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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万八千里辨

2018-03-19雷明亮

新西部·中旬刊 2018年2期
关键词:汉书汉武帝出游

雷明亮

【摘 要】 本文经过考证分析,认为《汉书·郊祀志》中“周万八千里”一句,既与《汉书》义例不和,又与事实相悖,最有可能是《汉书音义》窜入《汉书》正文,且窜入时间当是在东晋时。

【关键词】 汉书;窜文;汉武帝;出游

《汉书·郊祀志》有“周万八千里”一句,述武帝封禅之路程,颇有可疑,今予辨之。

文如下:[1]

(元封元年)三月,乃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上因东上泰山……上遂东巡海上……宿留海上……。

四月,还至奉高。……天子至梁父……至乙卯,……封泰山下东方……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天子既已封泰山,……复东至海上望焉。……上乃遂去,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

五月,乃至甘泉,周万八千里云。

(为避繁复,已省诏令、对话等处。中华书局,1962年,1234-1236页)

读书首重版本,先作版本学之考查。《汉书》唐以前之完整面貌已不可得见,现存最早《汉书》是晋、唐写本残卷,且皆指数计,核之,并无有《郊祀志》。《汉书》完整之刻本出于宋代。中华再造善本系列,共收《汉书》宋元善本五种:国家图书馆藏之景祐本、白鹭洲书院本、蔡家琪家塾本、元大德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庆元本,此已括《汉书》宋元善本之大部。[2]核查以上五类,此句皆同。故于版本已无可论者。

虽版本无异,而可疑者仍多。

《郊祀志》载君王巡幸事,例不书路程,但言所历地名,独此处言“周万八千里”。可怪者一。

或许有人会认为是因为此次出巡有异于它者,故记有途程。武帝自元光二年初次巡游,至后元二年去世,生前巡幸达二十余次。论规模之大,有元封元年十月之行:“置十二部将军,亲帅师焉。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余里”;[3]论路程之遥,有元封五年之行:“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薄枞阳而出,……遂北至琅邪,并海,……春三月,还至泰山,……还幸甘泉。”。[4]此两者,规模、路程均出于三月之行,而不书所行路程,为何于此平常之行却独书“周万八千里”?[5]

对照古今地名,配合今日之地圖计算,武帝此行直线距离不过三千余公里,何来万八千里?可怪者二。

我们先来梳理武帝此行之路线。除《郊祀志》、《武帝纪》外,《史记》之《孝武本纪》、《封禅书》也有此次之巡幸事,详简略有差异,综合以上四处记载可大致得武帝出巡路线:甘泉、[6]—缑氏(三月)—嵩高—泰山—东巡海上、[7]—奉高(四月)—泰山、[8](四月乙卯)—东巡海上—碣石—辽西—九原—甘泉。根据仓修良主编《汉书辞典》[9]中之古今地名对照,利用现代电子地图之测距功能,逐段相加,此行之直线距离约是三千五百千米,换算成汉里约是八千余里;[10]若以今日常行之路段计之,则是四千余千米,汉里即是九千六百余里,均与“万八千里”相去甚远。

以里程计,三月至五月不过百日,三月之间万八千里,日行二百里以上,此绝无可能。可怪者三。

最早对此提出质疑的是南朝的姚察,《史记正义》引姚察曰:“三月幸缑氏,五月乃至甘泉,则八旬中周万八千里,其不然乎?”[11]今人韩兆琦对此有所发挥,认为《武帝纪》不言日月,较为可信。[12]宋人孔平仲的怀疑则更加直接,他在《珩璜新论》中说:“《郊祀志》:汉武三月出行封禅礼,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复归于甘泉。百日之间,周万八千里。呜呼,其荒唐甚矣!”[13]

按正常里程计,《汉书》有言“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14]“吉行五十,奔丧百里”,[15]汉人一日不过行五十里,至于帝王出巡,前呼后拥,冠盖满途,五十里有多无少。[16]李瑞、吴宏岐在《秦始皇巡游的时空特征及其原因分析》中做过秦始皇巡游速度的分析,最终得出平均速度大概是日行25公里,[17]这与上面所说的日行五十里,大致上是吻合的。从秦到汉,全国的交通状况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照理来说,武帝出巡之里程与始皇帝应是相差不多的。为慎重起见,这里选取时间记载较为明确的元封四年和太始四年武帝的两次出巡作一计算:

因为时间的模糊性和古今道路的变化,并不能达到十分的准确,但是至少能给一个大体的印象:武帝巡游之里程与始皇帝大致相同,与汉时常人之行程亦相吻合。

现在回转本题。以《郊祀志》三月出行,五月归计之,不到三月时间,行程达万八千里,日行二百里以上,殊可怖也。前已说过,《武帝纪》所记出行时间与此不同,若采《武帝纪》之正月出行,[18]而以五月回转甘泉,则日行百三十里,仍与实际不符。(而且这还是假定没有任何逗留的情况下,如若将停留时间算进去,上面的里程将会更惊人。)

《郊祀志》外,此事凡三见:《汉书·武帝纪》、《史记·封禅书》、《史记·孝武本纪》,此四处,文皆大同,而他三者皆不见此句。可怪者四。

若按近人崔适《史记探源》之说法:“《封禅书》承《郊祀志》而删其昭、宣以下,《孝武本纪》复录《封禅书》而削文、景以上,《封禅书》、《孝武本纪》是断头刖足之《郊祀志》。”[19]用“班马异同”学之方法,以《封禅书》、《孝武本纪》对勘《郊祀志》可知,《封禅书》、《孝武本纪》之内容间有超出《郊祀志》者,而于《郊祀志》原有之文,却未见删减处。则《史记》两处,皆去“周万八千里”,更不合理。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郊祀志》原无“周万八千里”一句,此一句系窜乱之文。

