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喆

【摘 要】 文章论述了毛泽东对张之洞 “中体西用”观念的继承与发展。“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继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光大；对中国实际国情的准确把握；对西方先进文化的理性认识。“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发展：从“兼容并包”到坚持以我“为”主；从“体”“用”分明到“中外一致”；从维护“中体”到科学的扬弃。

【关键词】 洋为中用；中体西用；继承与发展

一、“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继承

1964年9月1日，毛泽东在《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的批示》中明确提出，对待中外文化遗产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中“洋为中用”思想影响受众面最为广泛，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讲到我国要大量吸收国外的进步文化，丢掉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部分。总结了洋为中用的历史，尤其对中体西用的吸收借鉴、对中国实际国情的准确把握、对西方先进文化的理性认识这三个方面采取批判的继承。

1、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光大

维新变法思潮汹涌之时，梁启超等人对旧的保守思想进行了抨击，也对新的偏激思想进行了批判。他们这个时代的这群人的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哲学中“中体西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中体西用”在当时已经属于明确切入当下发展的文教理念，反映出当时的妥协意味，但更多的是对中体的维护，实际上已经是极大的进步。

“中西”、“体用”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发展历程，明清更早时期就有了这样的概念。明清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传教士传播了西方的思想，关注了中国的本土文化，我国逐渐步西学东渐的思潮，开始对西方的政治、文化、制度进行大规模的了解和学习。比如徐光启的“中西会通”思想”、“中西学循环“，中西学融合”的思想，这些人的观点贯穿了整个近代史，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时事新论》，这几本书籍对当时思想还略为愚昧的中国人民的影响特别大。在封建中国早期，思想家冯桂芬在他的书中《校颁庐抗议》提出的“中体西用”、“本末”之类的议论观点，直到清末时期，其论争愈为激烈，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化的进程。但作为成型的理论，当属张之洞《劝学篇》中“中体西用”思想的系统阐述，其对日后中国对西方学习借鉴的态度影响最为深远。毛泽东的“洋为中用”思想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族的主体意识，尤其就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因为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有自己的规律和特色，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是国际化的支撑点，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文化都是要发展的，以民族性为主体，把握民族本身的特点和精髓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传承发扬对国家发展大有裨益。

2、对中国实际国情的准确把握

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采取闭关锁国的国家政策，使中国处于一种全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因循守旧，停步不前。当时我国在一种自给自足假象的繁盛期间，但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较为落后，出现了短暂的稳定繁荣景象。这种相对稳定的、封锁的环境直到19世纪中期，我国处于内忧外患中才得以被打破。甲午中日战争的冲击让中国传统社会的心理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波动，由闭关自守、盲目自信的意识转变成积极主动、开放兼容的意识。

从主观方面讲，我国洋务运动的开展，西方先进的文化科技的刺激下，中体西用思想开始全面开展起来。从客观角度来讲，中国当时的国情决定不得不寻求变革，寻求发展，中国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变革。“中体西用”的思想体现了坚持传统不动摇的指导性思想，也认识到了我国传统思想不能解决的问题，使人们认识到了封建社会的错误观念及残酷现状，打破旧思维。依照当时的情况，中国的封建经济尽管逐渐解体，但本质上我国缺乏新生力量，来转变旧的社会形态。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所有条件都不具备，只能进行缓慢的改变，只能通过缓慢的改变来达到革新的目的，徐徐图之从而得到自救。

3、对西方先进文化的理性认识

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普遍视西方各国制度为无物，认为中国事事远于西人之上，直至19世纪70年代，中外交往日益密切，洋务派对西方的约章制度愈有所了解，其对西方的议论不仅广泛涉及军事、经济领域，也涉及了政治体制方面。从冯桂芬到张之洞，在面对西方文明时也体现了从传统中求变的改观，很多人都对西学有了理性认识，正是这种接触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才有了“西用”的产生。

张之洞在他的言论中曾经提到过应师法西人：“塞外藩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提到海军的将领应当学习西人所著《防海新论》书中的以兹实效，因而张之洞对西学中“西技”、“西艺”态度是积极的，尤其是1885年中法战争之后，更坚定了他学西学、求富强的决心。当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受到湖湘经世致用文化的耳闻目染，亲自看到长沙及其周边近现代中西方思想激烈的新旧斗争，广泛接触了东西方各种思想和学派，造就了他极其繁杂庞大而又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正是有这样全面的知识体系结构，毛泽东的“洋为中用”思想才能得到升华，并强调了方向上的正确性，其出发点就是对外国文化的借鉴的吸收。从实践角度的本身出发，实事求是，以客观发展的理念看待西方文化，真理性即科学的共性，在各个国家都适用，理性把握西方文化，不盲目排外，大胆吸收西方文化使其真正融会贯通做到为我所用。

二、“洋为中用”对“中体西用”的发展

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旧的传统思想民族文化在面对西方不同性质，不同根源的文化时 ，人们在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西方先进的思想当中难以抉择。“中体西用”中“中体”为先，后才“西用”，更大程度上是對“中体”的推崇，但在“洋为中用”里，保留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源，但汲取西方文化又能使民族文化发展更加现代国际化。显而易见，毛泽东“洋为中用”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体西用”的风骨，但归根结底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分别从“兼容并包”到坚持以我“为”主、“体”“用”分明到“中外一致”、从维护“中体”到科学的扬弃这三个方面进行发展，以求进步，这几个方面从根本上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为“我”所用：

