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淳 马丹丹

(武汉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美国是全球公认的教育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教育公平是其历届政府制定政策的基本价值取向，但教育不公的社会现实却一直没有改善，各类批评话语的背后，是对公平观和政治制度的质疑。 什么是教育公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教育公平有两个含义：一是公正(fairness)，即保证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等个人和社会因素不妨碍人达到其能力所允许的教育高度；二是包容(inclusion)，即保证所有人都受到基本的、最低标准的教育，真正从起点、过程及结果上实现教育公平。[1]一直以来，美国社会各界对教育公平理念的诠释各执一词，伴随着平等主义与精英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思想冲突，教育公平的话语体系发生着深刻变化。 《中小学教育法案》(ElementaryandSecondaryEducationAct，简称ESEA)《教育机会均等法案》和《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ChildLeftBehind，简称 NCLB)构成了战后美国教育公平理念演变的基本线索，即从基于“机会公平”的古典自由主义公平观，向基于“差异”和“补偿”原则的结果公平的新自由主义公平观转变。 为了让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深入民心，政府通过官方话语框架对民众进行教化，重新界定相关概念，改造民众的社会常识，并让其接受和支持新的教育公平观。本文对奥巴马总统公开发表的有关教育言论进行批判性分析，揭示其背后的新自由主义逻辑和价值取向，认为奥巴马政府施行的教育新政仍无法解决长期存在的教育不公和种族歧视问题。

一、美国官方话语框架下的教育价值取向与意识形态

当前美国官方话语框架下的教育价值取向与意识形态，是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由以哈耶克为首的朝圣山学社提出。该思想认同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性人”假设，认为效率、成本和收益的考量是指导“理性人”行为的基本准则，并以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 由于市场化逻辑会产生高度竞争，供应者必须提高效能及服务质量以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但这并不是对社会动机客观中立的描述，而是特定的社会阶层围绕自己的价值观形成的主观建构。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主张的弱化政府，新自由主义以正面角度看待国家权威，将政府视为新经济世界的建构者，以及个体需求与利益的守护者，倡导将私人企业的法则推向公部门，对公部门进行组织再造，使其有效发挥资源效能，将公共服务私有化、商业化，以提升效能，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并建立绩效评估体制，作为评估个体产出、生产力或质量的依据并产生竞争概念。

在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理念的指导下，美国在教育改革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和政策，即教育市场化、教育私有化和教育分权制。教育的市场化是将“市场因素”“竞争机制”和“消费者”等资本主义经济概念引入学校制度建设和管理实践，在该话语体系下，教育具有商品的“买卖”特征，学生和家长成为教育服务的“消费者”，教育的价值由投入和产出来进行衡量，“竞争”和“高效”取代“民主”和“公平”成为教育改革的首要目标。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判断一切知识价值的标准是市场，凡是有利于市场的，必然有利于社会，有市场的知识才是有价值、有用的；同时主张对公立教育进行私有化改革，以解决学校资源浪费和运转低效的问题，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生产量身定制，提供所需的人力资源，并通过大力发展私立学校，形成对公立学校的竞争，来改善公立教育现状，减少教育经费的无价值消耗。在教育管理中，认为政府对教育的专权不仅有违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和个人自由的价值取向，而且会加大学校和社会的距离，使教育产出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主张通过教育管理分权制，把教育行政权从政府部门向学校社会领域部分地分散和转移，打破过去教育管理主体单一化的局面，使学校在经费支配、具体事务和发展方向等方面享有高度的自主权和灵活的管理权。

为了让新自由主义教育观为美国民众所接受，美国政府利用官方话语框架消除民众的不满，重建民众对政治精英的领导能力及其服务公共利益决心的信念，进而推动教育新政的实施。本福德和斯诺将“框架”视为“一种解释性图式，它通过有选择地对客体、情势、时间、经验和行为序列进行强调和编码，简化和凝聚‘外部世界’，并由此引导个体去‘定位、感知、识别和确认’发生在他们生活空间和这个世界的各种事件”。[2](P137)通过界定问题、分析原因、作出道德判断和建议补救措施，框架提供和修正了处理问题的方式，并提供了一个前景更好的视角，通过战略性地部署和重复某一类信息，或者通过将它们与“熟悉的文化符号”联系起来，框架化进程决定了人们如何关注、解释和记忆一个问题，并作出相应的评价和反馈。一旦统治精英决定采用一个特定话语框架，就意味着它进入了不同政治集团为解释性权力而相互争斗的公共领域。由于具有威权和使用媒体的特权，政府被认为在这种争斗中具有天然的优势，而被看作一组经过整合的政治概念的官方意识形态，通过官方的阐释和更新，用以强化政治合法性。尽管官方话语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之间就发声渠道和目的而言区别不大，但是它们在观念范畴上很不相同。官方话语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是相互支持的：官方话语框架将意识形态的一般性概念运用于日常政治生活，从而以实在的内容充实了抽象的理论建构；而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官方话语框架的理论背景，通过在不同话语框架与它们的主要概念组成之间建立联系，创造出了一幅更大的图景。

