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昌炳

(长江大学 文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经典名篇，主要写杜十娘的从良悲剧。杜十娘抱着百宝箱纵身一跃江底的悲壮形象，让人震撼而感慨万端。关于小说的思想意义与艺术价值，已有太多学者加以分析，在此无庸赘述。本文旨在对杜十娘悲剧的原因再作探讨。当下趋同的意见认为，杜十娘的悲剧主要是由于封建礼教的压制、李甲的负心和孙富的挑唆共同造成的，虽也提及杜十娘自身的原因，但多以辅因一笔带过。细读全文，我们发现，杜十娘在悲剧形成过程中应担主责，其从良之路的自我设计出现严重偏差，最终上演了一出自编自导自演的悲剧。下面略抒一孔之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一厢情愿，错选对象

妓女是封建男权社会的怪胎，是满足男子婚外情性需要的产物。她们身居社会底层，处境尴尬：男人一方面把狎妓行为当成风流韵事而乐此不疲，另一方面又把妓女视为罪恶的渊薮。妓女只能成为男人狎玩的对象而任人摆布，饱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蹂躏而无法辩白，因此，总有风尘女子不甘心且厌倦于这种迎来送往的屈辱生活，想跳出火坑，逃离苦海，有着比一般人更强烈的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欲望与向往。其最佳途径就是从良，但异常艰难。从青楼赎身就是一大难题，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对象就更不容易了。正如关汉卿杂剧《救风尘》中的赵盼儿对宋引章所言：“端的姻缘事非同容易也呵！”“姻缘簿全凭我共你，谁不待拣个称意的？他每都拣来拣去百千回。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1](P637)

青楼女子虽与诸多男人交往，其实生活圈子非常狭小，几乎只能从她们接触到的嫖客中选择从良对象。在烟粉享乐之地寻找真爱如同缘木求鱼，客观环境预示了其从良的可能性极低。前往青楼的达官显贵、王孙公子、富商武夫只知寻花问柳，寻欢作乐。这是他们人生旅途中消除苦闷与寂寞的一次性消费，是逢场作戏的表演。他们哪会对妓女产生真情。可对急于从良的风尘女子来说，她们只能勉为其难地从中寻找，一旦发现让自己倾心如意，觉得可托付终身的人时，就特别想抓住这稍纵即逝的，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机会与风险同在，关键就在于自己要有非常敏锐的眼光与准确的判断力，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杜十娘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其选择上的判断失误。

七年的风尘生涯，杜十娘尝尽了烟花千般苦况，“久有从良之志”[2]。拥有百宝箱而不自赎其身，却等到李甲出现才开始从良行动，说明风尘女子即使赎身成功，也难以在那个男权社会立足，还得依赖男人。杜十娘作为风月场中的老江湖，阅人无数，为何单单选中了李甲，最终酿成悲剧？原因就在于她急于从良做正常人的心理，让感情一时冲昏了头脑，误判了李甲其人，错把贪恋美色当爱恋，把谨慎胆小当忠厚。一厢情愿地把玩赏美色的李甲当作终身可托的救命稻草，最终被弃，对此，杜十娘要负很大的责任。杜十娘喜欢李甲“俊俏庞儿，温存性儿，又是撒漫的手儿，帮衬的勤儿”，关键是他“忠厚至诚”。身为官二代的李甲，其逛青楼的目的与其他狎客一样，都是为了娱乐消遣，只是李甲多一点单纯善良。李甲“未逢美色”的首次经历，自然使他显得拘谨胆小，单纯温存，容易把“花柳情怀，一担儿都挑在她身上”。在杜十娘看来，李甲比其他嫖客用情些，长久些，显得“忠厚志诚”，正是自己多年来所追求的人。自此杜李二人“两下情好愈密，朝欢暮乐，终日相守，如夫妇一般，海誓山盟，各无他志”。其实，他们如夫妇般的生活并不是爱情生活，要说是爱情，那也只是杜十娘一个人的爱情。杜十娘认准了自己的爱情追求，也设计好了婚姻归宿，可惜李甲根本就没有与之相同的想法。李甲对杜十娘的感情最多是一时贪欢，逢场作戏的男女风情，从未认真从爱情角度去考虑过。一个经历的是青楼寻欢的风流逸事，一个追求的是托付终身的从良之路，表面有交集，事实不同步，暗示出二人难以获得理想结局。