1、从“兼容并包”到坚持以我“为”主

“中体西用”思想是一种“兼容并包”的思想，它是对西方文化汲取其长，与我们民族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相契合，当时的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制度上的一些缺陷已经被当时人们接受，普通民众不是太接受社会的突变，他们的兼容并包的传统思想不愿接受全新的思想，因此，“中体西用”思想的以兼容性为主，不能真正做到将西方优秀文化为我所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

而毛泽东主张的“洋为中用”思想的“洋”即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西方先进的科学原理。毕竟科学原理是根本的，不是虚幻的。早在延安时期，1940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提到了自然科学的优势所在，他提到自然科学的必要性，因为自古以来只有自然和社会科学，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不仅能高效切实的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等问题，还能解放人民的思想，但自然科学中对自然的改造应该是在社会科学的指导下进行。后来毛泽东又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更加明确的讲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问题。民主革命胜利后，毛泽东的“洋为中用”的思想文化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更加成熟，并且得到拓展。从两者齐头并进到“为”我所用体现了我国在发展过程中摸清了自己的道路，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将西方优秀文化转变为自己的东西，学以致用，合理发展，在融合中西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过程中，化西学为中学。

2、从“体”“用”分明到“中外一致”

当戊戌变法失败后，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一书中，详细讲解了我国的传统的学术问题和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学术的关系。他的实际意思是要中西结合，意思是不管中学还是西学都要两手抓，但是好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作为我们继承的精华，同时借鉴西方先进的一些科学手段。取其精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虽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刚刚提出之时，传统的某些体质已经禁锢不住人们的思想了，逐渐维持不下去了。但是在当时的进步， “体”“用”分明实质还是维持中国传统民族学术正统的地位，还是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还是传统的“封建思想”，封建的体制本身是难以短时间内改变的。

毛泽东提出，要实事求是，从事物的实际情况出发。不管哪个体系的引进，要与我国当前的国情及现实相结合。方法和手段都是为解决我国当下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19世纪20年代毛泽东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提到“世界文明分为东西两派，东方文明在整个世界内，要占据半壁的江山地位。虽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的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目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毛主席深刻认识到了中西方的差距和起源，地位相同。我们不能忙不得学习西方文化知识，只有掌握了我们根源的传统文化之后，在西方文化的体系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建立一个更为完整健全的中国独有的体系，更科学更实际的进步，在进度上努力追赶到“中外一致”。

3、从维护“中体”到科学的扬弃

虽说“中体西用”开创了新先河，但其本质仍是以“中体”为主，“西体”为辅，其主辅关系彰显了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以及封建文化深入人心，大众仍旧没有科学的看待问题，尽管西方文化东渐，但科学仍旧不是主题。张之洞讲“中学为内学”，他认清了中西学的本质关系，认识到传统的民族文化当时社会中起到的作用，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划时代意义，虽说“中体西用”根本上是对“中体”的大力维护，但其能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将西学中客观的部分汲取到“中体”中，这样虽然对西方先进文明得到了有效使用，但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所以说其深意是为了“中体”服务的。

毛泽东强调学习和借鉴的根本宗旨就是将外来文化应用在中国。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强调了创造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只有做到科学的扬弃，不一味地维护“中体”，也不一味地坚持“全盘西化”，而是从二者之间汲取精华，找出共性，把握科学原理，努力创造，学习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新的时代发展下提出的“洋为中用”极具时代感和使命感，是对“中体西用”全新的诠释和发展，继承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对中国实际国情的准确把握和对西方先进文化的理性认识，而且都根据当时不同的社会大背景进行了应有的调整；发展了从“兼容并包”到坚持以我“为”主、“体”“用”分明到“中外一致”、从维护“中体”到科学的扬弃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毛泽东针砭时弊，对当时国情深刻把握，“洋为中用”这一看法的提出洋溢其个人风采，继承和发展处处展现时代领路人的风范，同时，“洋为中用”的提出更表现出只有全面的、深刻的变革才能拯救当时水深火热的中国，之前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在封建的中国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但没有切中要害，他没有带领中国从危险中走出来也正因如此，历史的成功也说明了只有毛泽东“洋为中用”的这种翻天覆地的改革精神，进一步把握国情的全局观才是主要的，当然“中体西用”也是前进道路上的基石，没有“中体西用”的合理应用也不会有“洋为中用”的科学创造。我们主要从这两种阶段性的变革的发展中学到的是要对当前国情进行全方面、更深刻的把握，更精准的接近现实国情，不断学习进步，随着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我们更要从实际出发，深刻的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不同阶段不同改革提出的历史背景，从根本上得到进步，不生搬硬套，也不一味革新，而是两者協同并进，把握继承和发展的精髓。

【参考文献】

[1] 张泽民.毛泽东“洋为中用”思想内涵新探[J].前沿，2011（16）4-14.

[2] 严加红.中体西用：近代中国文教理念的建构模式[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11）50-54.

[3] 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J].北京大学学报，2010（4）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