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学芳 叶平

摘要：绿色发展必然要求绿色知识的创造，而绿色知识的创造必然源于绿色发展的方法论指导。在河流管理发展领域贯彻绿色发展，并以河流生命的提出为例，体现了绿色知识的创造。但是，提出河流是生命，为什么比提出火和地球是生命更有合法性，需要以怀特海“创造的冲动”为理论基础，对河流生命概念构建的事例加以诠释。首先，河流生命的构建基于一种重要性的感觉并对应着某种实事，从而激发创造的冲动。而要把这种冲动转变成持续的创造力量，需要来自对生命与河流的类比和联想的内省，其内涵体现出主体创造的“艺术意味”。但是，只有“外感”和“内省”还不够，还需要把二者整合起来的主体情结，我们称作“创造性情结”。这种“创造性情结”，揭示河流生命创造活动中情感、思想和记忆的作用。其次，建构河流生命是在地球水循环的有机整体论的意义上理解和界定作为其部分的河流生命的性质、价值及其管理观念变革的意义。为此需要进一步阐释河流生命的重要性，可以描述和可以展现的表达，以及可以认知的和可以意会的理解。

关键词：绿色发展；河流生命；生态伦理学；怀特海；思维方式

绿色发展必然要求绿色知识的创造，而绿色知识的创造必然源于绿色发展的方法论指导。在河流管理发展领域贯彻绿色发展，并以河流生命的提出为例，体现了绿色知识的创造。但是，构建河流生命概念，受到不少质疑，其中典型的就是指责犯了“生命泛化论”的错误。其理由是：这样认定河流生命，同理也可以认定火是生命、地球是生命等等。究竟怎样认识创造河流生命概念的问题？我们认为，创造新概念是人类的本性。河流生命概念的创造，不只是一时冲动，而是绿色发展时代的需要并有其方法论基础。我们试图基于美国哲学家怀特海的《思维方式》，从语言逻辑哲学层面诠释河流生命提出的重要性、表达方式和理解方式。

一、重要性：为什么说河流生命而不说火生命、地球生命？

探讨河流生命概念在方法论上与其他非生物事物的生命概念实质上没有什么绝对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如探讨火生命的概念、地球生命的概念等，因而河流生命概念只有相对的“重要性”。现在的问题是，在逻辑上为什么我们以为河流具有重要性并被赋予生命，而不说火是生命或地球是生命？河流生命似乎比火生命或地球生命具有重要性，这个所谓的重要性是何意？美国哲学家怀特海在他的著作《思维方式》的第一篇“创造的冲动”中阐释了“重要性”范畴并把“重要性”置于第一讲的第一章的内容。他认为，“哲学研究中，第一章的内容应当是无拘无束地考察一些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终极概念（ultimate notion）。我这里所指的是文献资料中、社会组织中、理解自然显相（occurence）的努力中所固有的一般原则（generalities）。这类概念没有定义，不能依据比它们本身的范围更为广泛的因素来对它们进行分析。它们之中每一个对于深度与其自身相等的不同意义的各组概念来说，都表现出是必要的。在讨论这样一组概念时，只要将语言稍加调整，其中任何一个概念都可以挑选出来作为中心概念”。

根据怀特海的观点，生命、河流、火和地球都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终极概念，不能借助非生命、非河流、非火和宇宙来定义河流、火和地球，它们所固有的一般原则是符合非线性物质运动的、活的、有秩序的、自组织的复杂性系统，其中任何一个概念如河流、火和地球都可以挑选出来与生命搭配作为中心概念。

似乎一旦挑选出了中心概念，也就意味着是在某种体系化的思想中的中心、重心的形成。而“一切体系化的思想都必须从一些预先作出的假定出发”。因为“在任何体系化的过程中，对于这些材料的语言表达，都一定要加以整理、润饰，使之有秩序”。这种旨在建立体系的预先做出的假定，目的是为了建立认识上的秩序，而这种情况下建立秩序的思维过程就是体系化的思想，包括这是重要的、往前排，那是不重要的、往后排等思维原则。

