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宝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斯图亚特·霍尔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和当今的社会批判理论的过渡性人物”[1]，是一个始终活跃在理论争论的中心、又常常游走于交叉学科边缘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面对纷繁复杂的时代问题与困境，他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敏锐的警觉性。他始终对教条主义保持反思，其一贯坚持的“不作保证”的理论立场和对战略性的“偶然性”的强调，可以说是一种持续的“立场之战”。在霍尔的著作中，“城市空间扮演了政治想象及其实践舞台的双重角色。城市是一种自由与隔离相互交织的矛盾领域，重构了人们考察种族、权利和身份等问题的思维方式”[2]。我们只有从更加宽广的视域——全球化语境之下来理解霍尔80年代以后著作中都市、地方与全球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其理论核心——文化差异政治学。它既延续了70年代末他对都市种族差异问题的思考，又摆脱了狭窄的本土视野，为我们理解全球都市化时代文化政治学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并且对当代中国城市化实践与城市文化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与启示。

一、透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看都市调控危机

二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逐渐复苏，全球都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和乡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英国城市和乡村发展极度不平衡，社会生活模式整体发生极大转变。正如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一书对美国城市巴尔的摩的政治地理学描述一样，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的都市生活同样面临着严重的都市危机：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大都市饱受空间分裂、碎片化和多样性缺失，以及各种混乱秩序的影响，下层阶级、散居移民、同性恋、文化差异、种族区隔等问题使得城市中心成为可怕的堕落地带，成为“道德恐慌”和焦虑的场所。[3]都市文化问题成为爱德华·汤普森、理查德·霍佳特、雷蒙·威廉斯、大卫·利斯曼、赖特·米尔斯等英国公共知识分子所关注的理论焦点。作为世界文化研究的领航者、英国文化理论的奠基人，霍尔是最早关注城市问题与文化生活之关系的英国新左派思想家之一。*从《无阶级的观念》(1958)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管理方式转变、消费社会兴起导致工人阶级消费习惯和身份认同的变化、社会阶层空间流动的加剧、工人阶级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异化等的探讨，到《通过仪式抵抗》(1975)对都市空间中作为边缘文化、附属文化的青年亚文化的研究，都表明霍尔对都市生活的文化敏感，对都市问题的专注。1978年出版的《调控危机》是霍尔等人对都市问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们通过对以“街头犯罪”形式表现出来的黑人种族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想象问题进行抽丝剥茧，得出结论：都市文化问题并不是多重意识形态颠倒表现出来的家庭病理学，而是历史地植根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内在矛盾之中的。霍尔的以上研究对当时的整个政治实践与文化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一) 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潜能

首先，霍尔以一种历史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模型，反对当时人文社会科学比较流行的经验主义方法。这种方法体现在传统的种族犯罪的解释之上，只做事实性的描述分析而不去反思其背后历史与结构的图式。霍尔等人从发生在1974年英国汉兹沃思大街上的两个黑人抢劫一个白人事件的多重新闻报道出发，运用其《编码/解码》中的解释学理论来解剖所谓的“街头犯罪”引发的道德恐慌这一意识形态迷雾之下的更为根本的原因。这种解释是建立在霍尔对阿尔都塞与葛兰西的理论文本的阅读之上的。在霍尔看来，这一“恶魔”形象是由相关利益人，如编辑、主教、政治家、媒体占有者和其他社会专家，对事件本身进行重重编码而综合生产出来的，并且在这一编码的过程中掩盖了事件根本的社会历史原因。“他们有选择地向公众表达他们的行为、看法，在合法的条件下生产意见，他们不只是在回应道德恐慌，某种程度上，他们在制造道德恐慌，他们致力于控制事件本身，以至于显得如此绝对，犹如掌握了绝对真理。”[4]52对于霍尔而言，重要的不是“抢劫”这一犯罪事实本身，而是它如何表征了社会与意识形态的现象。换句话说，“抢劫”是意识形态的“症候”。这一“民间恶魔”的标签使得事件本身被神秘化了。这一策略在选择性图绘与颠覆性想象中将“街头犯罪”这一所谓新的都市犯罪形式的原因归为黑人青年导致的社会混乱和恐慌，把社会危机巧饰为犯罪- 法律秩序的问题。霍尔认为，关于“抢劫”事件延宕而来的影响和各种文本恰恰是一种社会建构。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据支配地位的物质力量，它也必然会在社会层面占据思想的主导地位，“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5]。在这一框架之下，“街头犯罪”必须与当时的国家危机、霸权危机联系起来，这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之上，由卢卡奇和葛兰西所开创的文化霸权分析范式。这一理论把国家看作一种制造同意的组织，而这次危机之中的“道德恐慌”似乎是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之一，通过“沉默的大多数”，国家强制获得其合法性的基础。“干预主义国家”的兴起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一“恐慌”去组织无产阶级服从更加专制的控制手段，由此就产生一种被霍尔称作“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导致犯罪的频发和不安定的恐慌，而意识形态结构把它精心编排成一种道德的病理学，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寻找一个合法的理由。

