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小叶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二十九日，御史宋伯鲁奏请将《时务报》改归官办。该奏是康有为代拟的。这意味着“康党”要借助皇权解决与汪康年等人在《时务报》控制权问题上由来已久的矛盾。六月初八日，光绪帝谕令《时务报》改归官办，康有为督办官报。在此背景下，七月初一日，《时务报》总经理汪康年将《时务报》空名让与康党，原报更名为《昌言报》。同时，汪康年将《时务日报》*《时务日报》创刊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也更名为《中外日报》，由汪康年、曾广铨、汪大均合办，后归汪康年单独经营。本来，《时务日报》创刊较晚，声名与影响远不及《时务报》，但由于皇权的介入，《时务日报》也被推上风口浪尖。而后，在戊戌己亥政局的动荡中，《中外日报》与时沉浮，随时变计，并逐渐由《时务日报》时的无名之辈变成“新党”宣传的重要阵地。目前，学界对《中外日报》缺乏必要的研究，对其与戊戌政变后政局变动之关系更少关注，缘是，本文从戊戌政变后《中外日报》的宣传报道入手，分析其应对时局的策略与主张，从而揭示戊戌、己亥年(1898—1899)新党舆论与清廷、康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一、政变初发：拥护慈禧、诋毁“康党”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百日维新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清廷追捕康党、停废新政、株连新党的倒行逆施。面对朝局的变动，与《国闻报》《新闻报》不同，《中外日报》的态度颇为复杂，一方面及时表态，拥护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另一方面，因政变前与康党的矛盾纠葛，故对康党多有诋毁之词，且不乏幸灾乐祸之感。

政变后第三天，即八月八日，《中外日报》在“论说”栏刊发《读奉皇太后训政上谕恭注》，对同治元年以来皇太后训政的历史加以颂扬，并对此次太后训政给予充分的理解，认为：“皇太后亦以天下为重，国是孔棘，大臣庸懦，其平日深宫之中，忧愤焦劳之心，亦必有可想见者，故于再三恳请，不得不俯顺皇上之意，以慰天下之望。慈恩宽大，实出于必不得已也。”*《读奉皇太后训政上谕恭注》，《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日，第1版。这里，《中外日报》将太后训政说成是应皇上再三恳请的不得已之举，迎合慈禧的意图显而易见。与迎合太后相对照的是该报对康党的讽刺与批评。八月初十日，该报刊发“论说”《彭成括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合论》，以历史上的彭、严、朱、主四人被杀之事，暗讽康有为：

盖古(往)今来，所称真有才之人，必其识量远大，器宇深沉，一饭之恩不可忘，睚眦之怨不可报，负重任如不能胜，居高位益形焰然，然后宠辱不惊，贵贱不移。做秀才之时，即以天下为己任，任天下之重，仍不改做秀才之时，故可进可退，可伸可屈，而志不可挠。今之所谓有才者则不然。略涉世事，略通时务，便哓晓于众，自以为千载一人，古今不世，而人之听其言，望其貌，慑其虚夸之气者，亦遂同声附和，争为推许，始而一乡之人推之，继而通省之人称之，终而天下之人无不贵耳贱目，谬相引重，且登诸荐剡……由是飞扬跋扈，恩怨由心，而杀身之祸以成。夫谓若人之竟无才不可也，然谓果有才，则又若是，岂才之累其人耶？则正所谓不学无术，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幸遇明主任用，而不能自敛迹，致蹈杀身之祸，此君子所以为主父偃、严助、朱买臣诸人憾也。*《彭成括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合论》，《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第1版。

上述一前一后、一褒一贬的两个“论说”，鲜明地传达了《中外日报》政变之初的立场：支持太后、批评康党。当政变突发之际，《中外日报》做出这样的表态是出于生存的本能，无可厚非，而且如此表态并非《中外日报》所独有，《国闻报》也有类似的立场*《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第1版。。但问题的关键是，当《国闻报》等新党报刊在看到清廷停废新政、株连新党的逆行后，很快便转变立场，批判清廷、同情康党，而《中外日报》对康党的不满和诋毁却持续了很长时间，与之相应，该报在很长时间内对慈禧太后都抱以同情和理解，甚至寄予推行新政的厚望。

八月十七日，该刊发“论说”《斥客论易服色之谬》，对康党欲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易服色”的主张给予严厉批评，认为日本“国小民寡，改装之令下，举国帖然无异词”，况且日本之强也不在于装之改与不改，而中国骤然改装，势必引起顽抗，而且当我黄种俱剪发短衣，争先恐后，便意味着“我已偃然归其藩属，为其囚虏”。文章进一步指出:“今一旦国势陵迟，顾不思振救维持之策，乃肆然敢为此裂冠毁冕之说，是直欲为表之谯周也，卖国之秦桧也……若而人者，我中国含生负气之伦，孰不发竖眥裂，思欲剸刃于其腹而刲其肝，啖其心，以为快。彼细陋奸人，事彝媚彝奴隶彝，其发为此论，固无足怪。”*《斥客论易服色之谬》，《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第1版。这里，《中外日报》对“易服色”的抨击不谓不激烈，但有失客观。且不说历史上即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成功先例，单就康党的“易服色”而言，虽有过激之嫌，却不能视之为“卖国之秦桧”。不容否认，“易服色”确曾引起时人的反对，但当《中外日报》以如此主观的口吻批评“易服色”时，其对康党之私怨显而易见。事实上，“易服色”绝非《中外日报》所说的那样有弊无利，只要看看政变后驻德公使吕海寰对“易服色”的评价，便可对当日康党的“易服色”主张有更多的同情与理解。政变后，吕海寰谈及“易服色”，曾如是说：

闻八月八日之事起于上欲改服。余不问此举之是非，而问华人之气是否已为洋人所夺。窃谓西使一言而总署震动，官之气夺矣；岛人长驱而大军四窜，兵之气夺矣；教民纵恣而百姓吞声，民之气夺矣。夫大鼠见童猫，力非不敌，而皇然遁者，鼠之气久为猫所夺而形不固也。使鼠与猫同形，有相起而搏耳。故改服诚非自强之至计，而实为壮气之要方，气不壮则力不足，力不足则事不成。此中消息至深极微，非深思不能得也。为今日之中国计，闾阎无知，安常习故，万不能强之使改，惟官与兵则万不可拘守旧辙，而兵为尤甚，兵不变服而使与洋人战，恐求一交锋而不可得矣。*《吕海寰杂抄奏稿》，“北京大学馆藏稿本丛书”，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019～3020页。

吕海寰从形异气夺的角度分析“易服”的重要性，认为“此中消息至深极微，非深思不能得”，可谓有识之论。《中外日报》如此刻薄地诋毁康党的“易服色”，与其说少的是“深思”，毋宁说缺少宽恕，多了私怨。

