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佛爷》中的新型郊区叙事和文化身份塑造
2018-03-19张俊萍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4期
唐 红, 张俊萍
(1.蚌埠医学院 公共基础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2.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无锡 214000)
“伦敦书写”向来是英国文学热衷探讨的话题之一。相比较伦敦城市的巨大空间价值,郊区在英国小说中“常被认为是一个贬义空间”[1]。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ead)认为许多小说家刻意贬低郊区,英国文学未能认识到郊区在“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性”[2]72。苏珊·布鲁克(Susan Brook)指出:“郊区被看作是城市空间的对立面,即城市是危险的,郊区是安全的;城市是异质的,郊区更加同一化;城市是多元化的,刺激性的,而郊区则是单调的令人难以置信。”[3]
郊区位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处在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交汇之处,其空间与文化上的“间隙性”是移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郊区空间一直是众多流散作家关注的焦点。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大批的前殖民地居民纷纷涌入伦敦等城市,但是多数移民并未进入伦敦的中心,而是聚集在泰晤士河以南的郊区。传统书写中单一、同质的郊区文化生态和文化景观随着移民的涌入而悄然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必然会渗透到移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他们带来全新的心理体验和提供文化身份建构途径。多数流散作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新现象,并试图呈现出不一样的郊区书写。亚裔英国著名作家哈雷夫·库雷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由于自身的文化经历,哈雷夫的作品始终流露出对流散族群尤其是二代移民文化身份的人文关怀。不同于父辈移民,对二代移民而言,故土只存在于遥远的想象之中,他们既不愿回归知之甚少的故土文化,又无法融入白人主流文化,“在这两种文化夹缝中生存的他们不知何去何从,找不到文化上的归属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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