二、奥巴马教育新政的主要目标和内容

奥巴马是美国第 44 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任非白人总统，民众对他充满期待，希望他能改变美国社会长期存在于教育领域的不公和种族歧视。 2008 年 11 月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奥巴马推行了“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简称RTTT)教育新政，其目标是弥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不足，实现公立教育的结果公平。“力争上游”政策的设计是出于竞争性的拨款程序：它运用激励，而不是制裁手段，来推动各州的改革。RTTT 政策的核心思想是新自由主义竞争哲学，让各州参与竞争，采用竞争性拨款代替过去的公式拨款(formula grant programs)，让各州通过竞争获取教育经费，通过竞争提高教育质量。过去的《中小学教育法案》和其他传统的联邦政府公式拨款项目对各州的资助依据，是人口统计因素或者教育需要，没有考虑教育改革或者教育成效。 RTTT 仅资助那些有出色改革记录和改革计划，显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支持改革的州，它将联邦政策关注的焦点从过去关注落后者，转向了关注引领州教育改革、教育取得成效的领导者。 RTTT主要包括3个核心内容：联邦政府从过去强调手段转向强调目的，即目标从严，手段宽松；从制裁(大棒)到刺激(胡萝卜)，以调动各州的教育改革；将联邦政府的角色从监控组织转变为能力建设和革新组织。 RTTT 与其他教育文件如 ESEA 相似，体现了奥巴马总统的平衡策略，希望通过巧实力解决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 RTTT 政策以竞争为导向，有获胜者就有失败者，所以，RTTT 政策招致了来自各方的诟病，采用竞争性拨款加大了州与州、学区与学区之间的教育差距。 以第1和第2阶段的拨款数额为例，第1轮和第2轮的竞争中，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各获得 7 亿美元，田纳西州获得了 5 亿美元，获得 4 亿美元的州有佐治亚、北卡罗来纳和俄亥俄。 获得巨额经费的州用这些经费改善学校环境，加强教师培训，建立州的数据系统，提高教师待遇，在教育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这对所在州的教育质量提升的效果是不言而喻的；而在有色族群聚居的州，由于教育基础差，很难竞争到经费，教育发展步履艰难，导致新的差距出现。 由于有色族群和白人族群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方面都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对白人族群利好的各项教育政策将有色族群置于不利境地。教育起点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基础，而新政无视教育起点和过程的公平，一味追求结果公平是虚假的教育公平，其效果自然是不理想的。

三、对奥巴马系列教育演讲词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话语具有两个重要功能：一是支持社会活动的开展和社会身份的确定；二是维持不同文化、社会群体和机构中人的归属。 对话语进行批判性分析，旨在揭示不易被察觉的话语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话语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话语与语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权力阶层如何运用话语来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以维护自身利益和现存的社会结构，即话语、控制与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3]批判性话语分析是研究解放性实践的最佳工具。沃多克和梅耶认为，批判性话语分析手段有利于生产和传播批判性知识，让民众通过自我反思，将自己从各种形式的控制中解放出来。[4]