但怀特海反对“从建立体系开始”，在他看来“哲学不能排除任何东西，因此它绝不应从建立体系开始，它的起始阶段可以称之为‘收集（assemblage）”。他认为，在西方文献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和威廉·詹姆斯这四位思想家，对于文明思想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在哲学收集上所取得的成就，不过他们每个人都对哲学体系结构的创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写道：“柏拉图把握了数学体系的重要性，但他的声誉靠的是他的各篇对话中大量含义深刻的暗示……亚里士多德把他所收集到的东西系统化……莱布尼兹继承了两千多年的思想……威廉·詹姆斯，他实质上是一个现代人。他的才智可以说是以关于过去的东西的学识为基础，但他的伟大本质上是由于他对当代的观念有惊人的敏感。他通过旅行、与世界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他自己所做的多种多样的研究而了解了他所生活的世界。他做过建立体系的工作，但他首先是从事收集。他的理智生活的特点就是反对为了体系而忽视经验。他通过直觉发现了现代逻辑现在正在研究的伟大真理。”

怀特海在这里所说的收集并例举历史上的经典作家的典型贡献表明，收集是非常个性化的经验过程，在我看来“收”是指资料的开采和验收，包括目标意向、资料选择和定向积累；“集”是指会集，包括两种会集形式：一是“加和”会集，体现为“会集的整体等于各部分之和”，这是一种算术做加法的机械加和；二是“整合”会集，体现为“会集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这是一种几何加和。因此，收集的过程不仅仅是简单地、孤立地累加，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意向或目的指引下进行的选拔和综合创造过程，尽管这种创造还仅仅停留在经验以及从经验向理性过渡的阶段，但创造性思维的理性意向的导引不可磨灭。事实上，为什么提出河流生命的概念，而没有提出火生命的概念，主要原因是有没有人进行那方面资料的收集，以及什么样的人进行的资料收集。当然收集不是没有目标的，这种决定目标的东西就是社会需求。

河流生命的提出起源于收集。如果没有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李国英——类似威廉·詹姆斯的角色——還有他所带领下的黄河管理者，以及黄河自然科学家和黄河文学工作者等众多黄河人的收集，没有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的专家的收集，黄河水利委员会就不可能如此之迅速地大胆提出河流生命及其伦理的创意。相比之下，国家林业局每年都把防火作为春、秋两季减灾防灾的重中之重，森林防火职能是与其他职能，如种树、砍树、生物学保护和倡导绿色生态文明是并列的整体职能的组成部分。参照美国和西欧对林火的管理方式主要不是防，或人为干预，而是疏导和顺应，“让自然做自然的事情”的原则是他们林火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我国林火管理奉行怎样的理念？多少年以来我国林火的管理就有顺应自然论与控制自然论的争论，究竟怎样定位森林火因子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是需要研究和探索的实践问题。地球科学的当代发展不能不考虑人类因素，究竟怎样突破自然科学与人文与社会科学“二分”的格局，闯出地球科学学科发展的新路，迫切需要概念的创新。

但是，如果没有人及其共同体以构建“火生命模式”或“地球生命模式”为目的資料收集，也就没有像黄河水利委员会那样上升到国家生态与环境管理的高度提出“火生命”或“地球生命”的概念。但是，无论是从“火生命”概念引发出林火管理新方式，从“地球生命”概念导致地球科学基本观念的变革，还是从“河流生命”概念引发出河流管理观念的革命，都不仅仅是学科内部概念和逻辑演替的需要，还包括潜在或显在着的社会重大需求的拉力。提出河流生命而没有提出其他事物的生命，差异在于：在概念选择上有没有敏感的主体及其共同体进行资料的收集。显然，河流生命概念的收集是一群学术共同体而不是几个人，是政府部门（水利部）确认而不仅仅是个人兴趣和某些集体意愿——潜移默化地形成了学术共同体的信念，从而不应仅停留在河流生命概念的提出上，而是要有组织地深入开展研究，凸显出河流自然生命的发现与文化生命的塑造，不仅体现重要性，还要揭示重要性的意义。

现在的问题是：河流生命概念的提出和重要性的认同，形成了一种共同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否是“从众效应”的结果？这就是所谓“成真条件的问题”。“也就是询问信念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被确证为是真的”，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从众结果。

根据怀特海的观点，河流生命概念的提出以及在学术共同体中形成的重要性信念具备的“成真的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有一种“重要性的感觉、重要性的假定”；二是“这种假定绝不完全是主观的设定，必然对应着某种实事”。“谁也无法回避纯粹的实事。后者是重要性的基础，重要性之所以重要正是由于实事的不可或缺。我们由于有一种重要性的感觉而全神贯注。当我们全神贯注时，我们注意实事。……这两种观念既是对立的，又相互需要。”

