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娟 张莉莉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学院，安徽 合肥 230022)

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规律，转移劳动力子女进城则是这一规律的伴生性现象。我国农民工子弟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

农民工子弟，指农民工的下一代。在我国政府文件及其他研究中，其还存在意思相同或相近的其他称谓，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3]1号)就将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称为农民工子女，此外还有诸如流动儿童、流动人口子女、打工子弟、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城市二代移民等其他称呼。概念的不一致，源于对农民工概念应用的不统一。王泉根指出：“当今农民工子弟的生存现状，就个体身份与具体处境而言，可以分为农村留守儿童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弟两大类，简称留守类和进城类。”[1]就其广义而言，农民工子女一般分为三类：一是在农村出生后随务工父母在城市生活的孩童；二是在城市出生但没城市户口，留在城市生活学习的孩童；三是父母进城务工后留在农村委托他人照顾的孩童，也称作留守儿童。本文所用的农民工子弟这一概念，特指跟随父母在城市生活学习的农民工未成年子女。本文所述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则指以进城农民工子弟为创作对象的各类小说。

一、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的兴起及其成就

文学是特定时代的文化产物，受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影响。革命战争年代催生了《小英雄雨来》《鸡毛信》《少年英雄王二小》《儿童团长周银海》《小兵张嘎》等描写革命小英雄的小说。改革开放年代，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市场经济确立，描写城市儿童的小说读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杨红樱的《校园小说系列》《淘气包马小跳系列》，汤素兰的《笨狼的故事》《笨狼画画》系列，伍美珍的“非常班级”“同桌冤家”系列等。新世纪以来，随着农民工子弟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以农民工子弟为创作对象的小说也逐渐兴起。2006年8月，曹保印的《草根儿》出版。此为中国首部描写农民工子女成长道路的长篇小说。作品讲述了农民工子弟蚂蚱在城里生活求学的故事。2008年12月，徐玲以农民工子女教育和生存境况为描写对象的长篇小说《流动的花朵》出版。作品一经问世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很多儿童文学作家和评论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该小说也得到了政府及社会的高度认可，先后荣获了中宣部及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先后入选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书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该书再版十几次，总发行量达十几万册，被评论界视为儿童文学深刻转型的代表作。此后，一批以农民工子弟为描写对象的佳作不断涌现，如黄蓓佳的《余宝的世界》(2012)、王昕朋的《漂二代》(2012)、郑春华的《丫中和丫串》(2016)、毛芦芦的《姐姐的背篓》《黄梅天的太阳》(2016)等。其中长篇小说居多，中篇和短篇也不乏优秀之作。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创作的兴起，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社会因素，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开始强烈意识到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重要性，描写农民工子弟在城市的生存和求学的经历，就成为众多作家带着责任和使命感从事文学创作的动力源泉；二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中国儿童文学市场在过度追逐娱乐化、快餐化之后，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秉承现实主义传统，重新将目光聚焦于底层弱势群体，是作家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回归，体现了文学对现实的人文观照，是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

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以其深切的人文关怀、丰富的作品数量、极具思想感染力的内容、鲜活典型的人物形象，赢得了广大读者及文学评论家的关注与认可。大体而言，其所取得的成就有三。

其一，展示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求生求学的生活经历，塑造了一群立体鲜活的农民工子弟形象，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增加了新角色。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加快，大批农民涌入城市成为农民工，至目前已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并成为社会各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此前，由于文学领域对农民工的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有关农民工的各类文学作品不断涌现，其形象也趋于多元化和多样化；而有关农民工子弟的研究则还主要集中于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其形象也多见诸于各类媒体报道中，由于受众与被报道对象关系的不对等，部分媒介为了迎合大众猎奇心理，常将农民工子弟形象标签化，使其形象一度失真。进入新世纪后，一批富有责任感和忧患意识的作家，在亲身体验或调研后，创作了一批具有新写实特征的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立体鲜活的农民工子弟形象，例如乖巧懂事的王花、自尊敏感的王弟、刻苦好学的蚂蚱、坦荡率真的余宝、纯真可爱的丫中和丫串等。值得肯定的是，作家们并没有过分强调农民工子弟的生存艰难，而是既描述了他们的困苦，也看到了他们自尊自强的一面。由此，农民工子弟以一种全新的形象进入到我国当代儿童形象谱系中，成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新角色。

其二，填补了少年文学苦难母题的空白。历史演进至21世纪，群体及个体苦难依然无处不在，既有生存的挣扎，也有精神的困苦。在文学领域，苦难母题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既有体现民族和国家的整体性苦难的，如国家之间的侵略和战争，也有体现个体生命不幸的苦难的，如生理上的病痛、残疾，精神上的绝望、恐惧。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则以实际创作书写了农民工子弟的苦难。王昕朋的长篇小说《漂二代》讲述了农民工子弟肖祥由于户籍原因，面临回农村老家上学还是在城市失学的两难选择，绝望、无助、彷徨让这个曾经品学兼优的学生感到十分困苦。《余宝的世界》里，余宝感受到了经济的窘迫，希望的渺茫，来自社会的威胁，甚至朋友的死亡。在《表意的焦虑》一书中，陈晓明说道：“文学几乎与生俱来就与苦难主题结下不解之缘，没有苦难，何以有文学?”[2](P395)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将视线聚焦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子弟群体身上，对他们的苦难进行具象描写，展示他们在城市艰难生存的心路历程，以小见大地折射出了社会转型期这个特殊群体的历史命运，填补了少年文学苦难母题的空白。