其次，霍尔反对经济决定论的分析方法。第二国际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打扮成经济决定论者，认为经济和物质手段对上层建筑具有完全的决定作用，这样一种严格的因果关系导致思想文化、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被忽视了，这引起西方激进思想家的不满*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就对此表达过不满，主张伸张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葛兰西则把国家分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两个相对自主的部分，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才是决定与资本主义的“阵地战”胜利的关键因素。。英国第一代新左派思想家雷蒙·威廉斯最先在英国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对经济决定论发难，其在名著《文化与社会》中提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为英国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研究做出重要贡献。作为第二代新左派思想家的霍尔持有同样的观点。在对斯大林教条主义批判的同时，他认为国家与意识形态是相对自主的，对经济基础具有相当大的反作用，经济与文化共同发挥着统治的功能。霍尔自始至终坚持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在对监控危机的分析中，这种结构主义的多元决定的方法可以抓住所谓的道德恐慌背后的多重作用，不过这并不否认经济基础的重要性。

(二)调控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

调控危机的意识形态的背后则是合法化危机、社会纪律与认同的失败，资本主义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必然寻求新的统治策略——新崛起的威权主义。这种变化的现实原因上文已经提到：战后建立于完善福利主义国家之上的认同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破灭了，大量工人失业，造成城市的纪律与秩序的混乱，表现为都市公共空间的暴力，特别是在城市中心的贫民区。说到底，都市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本身内在固有的矛盾的爆发。当代大都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与经济关系的再生产，以及战后大都市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是通过教育系统、住房条件、职业结构，以及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再生产而再生产出来的。黑人劳工种族与白人工人阶级的地位相比，他们成为了次要的- 无产阶级(Sub- proletariat)，而资本如何再生产这些黑人劳动力成为了大都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重要的特征。

我们认为霍尔在这里重申了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再生产出劳动力和生产关系本身，再生产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我们关心的是结构,占主导地位的资本的‘逻辑’,它生产和再生产黑色工人阶级及其社会生活条件,塑造社会总体和生产阶级的世界,并分配其成员和代理结构化的从属地位。我们试图展示这个批判的任务的结构‘生产条件的再生产’。”[4]346- 347“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6]而都市贫民窟以及种族恐惧恰恰是阶级关系再生产的关键构成。[7]也就是说，黑人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而是建立在种族区隔之上的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再生产的问题，它是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客观形式中产生，并由这一过程所决定。在某种意义上，霍尔为我们理解都市种族与文化问题提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二、全球后现代视域下都市文化的新思考

思考全球化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以及重新思考无产阶级解放的新议程是当代西方激进左派面临的急迫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经过20世纪80年代对撒切尔主义和新族性的研究与争论，霍尔指出：“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英国现象。它是全球化的开端，亦是全球经济新纪元的开始，并标志着‘冷战’与福利模式之后的全球资本的重构。它发生在新型市场模式与全球各地的社会文化深层变革紧密相关的情况下。”[7]霍尔开始摆脱狭窄的本土视野，在某种程度上，“全球与地方”“政治空间”“身份”“多元文化”“族裔散居”*从一个时代条件转移到另一个时空坐标，霍尔的理论回应是意义非凡的，“位置”“地区”“散播”“差异”“流散”“混杂”开始频繁出现在他的论著中，此时其主要代表作品有《新时代的意义》(1989)、《族性、认同与差异》(1991)、《本土与全球：全球化与族性》(1991)、《文化认同问题》(1992)、《西方世界与其他世界》(1992)、《文化认同与族裔散居》(1994)、《多元文化问题》(2000)等。这一系列概念和术语的运用可以说明，他的文化研究从都市、地方、全球之间的矛盾与对立统一的辩证历史关系出发，把文化与政治经济重新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为我们理解全球现代性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关系提供重要的批判入口，这种“差异政治学”为抵抗与颠覆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寻找替代性的社会形式打开开放的空间。