事实上，有一种重要性的感觉并能对应一种实事，不一定导致创造，却可能激发创造性想像，类似“一石激起千层浪”，或“一见钟情”，而要从创造性到创造，不仅仅来自对外部事物的感性冲动，还应当有感性与理性的深层交融，这就是德国艺术哲学家盖格尔所主张的主体的内在品味。河流生命概念的创造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意味，来自对生命与河流的类比和联想的内省。

怀特海和盖格尔的观点，似乎回答了创造性冲动的发生学：即“外感”和“内省”的辩证统一。但是，任何创造仅仅有冲动、有发生还不够，还要有把外感和内省连接起来的主体情结，我们称作“创造性情结”。所谓“创造性情结”，是指创造冲动发生时理性与非理性思维相互作用，非理性情绪潜移默化地诱导理性活动并使创造性的潜意识流不断涌现，“无意识中一定有成组的彼此连接的情感、思想和记忆”。正如荣格所说：“情结这东西……是一种经常隐匿的，以特定的情调或痛苦的情调为特征的心理内容的聚集物。”它们就像完整人格中一个个彼此分离的小人格，不仅是自主的，有自己的内驱力，而且可以强有力到控制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创造性情结”，通过外感与内省环节展开创造活动，呈现为思想实验，体现为一种理性自觉和伦理使命。所以，借助“创造性情结”，可以揭示李国英及其领导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所具有的河流生命创造的思维方式及其情感依赖。

实质上，“创造性情结”一旦运行起来，对河流生命概念的创造，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资料的简单收集、经验归纳性创造，还必然要走向绿色发展理性的设定（河流生命假说，循环和健康等一般特征的构想）和审视，我们认为这就是整理，也就是包括怀特海也承认的哲学思维方式的两个方面：一是体系化，即“用从科学的专门化得出的方法对一般性的批判，它以一组封闭的原始观念为前提”；二是“哲学是关于范围广泛和适当的一般性概念的思考”。怀特海非常重视这两个方面的经常化，给予很高的评价，即认为“这些精神习惯就是文明的本质”。

河流生命概念的整理有两个方面：一是从环境科学得出的方法——主体与环境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方法对传统生物生命的一般观念的批判，要突破的一组封闭的教科书上的对生命理解的原始观念，包括“载有灵魂的肉体之身是生命”、“生命的存在的基本单位是生物”、“生命是具有遗传和进化属性的生物”；效仿一切生物生命具有的“自我更新、自我复制和自我调节的有序特点”等。二是在对收集过程进行整理过程中，理性思维始终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范围广泛和适当的一般性概念的河流生命是什么，或一般的河流生命如何定义。在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上述两个方面问题，前者关注的是环境科学特殊方法如何指导思维对传统生命观念进行批判性扩展——从生物生命扩展到河流生命；后者则侧重于如何建立一般性的河流生命概念。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涉及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对这些过程的表达，其核心问题在于表达方式及其本质。

二、表达：可以描述的，可以展现的

表达是一个外现的过程，是一个由里及表、由内到外的展现过程，包括表现、叙述、解释、阐释等几个层次。其中，表现是指生存活动中最基本的表达，这是人与其他动物共有的属性。怀特海在说明表达概念时是在与重要性的联系和区别中展开的，也提到表现的层次问题。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重要性是从有限的东西中的无限性的内蕴中推导出来的。但是表达是以有限的情景为基础的。它是有限性将自身印记于其环境之上的那种活动。……在环境中，表达是起初在表达者的经验中所感受的某种东西的散播。它并不一定包含有自觉的规定，而只有散播的冲动。这种渴求是动物界最简单的特征之一。它是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假定的最基本的证明。”从怀特海的观点来看，表达是分层次的。在动物层面，表达不是人类的专利，表达者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其他有感觉经验的动物，无论是人还是动物，在表达上的共性在于：在经验中有将所感受的某种东西加以散播的冲动，这实际上就是表现。例如在生存层面，人和动物都有条件反射，都有饥渴的表现和对幼小关爱的表现等。

表达不能仅仅停留在表现的层面，由于人类的文化属性，表达必然要进入叙述、解释和论述的层面，这是人类表达的基本方式。

叙述是人类生活中叙事表达的基本方式。叙述是述说一件事或讲述一个故事，告诉人们一种见识或一个道理。叙述历史，以史为鉴，往往这种表达具有历史的线索和令人感兴趣的内容。因为“历史是对人类所特有的感受的表达的记载”。