不仅如此，《中外日报》对康党的抨击几乎是全方位的，不限于其变法主张，还涉及学术、人品、心术。九月十六日，该报在《文侍御悌书江氏近思录集注后》中，对康党的学术不端提出批评，认为：“今之此礼教放失，偭规越矩者，逞其奇袤横议之言，特欲别立教宗，荡灭我孔子之道，以兴异学，簧鼓天下，使人人尽为乱臣贼子，其祸什百于夷狄外患，势岌岌殆矣。”*《文侍御悌书江氏近思录集注后》，《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第1版。九月二十五日，该报再发“专件”《颁发〈劝学篇〉谕旨恭注》，演绎了上谕刊布《劝学篇》的“六美”，其中有“两美”专门“诋康”：

康有为所学狂诞，日益披猖，近年以来，徒党尤众，此书深恶痛绝，穷极诐邪，诋斥之词，篇篇皆有。是时凶焰正炽，邪说横行，假托主知，蒙蔽圣听，予夺在手，喜怒任情，意欲谗阻，使不上达。我皇上不为所惑，内断于心，特旨施行，诏书褒许，可谓明矣。其美三也。康有为剽西报之剩焰，拾危言之余沫，所知有限，任意铺张。无识愚民，随声附和，目为维新之党，且曰一党之魁，呓语终宵，群儿自责。不知变法久有公言，本天下志士之心，非康逆一家之学，但视其人之邪正，即定所行之是非。康有为结党营私，诬民惑世，大坏学术，又害人心，实西学之罪人，托变法之名目。所幸圣明在上，天语皇皇，惧学子之冥行，示众生以坦道，可谓公矣。其美四也。

这里所说的康党“结党营私，诬民惑世，大坏学术，又害人心”，与清廷八月十四日讨伐康党的谕旨如出一辙。随后，文章列举康有为变法中的种种“谬谈”，如“康有为蓄志无君，托名变法，倡民权之邪说，袭改制之谬谈，浸至改正朔，易服色，以复卦七日为确义，以武灵故事为规，信口宣传，随兴所到，俄日无此治法，古今无此乱民”。曾经以宣传民权自任的汪康年，此时却公然抨击康党“倡民权之邪说”，显然是违心之论，不能服人。在批评康党的基础上，该文表达了对变法的态度：“窃谓变法一事，其理万端，有宜急行，有宜缓办，有中国所当则效，有今日未便依从。即论外洋亦非一轨，俄日当时之事，彼此当有不同。若有变法之权，先知爱君之谊，首戒贪竞，次忌夸张，朝士共许之为忠，行事自久而可信。”文末引用皇太后八月二十三日懿旨，对皇太后大加赞扬，称：“太后神武，锄奸去蠹，宣布深仁，卫此疆土。”*《颁发〈劝学篇〉谕旨恭注》，《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第1版。当清廷已近停废了百日维新中的所有新政，《国闻报》《新闻报》等新党报刊对清廷的倒行逆施给予激烈批评之时，《中外日报》不仅对清廷的逆行视而不见，而且对慈禧太后大加颂扬。同时，对康党的批评不遗余力，甚至对曾经大声疾呼的变法也不再坚定，始终闪烁其词，这在其对复八股问题的评价上反映得很清楚。

政变后，清廷宣布复行百日维新中停废的八股取士。谕令出后，《国闻报》《新闻报》等新党报刊对之进行激烈批评。相较之下，《中外日报》刊出的一系列论说却态度暧昧、游移，甚至对慈禧复行八股不乏理解。九月二十九日，《中外日报》刊发《科举宜求实学论》，围绕八股的停、复发表评论。文章虽肯定了科举之弊，但并不看好试策论的前景，认为当废时文之谕初下时，“举宋明迄今四五百年之积习，一扫而空之，率土人民莫不额手称庆，以为自今而后，向时墨中讨生活者，皆将幡然改图，急求有用之学矣”。但在该报看来，“今日之取士，诚废八股而试策论，要之策论犹八股也，既进而试以格致，试以艺学，亦犹八股也”，“何则？”“取士之制虽变，科举之心常存。倘能中国士人之心一变而志于道，虽八股何不可兼策论？何不可兼格致艺学？否则，试策论、格致、艺学者，即试八股之人也，其心术庸可恃耶？要之，八股者，科举之资也，废八股而尚策论、格致、艺学，犹之科举也。”*《科举宜求实学论》，《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第1版。这里，《中外日报》不但没有像《国闻报》等新党报刊那样批评清廷复八股的倒行逆施，反而认为“八股者，科举之资也，废八股而尚策论、格致、艺学，犹之科举也”。《中外日报》的此种立场，给人以迎合当局的印象。

十月初二日，《中外日报》再发《储才说》，进一步对八股之废而旋复发表评论，指出：“今者八股复矣，策论废矣，有识之士咸为悲叹惋惜，谓吾中国人才，其终消磨于八股而永无披开云雾之一日乎？不知八股与策论同此不足以得人才也。与其废八股而试策论，俾前消磨于八股者，今复消磨于策论，是重与人以消磨人才之地也。此复八股之意也。然则八股将从此无废之日乎？是又不然。夫物敝则弃，法敝则变，此理之常也。八股取士至今日乃极敝之会也，一旦而革之，无善法以善其后，以四子书之题改文而作论，是每况愈下，故不如其已也。果国家确有取士之法，未有不舍彼以相从者也。特承学之士，处今日之世而仍呓语于八股之文，以求乡会试之一当，则是负此复八股之微意，所谓谬之谬者也……八股不足以消磨人才也，人自溺其中而不自知，致消磨于八股耳。”*《储才说》，《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二日，第1版。《中外日报》对清廷复八股之意给予理解，认为人才消磨之责不在于八股，策论同样会消磨人才，此乃清廷复八股的深意所在，这显然是在为慈禧的复旧逆行开脱。不过，该报也不得不承认八股弊端已极，迟早会被废除。这说明，《中外日报》一方面为清廷的复旧之举辩护，另一方面又希望新政能够继续，其态度可谓暧昧、游移。

十月初三日，该报再刊《读申明取士旧制懿旨恭注》，针对太后的复八股懿旨，再度发表论说。文章在强调八股取士之弊后，对慈禧复八股之深意加以阐释，认为：“惟我太后洞烛情弊，深明取士之法沿袭已久，宜变而不宜骤也。故首举祖训，用示申明旧制之义。而又知学堂之有益，书院陋习之不可沿也，特谕以书院之设，原以讲求实学，并非专尚训诂词章，凡舆地兵法算学等经世之务，儒生皆分内之事，学堂所学亦不外于此事，书院之与学堂，名异实同，本不必定须更改，现在时事艰难，尤应切实讲求，不得谓一切有用之学，非书院所当从事也。明哉谕乎，此不改而自改之谓也。”因为，现有的书院弊窦丛生，“凡课生学问之深浅，所学之有用无用，漠然不关于其心，乌有书院照旧办理，胜于学堂者乎？乌有停罢有用之学堂，反循无用之书院旧制者乎？”*《读申明取士旧制懿旨恭注》，《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第1版。这里，《中外日报》明确道出慈禧复八股是因为“洞烛情弊”，不愿“骤变”。而慈禧申明的书院不必改章，却被该报解读为“不改而改”的良法美意。三天后，即十月初六日，《中外日报》再刊《书院改章议》，再就懿旨发表评论，中称“伏而读之，而知皇太后之旨重学堂不重在书院。书院循例……中国人积习往往慕空名，而不务其实，学堂改矣，而仍不得学堂实在之益，何如仍书院之名而但责以学堂之实乎。今既奉懿旨，谆谆诰谕，如此吾知承学之士，必能咸喻此意，奋迅振赴，以求无负皇太后之谕者”*《书院改章议》，《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六日，第1版。。