(一)全球后现代转型

吉登斯认为：“全球化的内容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而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巨变。”[8]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扩张，改变了我们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认识，现代社会不仅使时间与空间相脱离，而且使意义与地点相脱离。大卫·哈维则认为，那些新的时空体验来自距离与时间范围的压缩，它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形式的崛起、更加灵活的资本积累方式的出现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9]1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则直接指认了资本超脱民族国家的界限向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一方面，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全球化日益加剧了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社会之间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会逐渐同化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使万物商品化。不过，我们发现这是一种建立在新的、更加灵活的积累形式与制度之上的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逻辑。[9]185- 221这种消费资本和消费主义文化不受国家领土界限的限制，形成一种世界大众文化。这种文化最重要的形式特征就是趋于同质化，这一形式特征是全球消费主义的扩散。在这种话语中，差异和文化的区别定义了身份，资本必然会以国际通用的语言来统摄一切地方。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化利用对地方差异性和种族性的剥夺使落后地区呈现发达地区的同质化的景象。全球空间被抹平了，空间去中心化了，边界模糊了，经济和文化陷入直接的激烈的碰撞。

虽然霍尔本人拒绝全球化这一概念，但他认为全球化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意识形态性，它被当成中立的、客观的，拥趸者众多。那么，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同质化是同时性，还是无限增长？它为文明指明方向了吗？它是资本逻辑的单方面的霸权结果还是全球与地方的互动？这是否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答案自然不是。西方的胜利只是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在霍尔看来，全球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并不是一个无矛盾的、无争议的空间概念，他更乐意用全球后现代这一概念来代替全球化。因为前者并非是一个统一的世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他与列斐伏尔、哈维和沃勒斯坦等人都指认了这是一个不均衡的世界，资本主义本身必然就具有差异性存在，具有作为异质性的地方的存在，后者正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的抵抗[10]。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大有吞噬和同化其他非西方世界的祸心与趋势。在霍尔看来，这恰恰是西方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花招。

在《西方与非西方》中，霍尔从西方与非西方这一资本主义建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入手，以萨义德的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以及福柯对权力、知识和话语之间关系的揭露为理论支撑，深入地分析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形成、其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关系话语是如何再现的，这为揭示西方话语霸权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范例。霍尔的讨论受到萨义德的影响。萨义德认为，东方是西方的建构与想象的产物，那反映出来的并不是真实的东方。《东方学》的重要性在于揭示：“东方主义是一种合作和兼并的学科，借此东方得以构成……它在帝国政治世界的对应物，是欧洲对于东方的殖民主义的积累和攫取。”[11]但是，它一开始将东方建构为一个客体，一个具有本质模式和知识一般的对象物。他运用的这种分析方法本身就陷入他所批判的模式之中，这“构成了《东方学》的重要缺漏”[12]183。

霍尔委婉地批评了萨义德。他认为，西方是与非西方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一个长远的历史建构。在这种建构之中，非西方并不是一种被动的本质如一、铁板一块的同一的客体，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索绪尔语言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的启发之下，霍尔认为非西方是作为一个差异、一个他者存在的，在西方的认同(身份)的形成过程中，非西方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东方学》的问题在于：没有一种内在差异的概念，东方主义自己的内部二元对立，也在萨义德文本里一系列理论矛盾和冲突中不可避免地得以重现。[12]199在霍尔看来，西方与非西方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一种相互作用的变化过程之中[13]；西方内部也不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而是充满了矛盾与差异。那么，国家和其他“地方”或其他特殊身份被用来加强对全球化的抵抗。虽然全球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力量，但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绝对的趋势，并不意味着“地方”就真的不重要了，特殊的地方文化不能就此被消灭。这样全球化同时就伴随着再地方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多样的地方进入了全球体系的整体图画之中。由此，不同于全球替代地方，或者地方逃避全球的思考，我们有必要考察“全球空间”与“地方空间”之间的新的结合。

(二)地方、都市与全球之间的博弈

综上所述，霍尔要求对共时性的资本主义空间进行一种结构的分析，确证地方与都市在承载压迫和剥削的矛盾，并从这样一种差异的矛盾中生发解放的可能形式的重要地位。也就是说，在方法论上，霍尔要求我们在历史地理解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同时，从都市、地方与全球三个方面的共时性来定位和分析全球资本主义当代新形式及其影响。