东西方尽管在文化上具有较大差异，但是在古代对大地身份的认识上都以女性的能生育的特征加以表達，如古希腊把大地描绘为盖娅——大地女神，古代中国把天称父，地称母，生六子，还有女娲神话等。这都是一种原始冲动的叙述性表达。进入近代以来，基于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上的科学技术革命，表达了“知识就是力量”；基于瓦特改进蒸汽机和莫兹利发明“刀架一导轨式车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表达了工程技术长入经济推动全社会迅速发展的正反馈效应。这些对大自然的表达是有内容的——高扬人类中心主义，因而是以有限的情景为基础的——这种有限的情景就是“征服”自然的机器大工业活动。

那种对大自然大无畏的精神在我国建国后的“大跃进年代”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当时的民谣是这样叙述的：“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由此揭示了在那种特定的激情燃烧的时代，“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竟然流行，客观地反映出当时被激发起来的狂热的“无知加胆大”的社会心态。今天出现的所谓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就是这种人类“征服”心境的外在表达。如果叙述这段历史，显然明智的是走出“征服”自然论，倡导与自然的协同论。

河流生命概念的提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这是一个需要新概念并产生新概念的时代。我国河流管理观念的变革就经历了水资源观念——河流生命观念——大河流观的发展过程。其中水资源的观念是一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特征的河流工具价值观。秉持这种思想观念的我们只把河流看作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在行动上按照人的需要重整河流，按照人的利益取舍河流。由此导致了河流断流、河流生态危机不断出现的现象。为摆脱上述认识上和行动上的危机，我们提出了河流生命观念。这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协同进化为特征的河流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相统一的价值观。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确立了大河流观，即认为河流是地球水圈的组成部分，具有自组织的有机体功能。同时，它也是地球生物圈和人类经济圈的组成部分，具有益于生态、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的系统价值，体现两种状态：一是生存态，二是健康态。所以，黄河水利委员会提出和环境伦理学学者们确证的河流生命的新概念，对于河流管理而言是一场观念的革命。上述叙述性地表达河流生命概念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出河流生命概念创生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重要性。

表达的另一层意义是解释。所谓解释，是指把一个特殊性的问题放在一个一般性的理论中作说明的过程。这种表达过程呈现出来的是特殊性与一般性的融合。正如怀特海所说：“有意识的经验的原始方式的一个特征是它将一种范围广泛的一般性与一种显著的特殊性融合起来。”我们说河流生命概念是重要的，确立新的河流世界观是困难的，地球母亲河的生命延续是可爱的等等。这就陷入语言的精确性与模糊性的矛盾之中，因为“语言总是要陷于动物的习惯与学者的精确表达之间的这个中间阶段的一般性之中”。这种解释性的表达有两种可能的一般性理由：一种是来自美学的非理性的唯美主义解释，另一种是来自科学的理性的现实主义解释。

唯美主义与理想和情操、信念和态度有密切的关系。怀特海曾例举科勒律治在他的《传记文学》中谈到一群旅行者凝视一股急流时突然喊出“多美！”，指责对这种令人极为感叹的美丽景观所给出的却是如此含糊的解释，但他认为，“在此，实在很难用言辞的表达方式。语词总的说来指示有用的特殊属性，它们怎么可能用来描绘一切重要性所依的一般特性的感觉呢？伟大的文学作品的一个功能就是描绘隐于语词之后的生动的情感”。显然，唯美主义解释所内在的情感因素必然直接影响解释的效果，然而基于唯美主义的解释确实是一种最直接的表达方式。

这种唯美主义解释也是发现河流文化生命的钥匙。今天发现人类的起源与一些著名的河流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所谓河流文化的解释，如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南亚人发源于印度河，西欧人起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等。

人类对河流的认识在远古直到古代经过了一个宗教唯美主义的认识阶段，如基于“万物有灵论”把河流解释为众神之一（远古时代）——河神；也有人运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把河流比作养育我们的母亲河（古希腊、罗马时期和我国的古代）。直到今天母亲河的解释在我们的环保术语中仍然有其地位和价值——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河流与母亲进行联想、类比，把爱的情感移植和嫁接到河流上。其本质在于：我们对待河流不能随心所欲，要像对待母亲一样对待她。