裴骃《史记集解》于《武帝纪》“归于甘泉”一句后注有:“《汉书音义》曰周万八千里云”。[20]裴骃“采九经诸史并《汉书音义》及众书之目而解《史记》”,[21]在《史》、《汉》同文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汉书》的注解成果。既然《集解》“周万八千里”在“归于甘泉”后,那么《汉书音义》的这句注也应当在《郊祀志》或《武帝纪》“归于甘泉”之后。假定“周万八千里”是《汉书》原有之文,则此注只能出现在《武帝纪》中,且是引《汉书》原文来作注解,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汉书》的这句注文在流传的过程中,不知怎地窜入了正文。日人泷川资言另有一种解释,他认为《集解》中的《汉书音义》应是《汉书·郊祀志》之误。[22]这个说法完美地解决了《史记》中的矛盾,却无法解释《汉书》中存在的疑问。

当我们从《郊祀志》中去掉“周万八千里”一句后,一切疑问都会涣然冰释。去此一句,自然不存在路程计算不合之事,再者,据前疑问二的计算,武帝此行路程约是八、九千里,以正月出行,五月归计之,则日行约六十里,与元封元年、太始四年之计算极度吻合。至此,“周万八千里”是窜文已成昭然若揭之事。

那么这一窜乱是始于何时?前引姚察已发现此不合理之事,姚察是南朝人,那么最有可能早在南朝之前,这一窜文便已形成。徐建委对《史记集解》所引《汉书音义》作过一番考察,他的结论是《集解》所引《汉书音义》是东晋蔡谟所著,蔡谟将原来单行的《汉书集解音义》散入《汉书》,后来《音义》成为南朝至唐代以来《汉书》最通行的注本。[23]如此说来,“周万八千里”的窜入,最有可能就是在蔡谟重组《汉书音义》时,也就是在东晋年间。

最后一个疑问:为何是“万八千里”?这个问题想要得出确实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只能提出一个可能的猜想。《汉书·地理志》记汉域东西阔九千三百二里,[24]或者《音义》以此计之,周折乃成万八千里。

上面不厌其烦地说一大堆的意义在哪里?窜《史》入《汉》,或者窜《汉》入《史》,论者多有,尤以崔适《史记探源》与王念孙《读书杂志》最负盛名。而对于《汉书》本身窜句衍文之来历,却鲜有究者。假如以上推测能够成立的话,“周万八千里”就是《汉书》自身注文之窜入,可算是《汉书》窜文之新类型。

【注 释】

[1] 《武帝纪》亦载此事,详略不同:春正月,行幸缑氏。……翌日,亲登嵩高,……行,遂东巡海上。夏四月癸卯,上还,登封泰山,降坐明堂。……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坛肃然。……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190页)此与《郊祀志》不同者两处:幸缑氏时间不同,且未有归甘泉之时间.

[2] 马清源《〈汉书〉版本之再认识》(《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五辑,363-406页)说日本尚有南宋前期建刊十二行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秘不示人,暂难见到.

[3]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189.

[4] 汉书,196.

[5] “周万八千里”一句导人错觉,让人觉得此次巡幸是非比寻常之举,刘俊虎《西汉诸帝巡幸与社会政治》(南京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就将此事称为“规模空前的出巡”.

[6] “周万八千里”者,发自甘泉,归于甘泉也。出发地必是甘泉,此前武帝巡视朔方后,归于甘泉.

[7] 海上到底指哪里,学者意见不一,这里也不作细致讨论。唯《封禅书》有令公孙卿持节先行候名山,行至东莱事,故而将海上大体视作东莱附近.

[8] 四月改元诏中有:“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历城、梁父,民田租逋赋贷,已除。”(《武帝纪》,191),则武帝所经地点尚有博、蛇丘、历城等处,然不知孰先孰后,且各地相距不甚远,故皆略去,以泰山代之.

[9] 仓修良主编:汉书辞典,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10] 以一汉里等于145米计。据梁方仲《中国历代度量衡之变迁及其时代特征》,中山大学学报,1980.2.

[11][12] 韩兆琦:史记笺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924.

[13] 陈仲渔校:珩璜新论,上海书店,1990.999.

[14] 汉书,2832.

[15] 汉书,3058.

[16] 也有特例,海昏侯刘贺就曾半日行百三十五里,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汉书·武五子传》,页2764)汉武帝既非刘贺一般的疯狂之人,也不是亡命之徒,是不大可能疲于奔命的.

[17] 李瑞、吴宏岐:《秦始皇巡游的时空特征及其原因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3.131.

[18] 《资治通鉴》早已发现《郊祀志》与《武纪》的矛盾,在经过权衡后,采取了《武纪》的说法。《通鉴考异》曰:“《封禅书》、《郊祀志》作‘三月,《汉书·武纪》及荀《纪》皆作‘正月,今从之”(《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678.

[19] 崔适:史记探源,中华书局,1986.66.

[20]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477.

[21] 司马迁.《史记》新修版,中华书局,2013.4035.

[22]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1955.38.

[23] 徐建委.蔡谟《汉书音义》考索,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6.45-48.

[24] 汉书,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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