美国是一个多种族和多族群的移民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制度框架内，种族和族群差别、偏见和歧视极易发生，正如罗伯特和马特尼所言，新自由主义是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和发展的动力。[5]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主流白人群体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系统性和历史性的优势和特权，并通过新自由主义对其他种族群体实施权力和控制。目前美国的公共教育资金大部分来源于教区居民的物权，个人财产的不平等直接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得中上阶层的白人群体通过教育压迫和歧视有色族群，新自由主义和种族主义相互作用，并通过教育延续和深化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卡斯特诺指出，“即便教师一言不发，学生已经在白人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体制下接受教育，课程大纲、课程类型、课程级别以及科学知识等的设计都是有利于白人群体的。”[6]爱博认为，“基于不平等的教育基金、资源和课程设计的教育政策，使得白人至上和制度性种族主义在美国教育中仍十分突出。”[7]泰勒和克拉克指出，“这种有目共睹的教育不公事实，反映出制度性的不公平在美国教育领域仍十分活跃，为了掩饰这种制度性不公，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总统往往通过一系列的公开演说和讲话，说服和诱导民众接受并参与教育改革，并自觉为教育改革的成败承担责任。”[8]历任美国总统都强调教育对国家的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培养合格的美国公民，二是保障美国经济的稳步发展。1960年代，教育被认为是解决经济问题的主要手段；1970～1980年代，教育被强调能帮助美国提高工作和生产效率；1990年代，教育被视为知识经济的支柱，至此，教育和经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1960年代至今，历任总统提及教育的频次每年超过100次，相比之下，建国后的124年间，总统们提及教育的频次是每年2次。[9]总统们的演讲中关于教育的重心转移，让民众感觉政府似乎对教育合格公民不感兴趣，而是更关心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作为一名优秀的演说家，奥巴马的演说既精彩又颇具政治深意。本文选择适合于政治话语的吉(J.P.Gee)的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和工具，通过对在美国联邦教育部网上收集的奥巴马有关教育的9次演讲进行分析：2009年1月12日奥巴马就职演说；[10]2009年3月10日奥巴马在“美国西裔商会”上的讲话；[11]2009年7月16日奥巴马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上的讲话；[12]2010年7月29日奥巴马在“美国城市联盟世纪会议”上的讲话；[13]2010年10月14日奥巴马在“青年市政厅会议”上的讲话；[14]2010年10月19日奥巴马在签署行政命令“西裔美国人教育优胜的白宫倡议”时的讲话；[15]2011年3月8日奥巴马在“教育赢得未来会议”上的讲话；[16]2014年1月30日奥巴马在“世界一流教育会议”上的讲话；[17]2015年7月14日奥巴马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讲话。[18]借用吉的四个话语分析工具：指示功能词，吉定义为在特定语境下的词的所指，在本研究中主要是演讲的受众，即有色族群；社会语言，即奥巴马在系列演讲中的身份，包括美国总统、美国第一任非白人总统、人权主义的代表、律师、丈夫、儿子等，通过这些身份帮助其说服和诱导民众，获得信任和支持；政治构建，即社会产品的分配，公立教育是美国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产品，其如何分配，牵涉美国各种族和族群的切身利益，也是反抗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的重要阵地；关联构建，奥巴马通过演讲，有意将教育失败和经济衰退关联在一起，构建教育改革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消除其他改革方式的可能性，局限了民众对教育的认识、理解和行动。在本研究中，后两种分析工具更为重要。奥巴马的演讲文本内容被分成两类，一类是教育与经济链接的话语，一类是教育与种族主义相关的话语。一篇演讲词很难展示奥巴马的教育思想，但是一系列重复的话语就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了。我们从文本分析中发现两个突出主题：一是奥巴马认为公立教育是解决国家经济问题的重要手段，促使他从新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教育和改革教育；二是新自由主义驱动的教育政策掩盖了种族问题，公立教育中的种族分化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为严重。