第一，“劳动与资本的全球化，不仅创造着有高度差异的资本投资与劳动力市场，还创造了最经济、最有政治性、最富有文化的史无前例的异质性城市空间。剖析这一经济与文化的异质化，用新方法定位和分解城市空间，是重要的阶级关系的重构途径，这一阶级关系是在全球化所激发的新都市进程中间接或直接产生的”[14]。霍尔认为，全球化对英国的社会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并且通过资本对其他地区的殖民和对殖民地区劳动力的吸引、多种族的汇集改变了英国所有的城市面貌，并且使之成为多元文化的大都市。这种都市没有能够完全保持其独立性与纯粹性，必然受到全球资本与生产实践的重新塑造。当然，也没有哪个大都市被同质化到面目全非的地步，移民问题使英国都市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它们都是正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新时代都市。

第二，把对都市多元文化的思考与全球地方的复杂认识联系起来。在全球都市化语境下，都市问题更多的是以地方这一特殊问题表征出来的，即都市问题的解决必须以解决地方与全球的关系问题为前提。在某种程度上，霍尔是把空间、地方与都市等概念等同或者交替使用的，但在具体论域中也有差异。霍尔在全球与地方的辩证关系中探讨都市文化问题，是对简单的全球与地方二者任选其一的极端观念的拒斥。在面对全球化的时候，他看到其促进文化交流、地区发展、经济水平提高等有利方面，也看到其对多样性文化、身份、空间等的侵蚀和同一化，但霍尔并不是一位保守的文化主义者、本土主义者。他认为，所谓“本土主义”，完全拒绝现代社会，而超历史地认为自身是自然的、处于全球化结构之外的。霍尔并不赞赏这种态度。德里达所使用的“延异”概念(而不是差异)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对霍尔而言有助于打破要么地方、要么全球的二元论：一方面着重于对地方的不平衡发展进行微观的分析，另一方面则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进行宏观的分析。如果仅仅站在本土的立场拒绝全球后现代，这样就彻底地否定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本身的物质文明成果，以及资本的生产力带来的经济繁荣，而走入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观念。霍尔力图在全球与地方之前寻求一种平衡，即既不同于本土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的保守立场，完全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任何成果，也不对资本主义的同质霸权低头。如同美国左派分子德里克一样，他们积极寻求在全球与地方之间抵抗资本全球化的政治策略。霍尔认为，必须看到地方的凸显与后殖民话语的凸显恰是资本主义在西欧起源发展并向外殖民扩张的结果，这样一个社会历史过程的结果是殖民与对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互斗争的历史结果。霍尔紧紧地抓住这一点。因此，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等等运动与思潮的急剧增殖，恰恰是对晚期资本主义本身发生的重大变化的理论回应。

无疑，霍尔的把握是准确的。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的发现与建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推动力的结果，资本的本性必然要求其向世界其他地方侵略与殖民，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坚持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引出批判的张力，极其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性：资本一方面创造了世界的普遍联系，提高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它又使单个人越来越受世界资本主义的资本逻辑所支配。马克思看到了世界市场的发展与地方、民族以及个人的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可以说，霍尔从多元文化问题入手对都市、地方与全球关系的反思，恰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三、解放新议程：文化差异政治学

作为全球同质化和全球后现代的结果，各种复杂的和高度分化的社会运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导致各种话语的无限繁殖和增生，曾经的社会身份或者主体在“晚期现代性”中破碎了，散裂了。现代社会的身份或者主体显示“去中心化”(霍尔语)、“脱域化”(吉登斯语)、“碎片化”(列斐伏尔语)等特征。[15]在全球、都市与地方之间的复杂文化环境下，面对后现代的重重身份危机，寻找新的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霸权统治的主体变成非常突出的问题。霍尔在《最小的自我》《文化身份问题》《民族、身份与差异》等文本中围绕身份、主体与文化差异进一步延展，勾勒出文化差异与身份政治的宏大叙事。