围绕复八股问题，《中外日报》可谓连篇累牍，不惜笔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从九月二十九日到十月初六日，刊发四次“论说”，对清廷本来毫无异议的倒行逆施之举，不是加以谴责，而是代为辩解，甚至将慈禧的懿旨解读为以学堂之方改革书院的英明之举，慈禧太后非但不是复旧的罪魁，反而成了变法的舵手。

然而，汪康年等人主办的《中外日报》毕竟是一个倡导变法的阵地，其对康党的诋毁与对慈禧太后的颂扬都无法掩盖其追求变法的内心世界。尽管此时在谈及变法、复旧时，该报闪烁其词，但从其报道中仍然能感受到对变法的追求。九月二十五日，《中外日报》刊发“论说”《革政论》，表达了对变法的主张。文章以衣敝须改、食旧须复治、屋坏须修、“物敝则易”之理，提出“法敝则改制，同此一理”的主张，进而申论“今天下之弱，不必无知赘言也。虽圣祖世宗在今日，其必不肯借口于开国成法、中国旧制可知也，况今日所借口于祖宗成法者，果犹是祖宗成法？抑已陵夷至今而不可复问也”*《革政论》，《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第1版。。这里，《中外日报》呼吁变法的立场是明确的。十月初九日，《中外日报》刊出“论说”《读世爵白君论中国时局》，借英国世爵白理斯福叠之口，道出中国时局的出路：“为今日计，各国政府其果欲扶持我中国也，则当劝我皇上仍举行一切新政，法治弊者革之，官之冗者并之，海关之税应增减者增减之，内地厘卡应裁撤者裁撤之，庶几中外人民各沾实惠，而中国亦可渐臻强盛，无负各国之所望矣。”*《读世爵白君论中国时局》，《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日，第1版。分析至此可见，政变之初《中外日报》的立场是大致明确的，即讨好慈禧太后，抨击康党，呼吁变法，希冀依靠慈禧继续新政。

遗憾的是，《中外日报》翘首期盼的新政迟迟不来，这不免令之失望。十月十六日，该报发表“论说”《纾祸策》，对大臣之不图救国提出批评，认为：“今日中国之祸，岌岌乎，促之在目前，迟之在来岁，政府大臣，犹如醉未醒，如梦未觉，回翔瞻顾，以全妻子、保爵禄，为自了之计……夫事势至今日，其危险急迫，诸大臣者，岂不知之，而必俟草野言之。然自本年四月以来，中国已渐有转机，而内外臣民方欣欣向治，而诸大臣必设法阻沮，以窒其机，以遏其气，俾中国之人心国运，消磨澌灭，以至于终不能振而后已。而彼且自为得计，谓如此则京师谣言居然平息，而不至激成变故。呜呼！此所谓见其近而遗其远，举其细而略其大也。窃谓今日之势，各国之伺我左右者，皆思宰割其地，以冀同飨我中国权利，其祸之近，即在眉睫之间。若为大臣者，犹无所以纾之之策，则其患必不可尽言。”*《纾祸策》，《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第1版。从《中外日报》对康党、新政、太后的态度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政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该报主笔复杂、矛盾的心态。

对《中外日报》政变后所持立场，特别是其对康党的批评与讥讽，新党中人颇为不平。十一月十六日，高凤谦致函汪康年，直言不讳地表达不满，说：“夫康、梁平日举动，固不无可议，即康之书、梁之诗，辞气间少忠爱诚恳之意，弟亦不以为然。惟此番祸变，君国之事，非康、梁之事，即必归咎于康、梁，则恨之可也，嘲之不可也；恶之可也，幸之不可也。乃《中外日报》时时丑诋康、梁，颂扬逆党。若甚愿其有此事者，弟所不能无疑于足下也。”对于高凤谦的质疑，汪康年解释说自己与妻子均在病中，他与弟弟都没有参与报事，报事归曾广铨经理。对此，高凤谦表示理解，但仍然规劝汪康年说：“今《日报》虽属曾君，足下有可以规益处者，似当尽言，力持清议，勿为守旧者所笑。”*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650页。对新党而言，戊戌政变无疑是一场国家民族的灾难，而曾为变法摇旗呐喊的汪康年及其主持的《中外日报》却诋毁康党，赞扬慈禧太后，这不能不令新党中人感到愤懑。高凤谦对汪康年的规劝道出了很多新党中人的心声。

另一位对《中外日报》提出批评的维新人士是杭州驻防瓜尔佳氏金梁。他对比了《中外日报》政变前后报道的异趣，称：“戊戌之春，大报特出，议论精宏，叙述详明，凡我识时诸君子，均以先睹为快，大江南，几于家置一编，人手一纸矣。”但当政变发生后，“公理不明，公道其亡”，同人对《中外日报》寄予厚望，“尝窃窃然议曰：今日恃以存一线者，其唯《中外日报》之公论乎”，然而该报却畏首畏尾，不敢秉笔直书。金梁因此批评该报“有始无终，不特大异于新政方行之际，亦且迥殊新政未举之前，与俗浮沉，随人俯仰。呜呼！中国之正气果已亡且尽耶？以吾党所推重、天下所共信之大报而乃如是，不其哀欤！不其耻欤！”最后，“素性狂直，好为尽言”的金梁表达了对《中外日报》的期望：“大声疾呼，细心推究，此则同人所日夕以期之者也。”*《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七日，第1版。金梁该文的具体写作时间不得而知，但从其内容来看，当写于政变初发《中外日报》颂扬太后、诋毁康党之际，只是其时《中外日报》没有勇气将一篇批评自己的来稿公之于众。

高凤谦、金梁的劝谏似乎奏效了，在随后的报道中，该报对康党的批评不仅明显收敛，甚至渐趋消失。更重要的是，进入己亥年后，清廷非但不行新政，而且继续倒行逆施，这令《中外日报》同人大失所望。在此背景下，该报的报道策略发生了转向。

二、己亥年：呼吁变法、反对立嗣

进入己亥年，清廷非但没有继续新政，反而在守旧的路上越行越远，不仅戊戌新政停废殆尽，即使洋务新政也难以为继，这无疑令那些期盼新政的新党报刊大失所望，《中外日报》的报道也随之发生转向，即不再颂扬太后、诋毁康党，而是逐步走上了呼吁变法、归政，反对废立的报道之路。

