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忠

十

九大的第一次掌声，献给了十八大5年的反腐败斗争。下一个5年反腐之仗怎么打，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出了回答。那就是——十九大后的反腐败工作，既要继往，更要开来。过去5年，面对的是愈演愈烈的腐败态势，因此中央用“三转一聚”来应对，要求各级纪委“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聚焦办案主业”，保证投入2/3以上的人员办案，即办案兵力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倍。这5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了153.7万人，超过了过去30年总数（420多万）的1/3，取得卓著的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据此作出重要判断：“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十九大后面对的形势不同，这就决定了任务也不同。大致可归纳为六大转向：

一是在定位上，由聚焦办案主业，转向专责党内监督。新党章第46条首次明确：“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是党内监督专责机关”，在纪委的3项主要任务中，新增了“协助党的委员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并位居“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之前。纪委由聚焦办案主业，转向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既为形势所需，也是回归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的科学定位。

二是在对象上，由打存量老虎为主，转向拍增量苍蝇为主。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这5年中国的打虎行动不仅提振了党心军心民心，而且成绩显著——查处中管以上干部440人，几乎逼平过去30年总数465人；查处的十八届中央“两委委员”52人，超过总数的10%。通过查不收敛、不收手的顶风作案老虎，实行新账老账一起算。以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王敏一案为例，十八大后的新增量只占12%，此前的存量高达88%。在5年强高压反腐，存量老虎大部被打的形势下，十九大召开之后的5年，必然由重清查存量，转向重遏制增量。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得更形象：“老虎露头就要打，苍蝇乱飞也要拍！”

三是在关口上，由重事后惩处，转向重事前防范。十八召开之后的5年，年均处分率为3.4‰（此前，全国年均处分率通常在1.5‰-1.7‰之间）。5年来，平均每天处分842人，处理违反八项规定140人，进监狱32人；平均每月“落马”7名中管干部，处分148名厅局级干部和1050名縣处级干部。上述数据充分暴露了体制上的监督虚设，工作中的监督弱化，平台下的监督空转。十八大5年反腐败工作最突出的创新有两点：一是异体监督的巡视，发挥了利剑作用。十八届中央纪委执纪审查的案件中，超过60%的线索来自巡视；二是认识了关口前移的重要，总结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第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第二种，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第三种，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第四种，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少数。据新华社报道：“2017年1-8月，北京市运用‘四种形态处理6546人次，同比增长47.2%；山西省运用‘四种形态处理27239人次，同比增长19.2%；浙江省运用‘四种形态处理24085人次，同比增长119.6%。”

四是在重点上，由治标为主，转向治本为主。十九届中纪委二次全会公报提出：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的领导干部，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过去的提法是“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对比一下，十八大期间明确的三个重点，十九大后沿用了一个。“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和“现在重要岗位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这后两个重点不提了。代之以“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互交织形成利益集团的腐败案件”，同时强调“着力解决选人用人、审批监管、资源开发、金融信贷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腐败问题”。由此可见，十九大后的反腐重点，由腐败者个体转向群体，并转向四大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指向都着眼于治本。

五是在时空上，由赢得时间为主，转向赢得空间为主。5年的反腐成效，为沉寂多年的政治体制改革赢得了最后的宝贵时间。压倒性态势要转化为压倒性胜利，不仅要赢得时间，更必须要赢得空间。南昌起义赢得了建军第一枪的时间，但由于没有赢得空间，不得不弃城而走。北上创建陕甘宁特区，不仅赢得了时间，而且赢得了空间，实现了共产党大面积执掌区域政权。打天下如此，改革开放也是这样。小岗村、凤阳县、安徽、四川、深圳等，无不是通过赢得空间而成功的典型案例。十八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仅仅11天，中央就公布了在3省开展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这是赢得空间的重大举措。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广，必将在赢得大面积空间、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六是在任务上，由形成压倒性态势，转向取得压倒性胜利。而要取得压倒性胜利，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在十九大工作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因为制度反腐才能真正关权入笼。我认为，压倒性胜利有六大标识。第一，腐败存量基本解决；第二，腐败增量基本遏制；第三，外逃贪官基本抓回；第四，纪检监察基本归位，从主业办案归位到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第五，结构基本科学，通过加强政治建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第六，用人基本靠选。真正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干部好不好，群众说了算”。

十九大后反腐的新战法，离不开设立政改试点，离不开试点先行，离不开在试点摒弃苏联模式的两个根本性弊端，即不科学的权力结构和不合理的选人用人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出轨、越轨”。在我党历任最高领导人中，习近平是将“许多腐败问题”与“权力配置不科学”相联系的第一人。

2015年6月5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探索要观照全局，大胆探索，积极作为，发挥好试点对全局性改革的示范、突破、带动作用。”在这三大作用中，突破最重要！没有突破，既难以示范，也无从带动。试点还承担解决分歧、弥合纷争的任务。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试点是风险最小、成本最低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讲，试点是检验顶层设计好与坏、基层探索成与败的唯一标准。

因此，作为先行政改试点3省市的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一个合格的施工队，而必须具有敢死队的精神、突击队的勇气，勇于试错的胆识，试点才有可能成功。当年小岗村民的18个红手印，万里在安徽推行包产到户，习仲勋在广东深圳拼出一条新路，体现出的不仅是突破，而且更是胆识。

展望即将到来的2018年全国两会，我满怀信心的希望——2018年，我们最需要以政改试点推动反腐新战法。

为此寄语3省试点：从某种意义上讲，解放思想比顶层设计重要，两个积极性比一个积极性重要，三个臭皮匠比一个诸葛亮重要；自选动作比规定动作重要，允许失误比只许成功重要……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普及了有关试点的上述常识，则反腐新战法可期，3省政改试点可期，监察体制改革可期，一句话——形成科学权力结构、重构政治生态也自可期。

（责任编辑 姜懿翀）

作者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