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Bender(马克·本德尔)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哥伦布市 43210)

从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文化自愈机制的表现在中国文化中处处可见，而这一现象也是我最早触及中国文化时所注意到的，尽管那时缺少表述的语言。1980年8月，我随着第一批所谓的“外国专家”来到中国。我当时是作为一名光荣的英语教师，到华中地区的一所科技大学教英语。那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计划是6个月，结果变成了7年。

我当时就注意到我所接触的人们是正从我无法想象的文化灾难中康复过来的一个群体。令我对那个时代深思的原因是，我在这群人中感受到他们共有的乐观主义精神。尽管那是个复杂的时代，但岁月似乎让人感到一切都会更好，努力工作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几十年过去了，普通百姓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机会，许多人利用政策的优惠，在重新分配到的土地上提高收成，经营小生意，进行副业生产，或是拼命准备各种考试。

众人拾柴火焰高。前进的绿灯始终闪亮着，政府和非政府的项目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2008年，一个崭新的新中国在北京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中登上了世界舞台。随即，又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如果没有中国众多人口的内部认可，这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驱使这些人的动力是让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更加美好，而使之实现的较抽象的平台便是国家。那种抓住任何一丝机会，坚持不懈，终将改善自我的精神，正是张举文的“文化自愈机制”概念中“(使之)有意义”的部分。

在日常生活层面，我回想到许多小事和休闲活动，它们使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比如，慢慢地，甚至机械地手洗衣服；去早市购得一天做饭所需的食材；在街道上散步；常常无需先打招呼地串门，包括喝点热水或茶，吃瓜子，闲聊。在我居住的南方，一家人通常在晚饭后用一盆水洗脚，有时是挚友在一起洗。在没有采暖的较冷的地方，一家人围着烧煤或木炭的火炉，坐一圈烤火。现在，有些地区依然留着这些习俗，尽管城市生活的节奏和资源终结了许多类似的传统。

近来，我注意到许多公共场合的活动，包括公园、广场以及桥头，特别是在中年人之间，都似乎是为了有益的社交活动而设计的。几个月前，在成都的一个河边公园，我观察一些人的休闲活动，包括诸如气功和太极等锻炼项目、杂耍或舞扇子，还有群体的活动，如跳舞、合唱、表演川剧片段、演奏乐器、书法作画、吟诗，等等。另外，也有人下棋、打麻将、逗鸟、喝茶、吃瓜子、闲聊，在竹林和花丛中、护城河边、拱桥上以及池塘边散步，还有的在寺庙(孩子与家长拜求好学业的)和小博物馆里(为了纪念一位唐朝的著名造纸人和女诗人的古井边)休闲。这些活动都再现于那些具有悠久和突显的，甚至是有意识的历史联系的场所，形成了传承下来的时空结构，而这些，我相信，都构成张举文所界定的“文化自愈机制”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参与这些活动的人，都在年轻时经历过社会波折和动荡，尽管这些活动可以被简单地称为“消遣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