早在戊戌年十二月初九日，《中外日报》即刊出“论说”《论中国之将来》，开始回归戊戌政变前的启蒙话语，强调开民智与保种之间的关联，指出那种认为因中国人口多、人力勤、劳费廉而西人畏中国“民”的说法不足取。事实上，“必其有学，乃能智，能智而后能保其种，而后生之数益增；无学则必愚，愚则必不能保其种，不能保其种而后生之数益减，此大校也……西人有学，吾人无学，西人有智，吾人无智，彰彰然矣。吾恐自今伊始，不勤者不足以得食，其勤者亦只能竭其精力，供外人之役使而已。人为主人，我为奴仆，人司鞭棰，我供驱策，事之可痛，孰过于斯！”*《论中国之将来》，《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九日，第1版。

与回归启蒙话语相吻合的是该报对慈禧态度的逐渐转变。己亥年正月初六日，该报刊发《本报新年报告文》，一改政变初期颂扬太后的基调，转而呼吁皇上亲政，中称：“为中国完全之计者，莫善于皇上独操全权也。夫我大清受命抚有中国也，二百数十祀矣，列祖旧构之业，未竟于先，待我皇上维新大业扩张于后，此天意之自然，非人力所能遏也。”文章指出，中国国势之弱，由于皇上之不亲握教育权、兵权、财政权、实业经济之权，因此“皇上之于内政，固宜政柄独操矣，而于外交则若何？曰我皇上于外交之事，亦不过欲仰法祖训大扩新化而已……夫我皇上之锐意维新之治也，亦所以仰体我列宗广学启化未竟之志，而大前人邦交之规，欲保大清永为自立之国而已。是以维新之诏初下，日本则遣大臣士夫，殷殷以固东亚为言矣；英人有中国维新，我可永保东方利权之庆。观于各国之用，可知皇上亲操全权不独内政克修，外交亦有主名矣。且夫中国非君权之为害也，乃君权其名，而挟君权以图自固其权之为害也。呜呼！彼不知皇上能威柄独操，则中国永保其在，中国永保其在，即诸臣亦永不失其权也”。文章并以英、法、美为例，说明“一国未有君无主权而能立治者，即未有君无全权而能自治者。故吾曰：内政外交之修，必自皇上亲操全权始也”*《本报新年报告文》，《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六日，第1版。。由政变初的颂扬太后到此时的呼吁君权，《中外日报》的立场发生巨大变化。正月十七日，该报又刊出“论说”《读明治政史有感而书》，在总结明治维新成功经验的同时，指出：“夫日本政治之坏，由于武门之夺权。日本维新之速，在于大将军之归政，诸藩之纳土，使内政外交通以君有全权为主……呜呼！世之专制为治者非只日本也，何其国之藩臣人士，爱君顾国，至死不变，而义勇忠诚若是。”*《读明治政史有感而书》，《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七日，第1版。对日本君权的肯定正是对中国皇上复权的向往。

正月十二日，《中外日报》刊出的《止乱在严诬告之罪论》，对戊戌政变以来清廷仅凭谣言大行株连之风，提出批评，指出：“去年八月以后，讲学论政少有意见不合之嫌者，亦多欲借恶名以加所嫌之人，排击去之而后快，风谣之所播，实事之所见，盖由其人，是亦诬告之一节也。”而诬告之弊不可胜言，“独是诬良之风不止，则奸巧者转得法以报私怨，假公愤以快己嫌。真匪不得，在国体则损威失法，在小民则后患堪虞，纵真匪而冤平民，则为匪者益肆诪张之幻，而为民者转多身亡家破之危……此人心风俗败坏之尤大也”。因此，当务之急是奏请特旨，严惩诬告之罪，否则“外患方急，内患波兴，吾不知其所终极也已”*《止乱在严诬告之罪论》，《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二日，第1版。。当政变后康党获罪之时，《中外日报》对康党可谓极尽诋毁之能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太后追捕康党的声援。而今，面对政变以来愈演愈烈的诬告、株连之风，该报终于发出批评的声音，其态度转向是显而易见的。

可见，己亥年伊始，《中外日报》的报道基调已有所转向，开始呼吁光绪亲政、继续变法，不过此时尚未公然反对慈禧，而且只要太后能够继续新政，该报还会无条件地支持。己亥年五、六月间，外间盛传慈禧有意新政，从《中外日报》应对此一消息的态度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六月初六日，《中外日报》刊出《维新有象》的消息，列举了流传于各大报刊的慈禧有意新政之说：

日前，皇太后以国事日亟，强邻逼处，特召合肥傅相垂咨一切。傅相以力行新法为请，返覆辩难，几历时许，太后颇为之动听。又悉傅相召见时，太后专询以为政之要，及国用不足之故，傅相颇进谠言，闻日内尚有奏折条陈一切。近日皇太后又饬军机处进呈去岁康李杨宋诸臣条陈，详细阅览，论者谓颇有维新之机。顷得寓京友人来函，书云皇太后急欲变法，事系的确，并非风影之谈，闻太后近日尽发康有为前后所上条陈览之，曰：康有为之话实在句句不错。录《国闻报》。近数日，有二翰林召见，太后问以亦曾看时务书否？对曰：臣从不敢看。太后谕曰：时务书岂可不看，将来何以应变耶？二人恭聆懿旨，不觉惶悚。*《维新有象》，《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六日，第2版。

同一天，该报刊出“论说”《书本报维新有象条后》，就此维新之象发表评论：

於戏！此我国家万年有道之长基，中国二十一行省之佳兆，草茅下士所愿代四万万臣民鼚乎鼓之，轩乎舞之，以答我皇太后之鸿施者也……自今伊始，皇舆有无疆之庆矣，中国有永保之日矣。外人染指之耻，可息矣；强邻威逼之焰，可拆矣；大彼得统一亚东之奢愿，可以失望矣；俾思麦瓜分中国之谬谈，可以不作矣。此又四万万臣民所为每饭必祝、寤寐不忘，以重答我皇太后之鸿施者也。夫中国国势之危险，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救时英彦，倡维新之议，矢保邦之谟，一时人士云集雷动，竞相磨砺，识时之士咸谓中国自强，实基于此。我皇太后圣寿已逾六秩，垂帘已经三度，其更也深矣……其圣德神功震烁于海宇也久矣……以故傅相一言，效如影响，圣主贤臣，相得益彰，从可知皇太后天资明睿，当机立断，不惑于偏安之说，并非有守旧之思……於戏！自有此举，先声足以夺人，沉疴足以立起，中朝有自强之期，黄种有维新之望，支那土地可免四分五裂之惨，绅民遗胄可免为奴为隶之痛。各国眈眈相视，咸按并以观新政，百姓喁喁向风，咸翘首以觇大猷，可以纾外患，可以靖内忧，可以安人心，可以奠国脉……凡外人之无厌之求……惟太后足以挽回之而无难，草莽下士甘拜手稽首而言曰：微太后之圣神不及此。*《书本报维新有象条后》，《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六日，第1版。

面对慈禧复行新政的喜讯，《中外日报》可谓喜不自禁，认为能够复行新政，不但中国自强有望，慈禧太后也因此圣德无量，功垂千古。从此一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该报对亟行新政的期盼。而急迫的心理也使该报轻易相信了慈禧复行新政消息的真实性。