(一)摆脱美国经济困境是奥巴马教育新政的初衷

重振低迷的美国经济是奥巴马政府的当务之急，而教育改革是其中的重要手段。教育投资能提升人才素养与创新能力，获取契合就业市场的技能有利于就业，也有利于提升生产力和国家经济的竞争力，美国教育目标也逐渐从全人教育转向了市场取向的就业能力。奥巴马的演说中持续将教育与经济链接。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学校应成为经济的工具[10]，并经常在对有色族群和青年人的演说中提到此种观点：教育是经济的必需，教育是工作和生产的催化剂；早期儿童教育是有价值的，孩子们通过教育能获得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世界一流的教育是成功的先决条件，因为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学士及以上的学历[12]。在“教育赢得未来的”讲话中，他总结了教育以经济为目的的需要，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获得最好的教育，这也是为什么在当今世界，好的工作需要好的教育”[16]。他说，“如果年轻人爱上学习，他们会做的更好，如果他们看到在教室里所学的东西与应用之间的关联，现在所学的数学可以在不久的将来用于商务，他们会更加兴奋。”[17]奥巴马将教育作为提升世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在对比美国教育和世界其他国家教育时，认为美国教育是失败的，而教育失败是导致美国经济下滑、就业下降的主要原因[11]。他认为学校教育应本着教育是经济繁荣的先决条件的理念[13]。美国在教育手段方面不能落后于其他国家，这样的教育水平会让美国经济继续下滑[11]。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教育改革是国际竞争的需要[15]，同时提出了美国教育的共同标准，增加了课程大纲和评估的问责力度和标准化，该标准的制定直接与全球竞争力相关，目的是培养更有技术的人力资本。奥巴马在一系列演说中有意或无意地将教育与经济相连，使种族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大。在美国，主流白人群体在意识形态、体制和社会文化方面，为美国确立了各种规范。在学校里，课程大纲、内容、资金的分配、知识的生产和评估都是在白种人建立的体制规范基础上设计的，奥巴马传递这种特权不仅仅是通过个体学生的行为，而且通过整个学校和州的行为。在6次演讲中，奥巴马明确地表述对高分数的苛刻要求，提出解决教育分化问题不是降低标准，标准应该更严格更细化[11，13～17]；对学校测试和课程高标准的坚持实际上倾向于白人阶层的文化知识，不是基于学习能力，而是基于特权阶层所获得的经历和对知识的早期接触。奥巴马没有考虑基于歧视的标准化测试和大纲，而是一味地向民众申明教育的公平机会。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激烈的竞争让民众认为学校是培养精英的企业，竞争需要标准，对精英教育的依赖在“力争上游”改革计划中显得尤为明显。奥巴马在5次演讲中提到了“力争上游”新政，认为增加竞争获得基金对学校和州都有正面的作用[11，13～16], 他甚至提出，与其将钱投给不良的学校，还不如发起竞争，这场竞争需要各州和学区深化改革，包括高标准、高期待、延长在校时间、加大对数学和科学课程的投入等[16]。“力争上游”新政使得学校的资金投入越来越倾向于以白人为主的中层阶层的学校，从而让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进一步加大；同时，测试和评估设计也是基于中层阶层的规范，学业达标的学生大多是中上层阶层的人群。奥巴马不断把教育观和新自由主义联系在一起，将学校作为经济实体，维护着现已存在于教育中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也意味着白人群体对公立教育的把持和统治，在这种体制下，有色群体自然被排除在成功之外，最终与追求结果公平的新政期待背道而驰。

(二)新自由主义驱动的教育公平是种族主义合理性的掩饰

在对奥巴马演说词的批判性分析中发现的另一个主题就是种族主义。表面上，民众从一系列演讲中听到的是奥巴马不断宣扬的种族平等的神话，因为他不愿意将教育结构性的不平等和种族联系在一起。 在许多场合下，他让民众听到的是有色族群因个人能力原因所导致的教育失败，要改变现状，必须通过个人、家庭和社区的努力去克服障碍，政府不必对教育政策所构建的结构性歧视负责。这使得有色族群在教育政策和实践中经历的体制性种族压迫现状难以改变。

奥巴马只在3次演说中提及黑人和拉丁裔所面临的不平等境况[12，14，15]。他从3个方面提及黑人和拉丁裔的社会地位：第一，美国目前对黑人和拉丁裔的歧视现象仍很突出[12，18]；第二，个人对克服种族歧视负有绝对的责任[16，18]；第三，关注有色族群在学校和教室里感受到的不公平[12，14，15，18]。 奥巴马在演讲中深入谈论了教育中的种族歧视以及被边缘化族群的感受。他明确地表述“种族歧视之痛在美国仍然可以感受到”[12]； “黑人孩子入狱的比例是白人孩子的5倍”[12]；“非裔妇女在美国同工却不能同酬”[12]；“拉丁裔美国人在自己的国家经常不受欢迎”[12]；“穆斯林美国人由于祷告的方式而遭受怀疑，同性恋仍然受到攻击，被剥夺应有的权利”[12]；“黑人和西裔族群的孩子仍然落后于其他族群，他们被孤立，没有希望，很难从高中毕业，很难大学毕业获得学位，很难就业，很难获得医疗保障和组建家庭；有色族群更容易被盘问、被指控、被拘留，同样的罪行却被判处更长的监禁”[18]。但是在这些言论中，奥巴马却没有提到这种随处可见的歧视现象是由于目前的教育政策和实践所维持的结构性种族主义所导致的。在谈及如何改变教育歧视时，他认为责任在个人，要发挥个人的力量来克服不公[12，18]。 他甚至不止一次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陈述被歧视之痛，并通过自己的成功证明，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和毁灭性的歧视，是自我内化的局限性，是对自我和未来世界过低的期待。他一再告诫有色族群的父母，不要因为肤色而对自己的孩子降低要求和期望，战胜歧视的最佳办法就是个人的责任感和决心。他将黑人族群的教育失败与黑人群体内化的低期待值联系在一起，认为黑人学生在考试中的低分数和学业的不成功不是由教育体制造成的，而是由于个人、家庭和社区对自我的局限和低要求。 奥巴马在NAACP大会上劝说民众接受一个事实：黑人学生犯罪率很高并呈上升趋势，他们正面临经济不平等和与之相伴的各种挑战，但这都不能成为成绩差、不上课的借口，也不是辍学和放弃教育的借口[12，18]。这似乎暗示，有色族群的教育失败是由于逃学、辍学引起的。他提出对于有色族群的教育不能接受任何借口，教育是一件需要坚持和不懈努力的工作，孩子们通过痛苦的经历会变得更为坚强，更有竞争力。通过宣传和教化，奥巴马想说明，现行的教育政策和体制是不存在种族歧视的，现存的教育歧视问题是不得不忍受的，在他的演讲中没有任何将教育和种族主义关联在一起的话语，所以实施的教育改革是基于种族平等的，有色族群要做的就是在学业上更加努力。