其三，彰显了当代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的回归。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图书市场日益繁荣，有关儿童题材的读物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儿童文学的生产能力和消费水平呈爆发式增长，都市校园小说、魔幻儿童小说等十分畅销，《哈利波特》等西方儿童小说也风靡市场，儿童文学作品百花齐放。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我国儿童文学创作泥沙俱下，甚至一度出现了娱乐化和快餐化趋势，作品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远高于思想性和艺术性。正如评论家谭旭东曾言：“许多儿童文学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都市贵族化’倾向和‘消费主义写作’的取向，儿童文学作品不再是对强者少年的描写，不再是对底层儿童的生活和情感的再现或表现，而是追随都市商业化进程和休闲文化的脚步，‘淡化苦难，表现快乐’成了许多作家的创作原则。”[3]而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则从当前现实景况出发，冷静客观地描写社会现状，直面农民工子弟简陋的生存环境、艰难的求学经历、遭遇家庭变故的无助、遭受不公和歧视的悲凉，塑造了一群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弟形象。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以一种平视的角度，把自己融入到他们的生存空间中，体现了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子弟的同情和关爱，彰显了当代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的回归。

二、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创作的意义

文学即人学。当下文学普遍存在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问题，而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则让儿童文学从娱乐性和商业性创作中突围出来，具有积极的文学与现实意义。

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体现了文学的责任和担当，具有积极的文学意义。《流动的花朵》《草根儿》《余宝的世界》《丫中和丫串》《漂二代》《姐姐的背篓》《黄梅天的太阳》《注意女王》等小说，向我们讲述了农民工子弟在城市坚韧执着自尊自强的生活历程，展示了现实社会中这个特殊群体的逐梦之旅，揭示了严酷的社会真相。王弟、蚂蚱、余宝等农民工子弟的经历，正是成千上万个寄居在城市角落里农民工子弟的真实写照。“儿童文学如果不关心弱者，只供一部分孩子消费，满足他们的消费的欲望，那么，儿童文学必然丧失了其敢于担当的天性。”[4](P63)可贵的是，一批富有责任感的作家们如曹保印、徐玲、黄蓓佳、郑春华、毛芦芦等所创作的以农民工子弟为题材的优秀作品，注入了作家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当下知识分子的文学良知和社会责任担当。毛芦芦在谈到《姐姐的背篓》时说道：“亲爱的读者，希望你能跟着我清新的文字，跟着那个背着背篓的天使姐姐，到那个名叫‘海金’的海边之城，去感受一下打工者的生活，去感受一下亲情的力量，去看一看人性的光芒，去量一量人心善的厚度。我相信，你一定会在我的这本新书里，读到你对爱和信念的新的阐释。”[5]

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对当前中国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和审美提炼，引发了大众对农民工子弟有关问题的深层思索，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李国平认为，中国小说的每一个小的变化都有社会进程的变迁作为背景。“曹保印先生的《草根儿》，从当代农民工的孩子的生存处境着眼，为我们记录和保留了一个很好的知识样本。我相信若干年后，任何一个想了解这个时代的人，都能从阅读本书中获益。”[6](P379)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观照社会弱势群体，描述农民工子弟在城市的生存和成长状态：《草根儿》《余宝的世界》《流动的花朵》《黄梅天的太阳》等小说反映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漂二代》《鸟背上的故乡》《姐姐的背篓》等小说反映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问题，《丫中和丫串》《注意女王》等小说反映了农民工子弟身份的自我定位和认同问题。不同作品不同纬度原生态地呈现了农民工子弟在城市生活的境遇，通过探讨农民工子弟的前途与命运，剖析城乡结构与社会结构，引发了社会大众对农民工子弟有关问题的深层思索，进而“催促人们去反思由人组成的社会怎样才能达到人与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共处的状态，人类在一种怎样的社会状态下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6](P376)。由此而言，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创作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文学作品一旦脱离了人民群众，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可贵的是，我们一批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群，自觉创作了一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学作品。其所创作的农民工子弟题材小说，直面在城市夹缝中艰难成长的农民工子弟众生相，表明了现实主义仍然是当代小说的坚守所在。“作家立身社会，以自己的文学为社会服务，为国家建设(特别是意识形态建设)尽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这是义不容辞的。况且，我国的现实主义传统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家的责任感，文学创作不仅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时也应具有团结人、鼓舞人的力量。”[7]我们的文学良知不会随着时光的逝去和年龄的增长而衰减，优秀的作品也总能予人以正能量。惟其如此，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才能代代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