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爱情·成长
——陪都电影女性叙事的三种模式
2018-03-19董广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4期
关键词:爱情
董 广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陪都电影特指从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到1946年5月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在重庆制作、发行的电影。作为“大后方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陪都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时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央电影摄影场等主要电影生产单位均在重庆,共拍摄了近200部影片,使陪都重庆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然而,当下对陪都电影的研究却止步于其价值诉求、美学特征、传播机制抑或宏大叙事,忽略了女性作为陪都电影的一种“现象”而产生的价值,未能关注到女性叙事在陪都电影中已然成为一种切实存在的模式。在上世纪40年代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中,除了史诗品质的宏大叙事外,对女性的书写也表现出日常生活叙事的诗意和琐细。陪都时期的文学艺术家们在对女性人物形象进行塑造以表达其价值诉求时,尽管采用了不同的叙事手段和手法,但总体上呈现出几种模式化特征,常用的有女性革命叙事、女性爱情叙事和女性成长叙事。
一、“木兰从军”:女性革命叙事
“女性的出现是奇观中不可缺少的因素”[1],这是叙事性电影的一种普遍现象。抗战前电影中的女性貌似仅为男性玩赏、审视的工具,处于单纯的被凝视的地位。作为“他者”的女性长期被排斥于社会主流话语权之外,且矢志不渝地寻找建构话语权的途径。“被看”的女性成为陪都电影和其他文学体裁不约而同的选择。抗战形势的发展使陪都电影中逐步出现了“花木兰”的影子,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木兰从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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