针对学校出现的种族问题，奥巴马通过演讲让民众感到个人、家庭和社区应该对此负责，这在其2010年10月在“BET青年大会”上的讲话和“西裔美国人教育优胜的白宫倡议”中都有体现。 他说，“黑人孩子，特别是男孩，逃学和辍学率很高，他们的成绩落后白人孩子很多，并最终流落街头成为社会的麻烦”[14]；“拉丁裔学生在学业表现中不佳，上课班级人数多，辍学率高，不到一半的孩子接受早期儿童教育，也只有一半的孩子能高中毕业；改革教育是每一个美国人的责任——每一个父母，每一位老师，每一位商人，每一位官员，每一位学生；如果父母能在家陪着孩子，告诉他们能够成功，关掉电视，拿走电游，开始写作业，这才是成功最关键的因素”[16]；“科学技术不是解决孩子教育的唯一答案，有一位好的老师很重要，有一双伟大的父母更加重要”[17]；“大约有九分之一的黑人孩子父母在坐牢；目前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是9.5%，这是一个危机”[18]。 他不断重申，有色族群学业不佳是因为自暴自弃，白人孩子学业成功不是教育的体制对他们有利，而是因为他们更加努力，父母更加负责，社区更加关注。但是政府却有意忽略了有色族群在教育起点上的不公平，美国长期实行的隐性的英语单语制度，让英语为非母语的孩子输在了起跑线上，他们在课堂上因为语言问题，而非智力和能力原因，无法与英语为母语的孩子竞争，在这种保护精英的不平等教育体制下，有色群体要付出比白人同伴更多的努力，却很难获得同样的成功。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奥巴马系列演说词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揭示奥巴马“力争上游”教育新政在新自由主义意识的驱动下远离了教育公正和包容。政府要求教育服务于全球经济市场和国家利益，强调教育的务实和技术价值，使得教育既不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亦非公民的基本权利，教育被商品化与私有化。奥巴马的教育新政忽视了各族群教育起点的不平等，语言、家庭、文化资本、所处社会阶层以及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都导致在教育系统中中上层阶层地位的优势传递并产生“马太效应”，让教育不公平问题进一步恶化。

奥巴马总统虽然是极少数获得成功的非白人，感受过种族歧视和教育不平等之痛，从个人的角度，他希望能通过教育改革改变美国教育不公的现状，但作为推崇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美国精英集团的代表，他必须维护主流白人群体的利益，掩盖教育的结构性不公，淡化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作为精英代表，奥巴马不断通过官方话语框架，教化和说服民众内化新自由主义意识，让民众接受美国种族歧视的存在，让民众相信教育失败将会成为社会的共同负担，成为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而承担教育失败责任的不是政府，而是不思进取的民众。由于教育失败成为了社会的共同负担，有色族群如果不能发奋图强获得学业成功，不仅必须对自我负责，也必须对社会负责，致使他们成为社会贬抑的对象，在歧视和不公的泥潭里越陷越深。总之，奥巴马的教育新政经过近八年的实施，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在新自由主义教育观驱动下的体制性不公的惯性，美国有色族群仍然无法真正获得宪法所赋予的教育公平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