然而，清廷的种种守旧倒退之举从反面证明了此一消息的不可靠。唐才常曾在《亚东时报》撰文指出这一点，他说：“前《国闻报》言，皇太后近日遣人购取上海时务诸书以供乙览，又闻其素阅康有为、李盛铎、宋伯鲁言事之折，深加赞许，似有转圜之机……以故海内之士喁喁向化，伫俟嘉谋。然刚氏则毅然裁撤学堂、商局矣，而朝中旧党又纷纷集矢于京师大学堂，又斩除新政根株矣。旬日之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其疑四也。”*天游先生(唐才常)：《答客问支那近事》，《亚东时报》第30号。作为《中外日报》的经理，汪康年致函其堂兄汪大燮，询问复行新政之说的真伪。七月初七日，汪大燮复函称：“新意无萌，皆呓语也。”*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10页。六月二十五日，陈庆年也曾就太后密召伊藤来华推行新政一事询问师友，七月初七日，“得汪芝房及缪师书，均云：密召伊藤事大都无有，出于捏造。缪师且谓，各报访事人各处讹诈，尽可不看。”*陈庆年：《戊戌己亥见闻录》，《近代史资料》总第81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30页。据此看来，慈禧有意新政不过是海内趋新之士的“呓语”，包括《中外日报》在内的各大报刊纷纷转发此一消息，正显示了他们对新政的期待之亟。

短暂的欣喜之后，《中外日报》的报道趋于理性，不再对慈禧复行新政抱有幻想，断然主张慈禧归政、光绪亲政，并对当时盛行的各种废立传闻密切关注，及时报道，给当局者以警告。六月二十六日是光绪帝万寿之日，《中外日报》在这天刊出消息，称：“日前本地有人传述皇上病势转增，并闻有预立储嗣之说。本馆当即电讯驻京西友，兹得回电云，皇上安，立储之说无据。即登录以慰天下臣民企念。”*《安电照录》，《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第1版。这一消息显然是为了安抚天下之人心。然而，甚嚣尘上的废立传言并没有因此而消停，宫中突造一铁屋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新党报刊的注目。对于铁屋的用途，报刊纷纷猜测，或谓“必系圈禁犯官之用”，或谓“太后自避之室”，以防不测，或谓为幽囚光绪帝之用。对此，《中外日报》反复加以报道。七月二十九日，该报以“内廷举动”为题刊出消息：“太后饬造铁室三间，业已工竣。人皆测度为必系圈禁他人之用，或者内廷一遇变端，为太后自闭之室，否则为宫中府藏之室耳。前一夕太后饬神机营装配洋枪四百杆，用戏箱装运入宫，弹药则用布裹运入。闻太后办理此事甚属机密云。译《字林西报》。”八月初一日，该报复刊“北京内政变故”，称：“北京太后建筑铁室，直欲拘禁一位尊人，闻八月间必有大故，并闻有某公子年甫九龄，太后颇为属意。译《字林西报》。”该报之所以连篇累牍地报道这间铁屋，是因为其与光绪帝的命运息息相关。慈禧何以要建造这间铁屋？铁屋究竟为谁而建？对此，七月七日，汪大燮曾致函汪康年，说：“前月营造铁屋于寿星殿旁(三间甚确)，以患刺为词，而外间殊沸腾，近稍戢。此可与下节合观。俄主有内禅意，法遣使阻之，难得力，如果成，必至遥遥相对矣。天意茫茫，良不可解。”*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810页。“患刺”不过是托词而已，真正的用意仍在于光绪帝。若俄主内禅成功，必将增加慈禧太后废掉光绪帝的信心，而这铁屋子正是为了备此之用。难怪《中外日报》会如此不厌其烦地关注三间小小的铁屋！

在这诸多信息的暗示下，“都中谣言大起，闻有内禅之说，闻之可谓痛哭”。报刊舆论也对废立传闻大加报道。八月初三日，《中外日报》在“密拟诏书”消息中称：“皇太后一日传某大臣入内，令撰密诏数道，撰后尚未宣布，究系何诏，某大臣亦不敢泄漏。”又“宗室会议”一则，称：“闻皇太后颇属意于澜公之子，宗室中有心怀不平者曾密行会议一次，仍以计无所出而罢。”*《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三日，第1版。八月初五日，《中外日报》译载《字林西报》的消息，说：“接北京来电云，中国皇上内禅之事业已密为部署，太后已择定澜公子溥僎，年甫九龄，即当践祚，僎能操满语不能汉语，闻皇上业已草缮禅文，叙述因久病辞位之意，陈于太后，太后固慰谕之，皇上固辞，恐不久即当传示矣。庆亲王与荣禄皆严饬所部营兵，一律戒备，以防变乱。闻澜公颇欲庆邸友善，故荣不愿其子溥僎入承大统。”该报刊发此一消息时，在后面加了按语，称：“西报此条颇觉骇人听闻，据本馆十数日前所得消息，则谓有某大臣者以内禅之策密向皇太后商议，太后恐各国或有违言，且因皇上万寿日南洋美洲华商发电祝嘏者络绎不绝，知民心爱戴甚坚，遂未之许。此六月间事也。今日谣言甚多，大约有为而然，而恭请皇太后归政之举，果不可或缓矣。”*《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五日，第1版。这里，《中外日报》并没有否认太后有废立之谋，只是强调太后不敢动手的原因，一为恐各国干涉，一为万寿日南洋美洲华商的祝嘏给太后造成了压力。对于废立谣言之多，该报认为并非无中生有，“大约有为而然”，因此呼吁各界当加紧恭请皇太后归政，只有太后归政，皇上才能摆脱被废的危险。而在呼吁太后归政的问题上，《中外日报》可谓当仁不让。

八月初一、初六日，该报连续刊出《宜恭请皇太后归政议》，提出太后归政皇上的四大理由：一“为安民心计，其必当归政”，因为天下民心归往皇上，“内至畿辅，外至海隅”，“孰不翘颈企踵，以皇上之不豫为忧，以皇太后之归政为望”。二“为弭后患计，其必当归政”，因为，“中国至今日，实为元黄交会之际，贞元绝续之交”，内患不绝，外侮日亟，“非皇上亲政，莫由收多难兴邦之明效”。三“为蔚成圣德计，其必当归政”，“皇太后虽甚神圣，而帝尧耄崴，尚有倦勤之时，马后暮年，特恋含饴之乐。皇上春秋鼎盛，似宜内秉慈训，亲裁大政，既以外塞群望，亦以□收动心忍性、增益不能之效”。四“为杜塞流言计，其必当归政”，因为近日以来流言愈多，骇人听闻，“谓皇太后有立储之举，皇上有内禅之意”，诸多谣传，或为不确，“然而皇上寝疾，已及一年，何以武断致病，何以久而不愈，何以视朝如故，何以遣归医士，地阍高远，安得尽人而喻之？”而且，同治年间，太后垂帘尚名正言顺，时至今日，“又非昔比，撤帘何期，归政何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皇太后虽享天下之养，究有三从之义，何以在朝臣工，不闻胪举经谊，上陈□□。宜乎异域之舆论，率土之王臣，不敢缄口噤舌，帖然无异词也”*《宜恭请皇太后归政议》，《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一日、初六日，第1版。这里所质疑的是慈禧训政的合法性，只有太后归政皇上，方能息流言。