判定李杜之间没有真正爱情，主要依据是李甲的言行举止不符合爱情准则。爱情的核心要素是平等互爱与相互尊重。在爱情中惺惺相惜最重要，爱情是两个人共同完成的事情，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爱情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同男子平等的地位。”[3](P71)平等本身就含有尊重在内。李甲没能做到与杜十娘平等，更缺少尊重。二人交往中的不平等，均被杜十娘自觉地靠幻想给抹平了。她时时处处以平等之态待李甲，也设想对方会同等回报，这是风险极大的赌博。从小说描写看，赎身从良之事本就是杜十娘的个人设计，从头到尾都没与李甲认真商议过，李甲总处在被动接受状态。从良的诸多困难都是杜十娘一人主动在承担，而不是两人共同面对。这种不平衡的努力，只能说明杜十娘太自信，高估自己，也太一厢情愿。李甲在所谓的爱情生活中，对杜十娘并没有真心深情，一切都是虚以应付，没有责任，没有担当。杜十娘追求的是做个与众人平等的人，想拥有自由平等、相互尊重的爱情。可李甲依恋杜十娘，只是一个初涉青楼者贪占美色的行为，不是真正的爱情。在李甲心中，杜十娘本质上是供人取乐的烟花女，从没把她当做真正的爱人，从未主动想方设法为其赎身从良，遇到点困难就束手无策，看不到身为男性为对方竭尽全力的意志与决心。其懦弱无能与缺少责任担当的本质暴露无遗。小说中有两处描写最能体现不平等不尊重。一是向柳遇春借钱时，柳生告诫李甲道：“那杜媺曲中第一名姬，要从良时，怕没有十斛明珠，千金聘礼。那鸨儿如何只要三百两？想鸨儿怪你无钱使用，白白占住他的女儿，设计打发你出门。那妇人与你相处已久，又碍却面皮，不好明言。明知你手内空虚，故意将三百两卖个人情，限你十日。若十日没有，你也不好上门。便上门时，他会说你笑你，落得一场亵渎，自然安身不牢，此乃烟花逐客之计。足下三思，休被其惑。据弟愚意，不如早早开交为上。”柳生作为局外人的常识性判断，居然让李甲“半晌无言，心中疑惑不定”，完全没有一点儿对相处日久的杜十娘的理解与信任，更没借此机会替所爱的人辩白，反而应对道“仁兄所见良是”。不信任杜十娘的真心，就是不尊重杜十娘的感情，反过来证明他对杜十娘没有真爱。与杜十娘相处对李甲来说是种无奈之举。二是与杜十娘还乡途中，李甲与杜十娘、孙富的一番对话。在江舟上，二人开怀畅饮之际，李甲突然对杜十娘说道：“恩卿妙音，六院推首。某相遇之初，每闻绝调，辄不禁神魂之飞动。心事多违，彼此郁郁，鸾鸣凤奏，久矣不闻。今清江明月，深夜无人，肯为我一歌否？”面对如此轻慢的要求，杜十娘并未立马驳斥，而是顺应“歌出元人施君美《拜月亭》杂剧上‘状元执盏与婵娟’一曲，名《小桃红》”。细节决定人品。杜十娘之所以顺从，无非是想尽尊重夫君之义务，不去计较李甲。表面上夫妇般的情投意合，实则暴露出李甲仍视杜十娘为供人玩赏的烟花女，并未视其为相依为命的知心爱人。观美色，赏妙音，实际上还是些烟花习性。虽没明言所唱内容，但从风流荡子孙富一听就判定“此歌者必非良家”，可证乃风月情怀。这一细节足以证明李甲没有丝毫保护杜十娘的心思，缺少尊重与爱护，哪里谈得上是爱情？如果真心相爱，就不会陋习复发，提出不当要求，泄漏杜十娘的身份，直接引发与孙富的一场风波。与“生性风流，惯向青楼买笑，红粉追欢，若嘲风弄月，到是个轻薄的头儿”的孙富相识后，二人“先说些斯文中套话，渐渐引入花柳之事。二人都是过来之人，志同道合，说得入港，一发成相知了”。这表明此时的李甲与孙富仍是一丘之貉，也是其本质体现。故当孙富问及“昨夜尊舟清歌者，何人也？”李甲没明言是自己的小妾，而是带着卖弄与炫耀的口吻道：“此乃北京名姬杜十娘也。”李甲骨子里仍视杜十娘为风尘歌妓，不是平等相爱的恋人，对她缺乏一种真正的尊重，在孙富蛊惑下将其拱手卖掉，就不难理解了。

正由于杜十娘对爱情有太多的理想性，把单相思当做爱情，失去了正确判断的能力，错选了从良的对象，明知李甲不可能真正爱上自己，还是一厢情愿地为他倾注了大量钱财与感情，不仅没能改变留住对方的心，反而更加伤害了自己。

