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在后五四时期，梁漱溟因提出东西文化问题而得到广泛瞩目。从那时起，他就长期被视为“东方文化派”，*关于梁漱溟和“东方文化派”的关系，参见罗志田：《异化的保守者：梁漱溟与“东方文化派”》，《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也确实对“东方”有深刻的认识。梁漱溟口中的“东方”虽也不时包括印度，却与很多同时代人一样更多是中国的同义词(具体要看上下文)。*下面的讨论实侧重中国，然遵循梁漱溟的表述习惯，更多把东方和中国当作同义词使用。若言东方而包括印度时，会特别指明。从他各方面的论述看，梁漱溟心目中的东方，是一个在西方对比下表现为“早熟”的东方，一个在西方浸润下不能自我表述的东方。用今日的话说，其实就是一个已经异化的东方。

而东方能被这样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近代形成了从西方眼光看中国的趋势(详另文)。外来的视角揭示出许多过去视而不见的面相，却也转换了观察者的“解释系统”。梁漱溟比很多人更深刻地体认到表述对文化的重要意义。对于东方的不能自我表述，他不仅有现象的观察，更从“解释系统”的归属去认识，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看法。借用钱穆的话，这个问题围困住他的一生。*钱穆曾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46页。直到晚年，梁漱溟都还在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并有突破“解释系统”的尝试。

按照梁漱溟对未来世界文化发展的长程构想，是全人类都会先西洋化，然后中国化，最后印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