此外，己亥年夏秋之交北京出现的久旱不雨，也为《中外日报》等新党报刊提供了呼吁归政的契机。九月初二日，清廷发布谕旨《近因雨泽稀少，朕躬修省，在廷诸臣各抒谠论，以迓天和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151)，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521页。，内称：“本年夏秋以来，雨泽愆期，近畿一带，旱象将成，叠经设坛祈祷，以冀渥沛甘霖。惟是应天之道，以实不以文，朕抚躬循省，深惧未能感召天和，辅弼匡襄，实百尔臣工是赖，在廷诸臣，其各抒忠忱，共摅谠论。庶几上下交儆，修人事以迓天庥。”*《清实录》第57册《德宗实录》卷450，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丁未，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37页。这显示，清廷已将久旱不雨与为政之失联系起来，因此而有“朕躬修省”、“廷臣各抒谠论”之谕，这是儒家思想中“灾异之变论”限制皇权的反映。此一话题遂引发新党报刊的持续讨论，但与谕旨中的光绪帝自省不同，报刊舆论则要求慈禧太后自省归政。九月初五日，清廷再发上谕，提出“首以恤民为本意”以“应天之实”，要求畿辅对未清之讼狱、吏治不修、民生日蹙加以清理、整治*《清实录》第57册《德宗实录》卷450，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庚戌，第939页。。在《中外日报》看来，这种反省显然无法“应天之实”，评论道：“初五日诏书，我皇太后皇上以京畿久旱，兢兢以恤庶狱为念，且曰务令实惠均沾，可谓兼殷汤之仁，包和熹之德。”但何以上天不应呢？原因在于“抱奇冤、负大屈者，或未邀于宽典，纵有原释等诸虚文，求伪而应实，无是理也”*《恭读初五日上谕书后》，《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第1版。。“抱奇冤、负大屈者”自然是指光绪帝。换言之，清廷之所以求雨不灵，原因在于太后不归政。

然而，报刊舆论的大声疾呼并未换来慈禧太后的归政，相反，己亥年底废立传闻再度盛传。对此，《中外日报》也给予高度关注，并及时报道。十二月初三日，该报刊发“论说”《恭注初一日上谕后》，就上谕中所说“朕躬尚未痊愈，所有年内暨明年正月应行升殿以及一切筵宴著均行停止”加以评论，说：“自去年八月降不豫之诏，天下忠臣义士以及流寓南洋赤子，咸以皇上起居为念，故恭届万寿，莫不敬致电音，请问圣安。”文中列举四月二十七日上谕朕病未愈门定鳌不得离开，及七月三十日上谕饬令朱焜、门定鳌回省，认为两谕前后矛盾。而且从内外臣僚陛见时传出的消息来看，皇上圣体安康，何以又有尚未痊愈之谕？元旦皇上升殿受贺，本为巨典，若皇上因病不能进行，无疑更增疑团：“况夫皇上病情，言人人殊，或谓已疗，或谓未痊，将信将疑，实难揣测，遂令天下臣民由忧生虑，由虑生疑，而废立内禅之妄议，由是滋生腾谬说，群情扰扰，颇难安靖，令海内见此明诏，将谓皇上遽停巨典，当又不知若何疑虑，若何揣测矣。即执笔人伏诵之余，亦不能不戚然而忧，矍然而惧。”*《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第1版。该文表达了新党人士对朝廷的不信任。

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进行了长时间的酝酿之后，清廷终下立嗣之谕，立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穆宗皇帝之子，以继大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上谕档》第25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96～397页。。出乎清廷意料的是，该上谕一出，新党中人竟公然与之对抗。经元善等上海士人一千多人联名上奏，反对立嗣。中外舆论更是一片哗然。对此，《中外日报》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并及时加以报道。十二月二十七日，该报刊登由经元善领衔、共一千二百三十一名沪上士人签名的亲政电奏：“总署王爷中堂大人钧鉴，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问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1版。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五日，该报刊出各地对立嗣上谕的反应，在“鄂士上书”中称：“闻湖北有绅士若干名已拟就奏稿，即日遵陆北上，伏阙陈请皇上力疾亲政。”在“浙士上书”中称：“杭州自闻立嗣之消息后，人心大为震动。当有人立出传单，邀集同志公拟奏稿，并筹集川资，公推某君赉奏，北上伏阙。闻前日业已到沪，因知皇上安然无恙，遂不果北行。”“海外华人电奏”的消息称：“旅居南洋各岛及美洲新金山等省华人联名致总署，力阻非常之议，略谓闻电传立嗣之信，不胜惊骇，此事万不可行，务恳转奏皇上复辟，否则恐失天下人心。中国社稷即从此不保矣。若太后决意欲立新皇，则我等将纠合同志，即日返华，共扶光绪皇上也。”更有甚者，会党首领也发出请皇上亲政的声音，据《中外日报》“密函骇听”消息称：“闻本部有西人昨日接到一函，略谓我等虽草莽英雄，颇知大义，因中国贪官污吏不恤民隐，故逼迫至此耳。会中党羽在长江一带者，约有数十万人，久仰先生爱护中国，我等从不与贵国教士为难。去岁八月以后，我等即思起义，因皇上安然无恙，冀中国尚有富强之日，故亦未敢多事。今读念四日上谕，知皇上废立一事，仍请皇上复辟，大政亲操，以救中国。如蒙赐复，请登报章，五日后无回信，则亦不能久待。恐中国从此无安靖之日也。下具寓沪各省会党头目顿首百拜字样。”*《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五日，第2版。面对纷纷而来的谏阻废立之电，清廷急了，不得不下令禁止电报局收发反对皇上立嗣的电报。