二、忘记身份，过于自我

在争取从良的过程中，杜十娘显得过于主动，高度自我，一切都是自己在计划主导。在错选对象之后，又犯了忘记自己身份地位的错误，导致失去可能纠错而避免悲剧的机会，那就是忽视了李甲的支配性意义。在传统男性中心主义观念中，只有男性首先表现出对女性的爱慕时，一种两情相悦的机制才能形成，女性只是被动的适应者与接受者。杜十娘似乎忘记了这一社会法则，作为女性来主导一切，这是对传统男尊女卑观念的极大挑战。

李甲本有妻室，为博取功名在京师读书，长期滞留他乡寂寞无聊之极，乃与同乡柳遇春同游教坊司，被杜十娘的“美色”与“妙音”吸引，杜十娘也被其“忠厚志诚”所打动。李甲纯粹是寻求苦闷解脱与感官刺激，并非寻找爱情，而杜十娘却带有托付终身于李甲的打算。普通嫖妓事件上升为爱情故事，有点儿滑稽。李甲逛青楼不是为了严肃的婚嫁目的，不可能对杜十娘动真情，带她脱离烟花之地，自然也不会主动积极想办法，何况李甲也不是一个坚强有担当的人。李甲其实非常胆小懦弱，当其父发怒写信叫他回家时，他不敢，“迷恋十娘颜色，终日延挨”。杜十娘误为是其真情相爱而不舍的表现，“见他手头愈短，尽头愈热”，百般维护被鸨母羞辱逼退的李甲，甚至逼出鸨母愿出三百两银子让李甲替她赎身的许诺。这让杜十娘激起了希望，立马与李甲商议赎身之事。如真心相爱，相处一年有余的李甲早该谋划此事，而不应由杜十娘此时主动提出。虽然李甲辩解说：“我非无此心。但教坊落籍，其费甚多，非千金不可。我囊空如洗，如之奈何!”这是敷衍托词，不是“非无此心”，而是“无此心”。官宦家庭让李甲不敢有此非分之想，身为布政使之子，钱并不是问题。杜十娘没有细究真伪，被即将成功的喜悦冲昏了头脑，丧失了应有的理性。可三百两赎银让李甲多日奔走于外，分毫未得，羞于返回。若非杜十娘一直牵挂于心，忙使小厮寻他回来，说不准他会羞愧而逃。面对杜十娘的询问，李甲“嘿嘿无言”“眼中流下泪来”“含泪而言”。男儿有泪不轻弹，不是真情，就是懦弱。

杜十娘并不缺钱，安排李甲筹钱只是考察他是否有责任担当，是否可靠，但遗憾的是，她有些操之过急，没能辨识出李甲软弱无能的真面目。当杜十娘问李甲：“郎君果不能办一钱耶？妾终身之事，当如何也？”李甲“只是流涕，不能答一语”。结果还是杜十娘迫不及待地主动献策，自己主动出一半赎身费，让李甲筹备另一半。减轻李甲的压力与责任，却没有换来其同等回报。成功赎身之后该如何走下去？李甲应当是主心骨，可一切依然还是杜十娘在自作主张。当杜十娘问到“吾等此去，何处安身？郎君亦曾计议有定着否?”这是很现实的实质性问题。在青楼还可蒙混过，可走出青楼后，何去何从，必须定夺。在女性依附男性的社会，这个决定权在男子。不料李甲的回答是：“老父盛怒之下，若知娶妓而归，必然加以不堪，反致相累。展转寻思，尚未有万全之策。”李甲的不可靠性又一次暴露出来，没料杜十娘仍旧陶醉在自己编织的从良美梦中，又一次地主动向李甲献言：“父子天性，岂能终绝?既然仓卒难犯，不若与郎君于苏、杭胜地，权作浮居。郎君先回，求亲友于尊大人面前劝解和顺，然后携妾于归，彼此安妥。”说得容易做到难。仓促之际，李甲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只好无奈应承。从最先的两人相悦到返回家乡，一路走来，一步步都是杜十娘的设计。她总处于主导支配地位，李甲反而永远都是被动的接受者。李甲是被动推到赎妓回家的地步，被杜十娘的误判错选而逼得动弹不得，只得硬着头皮在其指挥下，走一步看一步。