解释性表达的另一种一般性的理由来自科学的理性的现实主义解释。在历史上，这种解释的理性根源来自于15世纪下半叶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随后在英国和法国兴起的科学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这种解释性表达在近现代时期的理论特征是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界解释为供人类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把河流解释为一种水利资源。这种理性解释是造成当代世界范围内河流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同时也是产生河流生命概念与河流生命健康伦理的必然条件。正如李国英所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在过去的300年比过去几千年都更加剧烈，土地沙化、自然资源的损耗、河流和湖泊的污染以及物种的加速灭绝，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河流的关系：人与河流之间的正当关系是什么？如何在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可持续地利用水资源？河流生命的概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涌现在人们的精神状态中。”然而，李国英并没有停留在河流工具价值的理性解释。他继续说道：“确立人与河流和谐共存，保持河流生命健康伦理并由此成为支配和管理河流的新概念，就成为思想发展的必然。”这段话解释河流生命概念的创造，不仅是为了可持续利用水资源，更在于人与河流的共生：人有发展，河流也有发展，共享绿色发展，既适应人类生命发展也适合河流生命发展。所以，把河流生命解释为：河流生命的根是水，命脉是流动，河流的发展是人与河流的协同进化。这种对河流生命的解释性表达，体现了后现代科学理性主义和生态现实主义，是一种河流观念变革的解说。

表达的更深一层次的比较正式的方式是阐释。所谓阐释，是指在特定观点的指导下，围绕着某种问题的社会背景展开的旨在解题的断言或声明，包括阐述和论述两种形式。阐述往往更加正式，不仅仅代表学者的观点，更重要的是上升到学术共同体或国家主管部门的执政理念。请看下面两段话：

“大量严峻的事实警示人们，在开发利用河流的同时，只有承认并关注河流自身的生命存在，关爱河流，与河流共存共生，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要求”，这段阐释，透射出绿色发展的国家战略和重大需求。但要付诸行动，创造河流生命概念，构建河流伦理体系，就黄河水利委员会一个部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必须跨部门结成跨学科文理交叉学术共同体。为此，黄河水利委员会邀请中国伦理学会环境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以及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专家汇聚郑州，共商议题。黄河水利委员会侯全亮写道：“2004年以来……我们组织国内著名大学相关学科教授、学者，对构建河流伦理体系、创建河流伦理学进行深入探讨。”

“通过对河流健康生命的研究，建构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的价值判断与标准，在管理与决策方面，发挥积极的理论指导作用和实践参与作用。从而科学制定开发、利用、管理与保护河流的战略规划，并坚持不懈地予以实施。”

通过上述内容的阐述，得到三点重要信息：一是开展研究的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二是开展联合攻关的行动；三是实效性凸显并坚持不懈地予以实施。

与阐述不同，论述则更突出鲜明的立场和观点。如在黄河水利委员会侯全亮研究员的报告中论述了河流伦理建构的三点重要性：

第一，“河流伦理以探索解决当代河流的生存危机为出发点，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首次提出了建立在河流生命意义上的河流伦理观，提供了人类开发利用河流的道德规范原则，揭示了人与河流和谐相处的历史必然性”。

第二，“通过分析人类与自然界作用与反作用的发展规律，深入发掘河流哺育人类文明、塑造民族品格的精神价值，构建了一种集经济、社会、生态和文化等层面的多价值伦理道德评价体系，进一步扩展了伦理学”。

第三，“河流伦理警示人们在开发利用河流中，只有顺应河流自身规律，维持河流健康生命，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河流管理提供了新的理念和行动原则”。

上述以论述的方式表达侯全亮本人主张的一种态度，具有鲜明的思想指向性：一是确定了河流生命伦理观的学术原创及其提出的历史必然性；二是确证了构建河流生命多价值伦理道德评价体系并扩展了伦理学的根据；三是指出了构建河流生命的最终的目的在于创新河流管理理念和行动原则。

实质上，提出新概念与接受新概念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提出一个新概念是容易做到的，而让人们接受则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理解。

三、理解：可以认知的，可以意会的

理解是人认知世界的一种能力，本质上是文化传承和突破的人类属性，不仅包括感性、知性、理性等机能之上的反应和推理，也包括德性、悟性和神性的领悟。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终极理解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称为理解的不可知论：“有一种理解不能为我们所领悟。其理由是：脱离被理解的事物的纯抽象的理智概念是一种神话。因为全面的理解乃是完全掌握整个宇宙，我们是有限的存在，我们不可能有这种掌握。”④另一种认为，理解是一种认知的梳理，是把外在的东西内化的过程，是知识的存在方式。因此，理解的起点是外在被理解的东西与内在自明的公理的交融，理解的结果是知识的形成。这种观点，在发生学认识论学者皮亚杰看来，符合“认识论的同化原理——主体将他的感知一运动的或概念的格局应用于这些客体的过程……这个客体是属于某个概念上的或实际上的范畴，这个范畴给予所认识客体以意义”。