与此同时，《中外日报》和其他新党报刊一道，对清廷的倒行逆施之举给予谴责。己亥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该报刊发论说，对二十四日立嗣上谕进行评论，称：“呜呼，此古今未有之变局，而亦天下之奇闻也。”在列举了政变以来太后为行废立所做的种种铺垫之后，感叹道：“呜呼，吾不知皇太后皇上将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耶？将何以明宫闱无猜之旨耶？将何以表训政一举，为非出于威逼之事耶？将何以自解脱于党人外侮之借口耶？”虽然宫廷大事非草茅之士所能晓然，但“报章所系，朝野之人心，中外之观听，均于是寄，今者遇此奇变，中外骇心怵目，虽在布衣之士，亦不得不伸正义以为天下告矣”。该文不仅指出立嗣之举违背祖制，而且指出此举必将带来严重后果，一是足以招内忧外侮，二是足以失天下忠爱之心、益旧邻仇攻之具，为国土瓦裂、种人殄灭之兆也。对于前者，文章指出，当戊戌政变之后，党人虽有流言，外国华民虽有电奏，外人虽有要挟，但天下士民尚不敢妄动。主要原因在于皇上虽病，尚无明验证佐，无所借口。而“立嗣之谕一出，则是党人保皇一会，师出有名矣，华民归政之请，自诩先见矣。此犹地远势弱，众散援绝，不足为虑也。吾所最虑者，内地伏莽之借词勤王，与夫外人之借口无主者，□苦于无隙可乘，今有立嗣一举，明明示以内有宫廷之变故，外有使天下自相残杀之机，叛党四出，无以制其命也；外人助攻，有以假之口也”。对于后者，文章指出，尽管政变后皇上一直未能亲政，但深明大义之士民咸能缄默不言，期待太平，而今立嗣之谕一下，天下之人都知道大宝他属，后变方长。“宫廷之中，只以母子不和不顾天下之安危，则天下之人又何苦以身家性命，供天下之牺牲耶？夫国以民为体者也，而民以国为大者也。”“失民心，失天下，此为国体瓦解之兆也，天倾□，民何以安？驱而之英之美之俄之德之意之日，而别戴一天已耳。民既解散，则国体无人为之支助，亚洲大陆之上，横有□画，欧美日各行其权已耳。”*《读二十四日上谕恭注》，《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1版。据此可见，立嗣的一个严重后果即是，使政变以来已经开始离心清廷的新党公然走上与清廷对抗的道路，庚子勤王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外日报》再刊“论说”《论中国有民无臣》，对立嗣上谕颁布后沪上士人的谏阻表示赞赏，对海外华民奏请归政、声明大义于立嗣之先大加赞扬，认为由他们的义举可见“尚知有君，则天下人心不散，外侮交攻不急，虽事未见效，而由此以后，明见中国民心之不死”。并对政变以来，内外大臣、督抚揣摩求全、不谏阻废立加以谴责，认为如果这些重臣“能力明大义，洞烛几先，逆折非分之谋，而持天下之大局”的话，“何至九重之尊，其去就之轻等于蒿草也耶！”正因有民无臣，故“勤王之兵戈，亦何及哉，亦何及哉！今而欲望亲贵之靖反侧，无可望也。今而欲望藩臣之伸义讨，无可望也”。即使如此，作者仍呼吁：“合群力以正朝廷，则庶几大陆克完，黄种得存，今日之天下，犹为大清之天下。皇上以往之日，犹生之年，故不惮讳触，以为诸省之士民心怀忠愤者告。呜呼！事机莫失，豪杰之起，吾望之也。”*《论中国有民无臣》，《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1版。这里，新党舆论已经在呼吁武力勤王了。

而且，在《中外日报》看来，立嗣并非清廷的最终目的。十二月二十六日，该报刊出消息，称：“得寓京西友电云，自下立嗣之谕后，都中人心大为震动，传言尚有非常之谕旨，业已拟就进呈，将依次颁布。又得电云，当诸大臣入内面聆谕旨时，有欲谏阻者，因太后声色俱厉，默然而退。昨晚七点钟又得西友密电，知已定明年元旦改年号为保庆元年。续又得电云，内庭已令军机处查检乾隆内禅成案，将一切授受典礼预行布置，准于明年元旦举行。”如果立嗣后无人反对，接下来便是内禅改元。据说，“京师大事之公文即刻办齐，将于廿七八日下禅位诏于天下，改元保庆而弑旧君”。清廷选择在年末岁终了此大事，也是有深意的，“盖从某大臣计：待于岁晚书信鲜通、报纸停刊、人事鲜暇之机会，赶了此一大事，可以万全”。然而，在中外压力之下，清廷未能如期改元，不得不“止其事，于廿八日下‘万寿查例’一谕”。“向例：万寿典礼或早一年着察例，或早一年余已着察例，至迟亦须早半年，从无至岁逼除，于两三日之间始着察例奏办者”，因此，“此等仓猝变计之漏谬，官场中人莫不看破矣！”*宋恕：《致孙仲恺书》，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97页。这说明，清廷改元废立之谋确有其事。

然而，在内外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清廷最终未行废立。对于此中原因，《中外日报》做了深入分析，认为致使清廷放弃废立改元的主因有二，一是以经元善为首的海内外华人的反对。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五日，该报刊出《庚子新年祷祝文》，对寓沪士人及外埠南洋美洲诸岛士人奏请归政大加赞扬，认为传言中的改元改号未能实行，正是这些士人奏请的结果。二十九日奉到皇太后为皇上举行万寿庆典之懿旨，三十日奉到皇上毋庸举行之谕，又奉特开恩科之谕旨，“于是沪上士人所私心祷祝者，咸为之一慰，则即谓一诚可以格天，愚公可以移山，若上海，若外埠，若南洋，及美洲诸电奏，不为无益也”。恽毓鼎也曾说：“八月以后，内外籍籍，谓将有桐宫之举，每日造脉案药方，传示各衙门，人心恟惧。于是候选知府经元善，在上海联合海外侨民，公电西朝，请保护圣躬。虽奉严旨名捕元善，而非常之谋竟寝。”*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乐斋漫笔 崇陵传信录(外二种)》，“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8页。宋恕也说：“今上之性命虽未知尚能延到多少时日，要之，经元善之舍身为国，实我浙江数百年来仅见之气节大儒矣。”*宋恕：《致孙仲恺书》，胡珠生编：《宋恕集》下，第697。其实，与经元善、海外华侨一样对清廷的废立图谋起到阻止作用的，还包括《中外日报》在内的诸多新党报刊，它们的报道、批评对清廷无疑是一种无形的牵制。

二是列强的干涉。据《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六日的《追述立嗣近闻》：“闻此次自下立嗣之谕后，日本钦使即亲诣总理衙门而告王大臣云：如此后再有出人意外之事，则日本非特干预而已，并将以兵力相向。各国钦使亦如其言。总署适又寄到各处力请归政之电，故太后深为感悟，待皇上恩礼如故。”宋恕也说，当经元善等人“飞电谏阻”之际，“又得日本公使行公文于政府，声明：‘若诸大臣敢行弑废，本国定必兴师问罪！’于是刚毅、李莲英等之逆谋中止。”*宋恕：《致孙仲恺书》，胡珠生编：《宋恕集》下，第697。列强的态度一直是清廷废立决策中考虑的重要因素，各国使臣的警告自然会阻止清廷再行“出人意外之事”。

尽管清廷没有改元改号，但这并未能安抚新党之人心，他们所期盼的则是太后归政、光绪亲政。光绪复辟不仅为“宗社之幸事”，而且为“大清万世无疆之体也”，因为光绪复辟可以拒外侮，可以杜内患，更重要的是可以“慰人心”，使人心不散：“顷岁以来，国家多故，而共主之名号，巍然尚存，一统之板□，依然如故，实由人心所向，以皇上为依归，故足以弭患于无形，维持夫国运而非强弱之形所能□，瓜分之说所能摇，其故可思，其理自在，则所以慰人心而绵国运者，又可想矣。”*《庚子新年祷祝文》，《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五日。公然恳请太后归政，是经历了戊戌政变以来的风霜雨露之后，新党士人做出的负责任的选择。倘若太后坚持不归政，其结果只能是对抗、决裂。对此，《中外日报》翻译《字林西报》的《论立嗣近情》，即如是说：“现在帝位已有二十五年矣，天资明敏，为众所归，所以中国有识之士，只承认光绪皇帝。苟皇帝在位一日，众心即归附一日。因皇帝实能发奋有为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用康有为，力求维新，能以国务为重，一心欲保全中国四百兆人民，使之强盛。故百姓亦感奋兴起。若皇太后则偏重满人，近年之措置，于治理天下、保全元气之道似有所缺。两者相形，百姓之望光绪皇帝复位，以治天下，有如饥似渴矣。以上所言情节，皆系据理立论。中国士民之力求皇帝复位者，实皆发于忠义之气，即为忠义之民，倘皇帝竟不能复立，一旦遭非常之事，则此忠义之民恐均将变为乱民，无法以止压之。深为可虑也。”*《论立嗣近情》，《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第1版。