近乡心更怯。从青楼的浪漫回到返乡的现实后，杜十娘成了李甲的心病，既迷其美色而不舍，又惧其严父而惧归。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李甲，离家越近，回归传统与理性越近。发生在妓院里的风流韵事，只是一种短暂的感情冲动，清醒过后，依旧回归本质。李甲没有勇气和魄力去承担接纳杜十娘的责任。前面分析过，娶回杜十娘不是他的自觉选择，与杜十娘相处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因此孙富的一番挑唆之言击中了李甲的痛点，同时也让李甲“顿开茅塞”，爽快地答应了孙富花千金买断杜十娘的条件。既得到千金之资，又顺利甩掉杜十娘这个包袱，一举两得。这是李甲唯一一次自我做主而杜十娘没主动决策的事件，直接决定了二人的悲剧结局。杜十娘还想做最后努力挽回，假意答应其要求，但“微窥公子，欣欣似有喜色”，才彻底绝望了。客观地看，杜十娘的每次决定都是理想化幻想性的，李甲的想法才是现实的真实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不能总生活在幻想中，需要认清现实，做切实可行之事，才能成功。杜十娘的悲剧在于，从选择从良对象开始她就已经失去了方向，在实施的过程中，又太过自信自主，忘记了出身低贱的身份，越权而动。在男权制社会，杜十娘作为一个特殊女性，更应认准自己的位置。杜十娘的过于强势，自以为是地生活在自己的梦中，形成李甲的弱势与被动，造成地位与权力的颠倒。杜十娘再次被转卖，不能完全甩锅给李甲和孙富。

三、忽视礼法，美梦难圆

误选李甲做从良靠山，凌驾于李甲之上自我决策，导致最终无果而亡，其根本原因在于杜十娘对现实认识不清，没能看透封建礼法的严酷性，没预料到传统文化的绝对统治力，企图以个人的微薄之力和美好愿望来对抗强大的封建传统势力，强力改变基本被锁定的命运，虽精神可嘉，但难以成功，悲剧不可避免。

在尊卑有别的时代，男女通婚有严格限制，其中就有良贱不婚的规定。杜十娘身为青楼女子，幻想嫁入官宦之家，几乎不可能。身处上层社会的男性，对狎妓娶妓危害性的认识非常清楚。留恋青楼是玩物丧志的行为，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损坏自己及家族名声。妓女更不能娶入家门，如果娶进家，那将会给家庭带来不幸与灾难。元末孔齐的笔记《至正直记》卷二“婢妾命名”中说：“以妓为妾，人家之大不祥也。盖此辈阅人多矣，妖冶万状，皆亲历之。使其入宅院，必不久安。且引诱子女及诸妾，不美之事，容或有之，吾见多矣，未有以妓为妾而不败者。”[4](P6592)传统文化始终没给妓女一个自由独立的生存空间，妓女追求爱情婚姻，追求独立平等的生活，被看作是对传统道德规范的挑战。

个人在传统文化面前是渺小的。李甲出身名门，饱受传统文化教育，他的行为多受制于家庭与社会，并非能完全自我作主。在封建家庭中，家长的意见对子女有决定性作用。敢于为爱情与家长、家庭决裂者凤毛麟角。李甲自是不敢违背家长意志，从他对父亲的畏惧中可判断。让世家子李甲突然娶个妓妾回家，简直是伤风败俗，有辱家门，这是李甲难以承受之重。在关系家庭利益与名声的重要关头，李甲选择放弃，可以理解。李甲也是封建制度与礼法的牺牲品，没必要一味谴责。再者，即使侥幸成为人妾，也并不意味着就真能过上所期望的好日子。人们对妓女的偏见与轻视是根深蒂固的。风尘女子不管如何完善自己，都无法洗白过去的历史，扭转世俗的偏见。从良后，等待她的可能是另一种不幸的开始，不少戏曲小说作品中都有过描写。如明代顾大曲的传奇剧《青衫记》中，鸨母劝诫裴兴奴道：“我儿，你今日也要从良，明日也要从良，只道从良有甚好处。你嫁了一个人，未曾入门，大老婆就扯起架子来，除下你的髻，勒你跪便跪，拜便拜。又不容老公和你睡，衾寒枕冷，多少凄凉。及至老公千求万求，求得容你同他一宿，大老婆又忍酸吃醋，聒噪不休。未到天明，就要起身，日里还要受他几场呕气。要穿没得穿，要吃没得吃，要来不得来，要去不得去，要高高不得，要低低不得，才懊悔不听做娘的说话。”[5]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说明在不根本改变恶劣的现实生存条件的前提下，青楼女子期望走正常人生路几乎不可能。杜十娘把从良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本身也深受封建礼法制约的李甲身上是不现实的。过多怪罪李甲没必要，换做他人，结果会一样，因为个人在整个社会力量面前都是脆弱的，不能奢望他能独自摆脱其控制。巧合的是，冯梦龙的另一名篇《卖油郎独占花魁》，与《杜十娘怒沉百箱》题材相同，却以喜剧收场。莘瑶琴与杜十娘生活在相同的社会背景下，身份相同，追求一致，为何一个成功，一个失败？莘瑶琴之所以能从良成功，就在于她更清醒更现实，避免了杜十娘犯的错误。两相对比，也佐证了我们判杜十娘应为自己的悲剧担主责并非无稽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