理解是一个自在的认识过程，与认识主体的背景相关联，因此，通常的理解，往往有一个深入的阶段性问题。怀特海反对理解的个体决定论。他列举的典型，就是19世纪下半叶英国剑桥三一学院院长休厄尔博士（Dr.whewell）的话：“我是这所学院的主事，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就不是知识。”怀特海评论說：“这种态度在知识界中一直流行。它使想象的思维枯竭，从而阻碍了进步。”

理解在事实上是其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认识既不能看作是在主体内部结构中预先决定了的——它们起因于有效的和不断的建构；也不能看作是在客体的预先存在着的特性中预先决定的，因为客体只是通过这些内部结构的中介作用才被认识的，并且这些结构还通过把它们结合到更大的范围之中（即使仅仅把它们放在一个可能性的系统之内）而使它们丰富起来。”这是一种主客相互作用的认识论，由此不仅表明理解的认识发生，也暗示理解性认识内在无限性与有限性的关系问题。

怀特海发现，认识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他写道：“任何存在的事物，就其与其余事物的联系的有限性而言，都是可以认识的。换句话说，可以根据任何事物某种视域来认识任何事物。但是，整个视域包含了有限的认识之外的无限性。”对这种有限性中的无限性的认识，需要世代人的努力并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尽管也不可能消除无限性中的未知因素，但在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上还是取得了进步，也就是在认识上不断地接近无限性但不可能达到而已。正如怀特海所说：“我要说的是，理解从来不是一种完全静止的精神状态，它总是带有不完全的和局部的渗透过程的特征。”“任何有限的东西的认识总是包含了对无限性的一种关联。”

认识这种有限性中的无限性在近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是成问题的，因为近代科学主要体现为机械的世界观和还原论的方法论，这在认识上使人们的视域和理解进入了专业的空间，加强了认识的深度但却限制了认识的广度。如怀特海所说：“文明的思想发展所必要的专门化，在上一个世纪对于学者的哲学见解、从而对于促进学术工作的机构的发展，发生了最为不幸的影响。大学中各个系都自此强调各自的独立性。一个大学所获得的声望，也与它的这种专门化的扩大成正比。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理解的宽度变窄了。十九世纪是一个取得了伟大成就的时期，这些成就可谓数不胜数。但它未能产生对于各种各样的兴趣、各种各样的潜在的东西都有敏锐的认识的学者。”

清华大学吴国盛教授提出要回到古希腊时代的博物学传统——观察和记录：户外、田野或野外“白描”及其思考，进而洞察现象背后的本质。这与物理化学方法截然不同。这是一种从无限性中认识有限事物的方法，事物之间的现象联系透射出本质关系，这是一种在自然现实结构中认识其中组成部分的方法，也是从整体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认识具体事物的方法。

怀特海推崇这种从博物学的视角理解事物。他认为，这样理解事物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理解总是包含结构的概念。“如果被理解的事物是结构的，那就可以按照这一事物的因素以及将这些因素构成这一整个事物的交织的方式，来理解这一事物。这种理解事物的方法会显示出一事物为什么是一事物。”河流被理解为资源与视为生命的结构性存在方式截然不同：河流资源是相对人类需要定义的，暗示一个自明的前提：即自然是为人类准备好的，仅仅具有工具价值。河流资源的内在结构就是“人类需要——河流资源供给”；河流生命则是根据地球水循环圈的活性和地球生态健康存在的方式定义的，因此维持河流生命健康的内在结构必然是“地球生态健康的需要——河流生命运动——人类需求”。二是把事物看作是一个统一体，并获得关于它对其环境起作用从而体现出活性功能，而不仅仅停留在物理因果。事实上唯独地球有水，水循环是保证地球生命存在的结构要素，也是河流以其水圈的活性对其环境起作用的证据。其他生物生命是一种自组织秩序，具有生物生命功能，河流生命是另一种自组织秩序，具有与生物生命相类似的有机整体生命功能。这种有机生命功能的活性是介于森林生命活性与大地生态活性之间，根据森林伦理和大地伦理类比，河流生命同样值得道德关心。