分析至此可见，己亥年《中外日报》的报道与政变之初已大异其趣，特别是己亥年八月之后，该报在看到慈禧复行新政无望的情势之下，进一步明确其报道方向：呼吁太后归政，皇上亲政，并对慈禧的废立图谋密切关注，不断提出警告。立嗣上谕发布后，该报更是对清廷的倒行逆施加以抨击，甚至呼吁武力勤王，与天津《国闻报》、上海《新闻报》等报刊相互配合、互相支援，一道成为新党舆论的重要阵地。

在阐发自己主张的同时，《中外日报》还对当时守旧派的阵地《申报》进行批判。政变后，《申报》一直以维护慈禧太后、批判康党为己任，在己亥年底清廷立嗣之际，更是以为清廷的倒行逆施摇旗呐喊为荣，这引起了新党中人的不满。己亥年十二月初四日，汪康年收到夏曾佑的来信称：“《申报》议论愈趋愈下，当思有以惩之。”次年二月，夏再次致函汪康年，说：“一、此处只见《申报》，令人不可卒读，不知公等何以听其自然，不加惩创？我思只须上一告白，敬告申报馆主笔人，只有两言请其自择，若果为清太后之忠臣，则请遵前年八月廿□日之上谕，即将该报馆闭歇，若仍开报馆，则显背太后之谕旨，即无异康党云云，彼断无可辨，以后公等即可尽情痛骂矣(痛骂亦不必，当思巧计以倾覆之)。一、公等若不速行殄灭《申报》，则《申报》将来必罗列公等之名，而我等俱为所卖。”*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48页、1354页。夏曾佑认为，《申报》的议论危及新党诸人的生存，因此希望汪康年利用《中外日报》加以回击。英雄所见略同，就在接到夏曾佑来信的前一天，汪康年主持的《中外日报》已经开始对《申报》出手了。十二月初三日，《中外日报》对《申报》之守旧给予回击，该报刊登“日本佐原笃介君来函”，称：“启者，中历上月二十九日，《申报》载有叛臣赴美一则，谓译自《大阪每日新闻》，开首云‘中国大逆不道之梁启超’云云，按每日新闻原文并无‘大逆不道’四字，该报竟敢妄加，殊堪痛恨。仆即每日新闻社中人也。谨告贵馆，声明如能收入来函一门，尤所感祷。”这是对《申报》污蔑梁启超的回击。立嗣上谕发布之后，人心惊疑，各新党报刊对之大加抨击，《申报》却于庚子年正月初六日刊发《靖谣言说》，为清廷立嗣辩护，并对新党舆论横加批评，称：“废立之事远近流传，始惟好事之徒道听途说，渐且自命为识时务者亦皆横肆议论，顾忌全无。我壹不知若辈果误信谰言以讹传误乎？抑竟心存反侧，颠覆我大清二百数十年历圣相传之国家乎？……若夫今世之自命为处士横议，如孟子所谓无父无君近于禽兽者，本馆固深恶痛绝……乃去冬嘉平月二十四日，立嗣之诏下而谣言益甚，咸谓上被太后所废，或更指为已大行。夫穆宗毅皇帝之应立嗣，早于光绪五年三月惠陵永远安时皇太后俞允……只以皇上圣嗣未生，是以乞恳慈恩选立端郡王之子溥儁为皇子，何关于废立？”*《申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六日，第1版。对于《申报》为清廷辩护、批评新党的言论，《中外日报》针锋相对，次日便刊出《读初六日某报书后》，称：“戊戌八月而后，皇上示疾之故，不能使天下臣民晓然共喻，夫有疑而思表暴者，人之常情也；有所感愤而思吐露者，亦人之常情也。乃竟有人焉，指责为心存反侧，欲颠覆我大清二百数十年历圣相传之国家。噫嘻！此言也，不亦可异之甚耶！又罔指为处士横议，如孟子所谓无父无君，近于禽兽，肆口谩骂，几不复知世间有廉耻，事之可愤莫过于斯。复薄海内外诸华人，闻皇上有疾，则有恭请圣安之电；值皇上万寿，则有联名祝嘏之电；闻皇太后为毅庙立嗣，则皇皇道路，奔走筹议，有恭请皇上力疾亲政之电，斯亦可谓有父有君之至矣。”*《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初七日，第1版。《申报》将关心皇上的病情视为颠覆大清、无父无君，实属污蔑之词。《中外日报》及时发文，给予了有力回击。

三、结 语

《中外日报》由《时务日报》更名而来，本是呼吁变法的维新报刊，但戊戌政变发生后，由于其经理人汪康年与康党的矛盾纠葛，加上出于生存的考虑，《中外日报》一度成为批评康党、为慈禧训政辩护的阵地。这与上海《新闻报》政变之初即同情康党、批评朝政的态度截然不同，也与天津《国闻报》在短暂的观望之后便转向批评清廷、同情康党有所异。《中外日报》的此一报道趋向与政变前汪康年在《时务报》控制权问题上和康党的矛盾密切相关。这一度引起新党同志的不满，维新诸君甚至公开出面劝阻汪康年，要其勿对康党落井下石，更不该对清廷畏首畏尾，甚至颂扬有加。

在新党的劝阻下，《中外日报》的报道策略似有所调整，进入己亥年，其对变法的呼吁变得明确，对康党的批评也渐趋消失。但当外间传出慈禧太后有意新政的消息后，《中外日报》仍然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对慈禧复行新政充满期待。不过，清廷的倒行逆施终将《中外日报》的热情击得粉碎，随之而来的是慈禧欲行废立的传闻。在此背景之下，《中外日报》的同人们认识到，要想继续新政，首先必须光绪帝重掌政权，依靠慈禧太后是不可能的，于是呼吁慈禧归政、反对废立遂成为此后该报的报道宗旨。面对清廷的立嗣逆举，《中外日报》不仅知无不言，对慈禧训政的合法性大加质问，而且对旧派的舆论阵地《申报》的言论进行回击，显示了其坚定的变法立场，与《新闻报》《国闻报》等新党报刊一道，成为对抗清廷倒行逆施的重要舆论阵地。可以说，新党于政变后逐步培养出来的对抗朝廷、监督朝政的意识，不仅牵制了戊戌己亥政局的急速逆转，而且在庚子以后的政局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这在政变后渐趋不堪的朝政中，无疑是一个耀眼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