，你想做什么？ ”莫里森说：“我想做编辑。 ”［18］

1967年，莫里森侨移纽约兰登书屋，这是一次非常关键的侨动，思想力得以提升的重要关节点，发生“桥交”［19］198。 编辑工作是一个有利的中介性桥梁，莫里森在合适的机缘下，展开持续的思想交流，发生良性交易。其一，莫里森培养了众多有前途的黑人青年作家，鼓励他们运用纸笔勾勒出属于黑人自己的故事，让世人更多地、真正地了解黑人。莫里森在兰登书屋工作的二十多年中，编辑过多位黑人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包括托妮·凯德·巴姆巴拉（Toni Cade Bambara）、勒昂·弗里斯特（Leon Forrest）、亨利·杜玛斯（Henry Dumas）、盖尔·琼斯（Gayl Jones）、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莫里森还曾为拳王穆罕默德·阿里自传的问世竭尽全力。其二，莫里森致力于传递黑人中的特有信息，如黑人的生活，黑人的所作所为，黑人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等。《黑人之书》（The Book of Negros）是莫里森的编辑作品，它记载了美国黑人300年的历史，被称为了解美国黑人的百科全书。其三，莫里森接触到了有关美国黑人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为其文学作品的撰写提供了史实的佐证。例如小说《宠儿》以真实事件为创作背景，其故事原型取自莫里森在兰登书屋做编辑时的剪报信息。

莫里森担任编辑后，深刻地理解到作家的诞生、作品的问世对于构建族裔文化丰富性的重要作用。10年后，莫里森重新选择执教。1976—1978年，她在耶鲁大学访学，1984—1989年在纽约州立大学任教，而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主讲美国黑人文学和创作性写作课程。莫里森通过教师职业的中介作用，推动更多有识之士加入文学创作，即“桥交”。这种理想的相交过程能更好地传扬族裔文化，挽救族裔文化所面临的危机。

（七）“变创”与“渐常”

纵观莫里森整个职业生涯，“变”中“原相”一直都是围绕美国黑人及其文化主题的“常”，“变常相济，乃为世相”［19］200。这是世间万物千变万化的基本规律。莫里森职业生涯的“变创”与“渐常”正是侨易概念的核心之所在。“在‘变’与‘常’之间有‘为三’的空间可以构建，这就是‘势’。 ”［19］200“它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情境或语境，还是具有能动性的运动之力量。”［19］201莫里森在“变”与“常”之间，所面临的“势”是“美国文化与非裔美国文化的割裂：物体是分裂的，身体是分裂的，精神是分裂的，种族是分裂的，国家是分裂的。”［20］在“势”的情境下，黑人族裔文化在占尽上风的美国白人主流文化面前，逐渐失去原有的光芒。

然而“变—势—常”三者是流力互动的关系。在这二元三维的空间框架下，莫里森艺术性地把非洲族裔传统性与美国的现实性编织在一起，通过文学作品转化剂的作用，传达富于黑人族裔色彩的主题。神话传说、黑人英语、爵士乐等都是黑人文化传统的精神支柱，莫里森的作品也积极呈现了这些元素。

她在《所罗门之歌》中谱写着黑人会飞的传说，在《最蓝的眼睛》中丰富地运用黑人英语的韵律特点，如“Black e mo Black e mo Ya daddy sleeps nekked.”［21］莫里森把黑人音乐爵士乐元素的即兴、共鸣、反复等元素融入在作品文字中，展现给读者一幅充满黑人文化特色的画卷。如《宠儿》运用了反复、即兴的方式，给读者讲述碎片式的故事，最终每位读者通过自己的理解，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爵士乐》运用多样的陈述方式发出不同的声音，如同爵士乐乐曲一般，即兴、重复地叙述核心事件。

三、结语

从“侨易学”的视角，探讨托妮·莫里森的社会生活经历，从而以更加全面的角度解读其文学作品。通过把作家和文本放入当时丰富而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分析文学作品与作家地理“侨”动经验的关联性，以及文学作品与社会语境的互动性。

伟大作品与伟大作家都负载人类历史的需要，都需要承担人类文明发展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是文化生命体理当具有的崇高职责［7］。托妮·莫里森是美国黑人，她在人生的各个侨易过程中，从未忘却作为黑人族裔、女性、作家等多重身份所肩负的职责。莫里森在创作作品时，安排情节方面，虽然“变”的情节各有不同，但各种“变”中承载的种族、性别、族裔文化则是其“不变”的主题，社区、女性、神话、爵士乐等内化为每部作品的精髓。同时，莫里森文学作品具有“不变”的开放式结局，目的是让读者真正地投入到作品的语境中，与作家一起承担文明发展的历史使命，不断地发掘何为黑人真正应该携手拥有的“变”与“不变”，“使人看到危险究竟在哪里，什么是极乐世界，什么是庇护所。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