怀特海把结构性理解视为内在的理解，把统一体理解称为外在的理解，并且认为这两种理解是相通的，不可偏废。这两种解释意义的方法是理解自然历程的方法。这种方法重在过程，“只要与过程的关系未弄清楚，任何事物最后都未被理解”。

理解离不开理解者主体的背景和推理，但主要不是以推理为基础。理解是自明的。但是我们的直觉的清晰性是有限的，而且明灭不定。因此，推理是我们用以达到我们所能达到的那些理解的手段。推理包括证实、证伪、类比等，这些是扩大我们不完满的自明性的工具。它们预先假定某种清晰性，它们也预先假定这种清晰性表现了我们对于周围世界（事实的世界、可能性的世界、价值的世界、目的的世界）的模糊不明的认识的一种不完满的渗透。

理解的方式既可以是无言的，即意会的（情感的认同、非理性的内省），也可以是明言的（概念的、逻辑的）。如河流生命概念的理解需要文学的诗意情感，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的激动层面，实质上，理解更源于河流管理观念变革的重大社会需求对水利科学学科内在逻辑发展的必然的认识。这是一种对社会“晴雨表”和未来学科进化的敏锐识别并进行社会建构的人类主体能力。

事实上，人类与具有类似能力动物的区别在于：他们有直接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而且不仅如此，还有一种能够想象的创造概念的冲动，以及把这种概念落实在指导思维和行动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力量。今天适应社会需要而层出不穷的绿色知识的创造及其广泛应用，就是如此。

理解与上述所描述的“重要性”和“表达”不同：重要性的结果是提出新概念，表达的结果是传播新概念，而理解的结果，则既有社会文化建构的意义，也具有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

第一，认同新概念、确立新语词，或者进入科学行话，或者进入日常语言范畴，进而可能替代旧语言成为新的流行语言，而语言是思维的旋钮。“在所有这些表达思维的方式中，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人们甚至认为语言就是思维，思维就是语言。”

第二，人类的精神活动和人类的语言彼此创造。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语言的变革和发展，呈现出变革和发展的渐变和质变性质。这一点在河流生命伦理观念的创造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第三，人类文化的祖辈流传，实质上就是新旧概念不断交替的过程。一个时代有一個时代的语言，时代的进步是语言的进步，而语言的进步根植于新概念的不断发现和创造，新概念本质上是对未来实在的反映。文明的发展和文化的变革归根结底是观念的变革，而观念变革始于新概念创造，终于新语言的流行。

第四，今天所谓的“绿色知识的创造和传播的时代”是绿色发展的产物，也是生态文明发展的需要，客观上反映了这个时代对生态重要性的文明表达和理解。

四、结语

河流生命，是绿色发展方法论指导下绿色知识创造和传播体系中的一个范畴。河流生命概念的创造，既来源于能够想象的概念构造的逻辑力量，也来源于能够发生作用的黄河水利委员会进行河流管理创新的实际力量。其实践思维方式体现在对河流生命意义的重要性的认识而又不局限于此。从怀特海重要性的感觉与实事相对应的创造性冲动，到盖格尔主张的从创造性到创造的主体内在艺术意味，还需要提出和界定“创造性情结”，以揭示怀特海的外感和盖格尔的内省的辩证思维过程中情感、思想和记忆的作用，即那种人格的、自主的、有内驱力的，控制思想和行为的强大力量。本质上，创造性情结不局限于创造性重要性的认识，必然把思绪引向表达和理解。这就从河流生命概念创造的理性与非理性相互作用的侧面，反映了绿色发展引发的人类社会绿色发展“范式”在河流管理理念创新层面的主体响应方式：发现河流是生命，而不是附加或强加给河流以生命。其本质在于：河流生命作为河流管理的生态伦理观念，关心其生、死、健康和疾病的状态。为了河流生命健康的管理是对的，反之，把河流仅仅视为人类满足其自身利益的水力资源，那就是错的。所以，河流生命及其健康伦理，是作为人类利用河流、管理河流、保护河流的立论基础、评价尺度和最终实现的目的，是为恢复河流在自然界中的本来面目体现出人类对自然的顺应及敬畏之情，体现了人类伦理自觉的积极创造。

[作者简介：迟学芳，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讲师；叶平，海南师范大学生态文明研究智库首席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朱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