身份总是一种社会建构。从后笛卡尔主义的西方形而上学对主体的批评开始，主体问题聚讼纷纭。20世纪伊始，主体性及其无意识的型构在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大量的华丽篇章中展开。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出现了三大主体模式：(1)近代理性主义的启蒙主体；(2)强调自我与世界双向建构的社会学主体；(3)强调碎片化、不确定性、差异性的后现代主体。这就意味着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主体的内涵是不同的。在后现代理论里“自我永远只是一个符号能指，在世界中漂泊流浪，寻找无法找到的超验所指——一种无尽的游牧，渺小、卑微的个体在无限多元的虚无中踯躅徘徊”[16]。霍尔借助于德里达和霍米·巴巴修改了这种差异论。每一地方的文化与身份总是通过差异建构出来，即它依赖于它所表征的和想象的东西，是一种社会表征体系，扎根于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符号和图像之中。也就是说，民族身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的社会历史建构，即文化表征系统的再现。民族故事的流行版本系统性地夸大了民族的统一和同质。它也系统性地低估了民族、地区、本土、阶级、性别和语言固有的深刻的差异性。事实上，诸如此类的民族话语并不反映业已存在的统一体，这些话语建构一种统一体，是从这种统一体所遭遇的许多差异性中来建构一种统一体。[17]也就是说，文化与身份的多样性是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不同表征，那么对多元文化问题的反思就成了霍尔解开各种流行话语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系统的战场之一。解决了这一个问题也就对我们理解种族、移民、族群散居、身份认同等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参照。

文化身份总是在与诸多他者进行对比而产生的差异过程之中不断被塑造的，是一个福柯所言的话语与权力的再现过程。而差异的存在赋予了文化身份强大的政治力量，即主体的形成与具体的历史、文化叙事的特殊性相结合。对于这种差异来说，最重要的是它阻止任何系统固定化为完全封闭的和完成的整体。可以说，它出现在缝隙之中，而正是这些缝隙构成了抵抗的、改变和干涉的、转换的政治场所[17]。在全球空间与本土权力博弈的过程中，总是有着边缘与中心的位移和变迁，文化的出场与缺席变成一种话语权与空间权力的争夺战。无论是个体自我，还是民族和性别等共同体，都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主义的，都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且只是偶然的、暂时的、可变的。这就是一种文化差异政治学。但是，这种文化差异并不是一种虚无主义，它必定是立足于当代世界的现代化现实历史状况，对一种偶然性与开放的未来行动能力的反思*霍尔在晚年多与激进地理学家多琳·梅西合作，后者的“全球地方感”对霍尔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哈维所说的“战斗的特殊主义”，或者与沃勒斯坦所言普遍的特殊主义或特殊的普遍主义不谋而合。。文化差异政治学不是一种向混乱的远古世界的倒退，也不是一种保守主义的政治诉求，其在本质上是将文化作为挑战霸权的发声政治，与其他的空间是共存关系，与其他身份或者主体是对话关系，这就是霍尔所言的“差异基础上的统一”政治。霍尔对于全球与地方的理解已经充分地包括了对总体与差异、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他试图以差异政治学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为世界非西方民族国家要求多样性的历史选择提供理论支援，这必然是一种新的理解范式。其最终目的是要求空间性的和地方化的需要，追寻城市权利、更大的空间正义、种族歧视的终结、更加广泛的社会平等和区域民主。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从广义上来说，霍尔的文化差异政治学蕴含着强烈的都市关怀。和其他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的理论研究的突出特点不是去形成一套系统抽象的理论，而是通过对众多交叉学科、具体学科的研究来形成自己的理论创新。结合当代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来看，霍尔等人的都市文化研究对当前中国城市化实践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性和实践上的紧迫性，它给予我们以下三点启示：首先，城市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建设的问题，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文明整体关系的复杂问题，也是城市居民的平等、身份、权利和生活方式问题。中国城市化建设必须从整体视角来统一规划，统一部署，并与地方的城市经验相结合，满足人们对城市的各种需要，保障城市化建设均衡、健康的发展。其次，城市化建设必须既吸收西方城市建设的智慧和经验，充分感受世界多元文化的魅力，同时也要警惕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文化霸权对我国城市建设的资本化、同质化趋势。我们应该在学习、借鉴西方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充分发挥中国本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智慧，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参与城市建设的权利[18]，处理好全球、都市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建设充满多元性、异质性、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格局与生活方式。最后，城市化发展的迅疾性和城市空间的复杂性，改变了中国社会传统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与价值追求，传统的狭窄分工的人文科学研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要求建设一门跨越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新的都市文化研究科学来面对快速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都市(空间)理论与文化研究的综合恰恰可以弥补这项不足。这要求我们必须改变国内的两极化研究模式，既要注重对地方的城市实证科学的经验研究，又要注重对城市文化理论、社会空间批判的元哲学资源的利用与深耕，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一种科学性、严密性与包容性、开放性相统一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才能够在元理论的知识结构和经验性的学科架构上为建设当代中国特色的都市文化学科做好充分的准备并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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