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晔

（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 天津 300350）

近年来，关于旅游研究的理论体系、理论来源和学科独立性等问题频频引发讨论。这一议题引发关注的原因在于，我国旅游研究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近40年的探索、积累和建构，到了一个总结和反思的新阶段。“哲学三问”式的自我审视，对于旅游研究学术共同体凝聚力量、寻求新突破具有重要作用。笔者的研究领域从管理学转向旅游学，作为一个旅游研究的“新人”，尝试对这类问题给出几个自己的观点，供大家讨论和批评。

一、概念创新是重要的理论研究领域

科学研究的目标是对现象作出理论解释，这里的现象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由于现象所处的环境比较复杂，涉及诸多文化、制度和人的因素，其中的描述性研究更多。但理论解释仍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目标（Merton，1968）。有学者把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解释分为两类：因果解释（explanation）和意义阐释（interpretation），认为因果解释类的研究力图揭示社会现象发生的原因，而意义阐释类的研究侧重阐释行动的文化意义（彭玉生，2011）。

对于旅游领域来讲，上述两类研究形态都是广泛存在的。旅游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早期的研究多数是以事实性（factual）为特征的描述性研究，即针对旅游客观世界的事实和模式，描述与旅游相关的现象、旅游的影响以及旅游与其他经济力量的关系（Butler，2015）。申葆嘉（2010）在阐述旅游基础理论时，也提出旅游理论的建立需从旅游现象的研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