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尘埃落定》是一部优秀的藏族风情的小说，它通过一个傻子的视角，来记叙了康藏地区一代土司的兴亡史。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并不是以单一民族文化为主体，而是将汉族文化与藏族文化融合进去，本文将从社会历史背景的角度出发，探究这部小说中的汉藏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关键词：《尘埃落定》;阿来;藏族;汉族;文化

作者简介：李旭东（1991.11-），男，河北石家庄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6-0-01

小说《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用汉语写作的优秀长篇小说，虽然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藏族人民日常生活场景，但是藏族文化只是这部小说所体现文化的一种，阿来很巧妙的在小说中融了多种文化的交织与碰撞。本文将着重从这本小说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分析在《尘埃落定》中占主体文化地位——汉藏两种文化的融合与交流。

一、作者身上的汉藏印记

阿来作为《尘埃落定》小说的创作主体之一，他身上就有着回藏混血的族群身份，在他的文化血缘中，汉文化对他的影响力并不亚于藏文化。他认为選择麦其土司一类题材是“一种必然”，同时也认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象形表意的方块字统治的国度”。这也就暗示着他虽然是藏族，却用汉语写作小说成为一种必然，他自然而然的被卷入了民族国家的一体化进程中了。

其次，就地缘而言，阿来是在四川西北部的阿坝地区出生的，这个区域紧靠着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阿坝地带既是藏域的边地，同时也是汉域的边地，这种“双重边地”的属性，也决定了阿来在文化的认同上，同时认同汉人和藏人的传统。从而使小说避免了单一的民族文化主体，而是被作者纳入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现代宏大叙事想象范畴。

二、小说中土司制度的汉藏背景

《尘埃落定》这部小说描绘了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的传奇一生，而带有少数民族特色的政治制度——土司制度，也是汉藏两种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在小说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土司制度中的汉藏融合体系，汉文化高级而又神秘，它对土司制度有着最高的决策权。麦其土司的权力就源自于更高一级的权力分配——朝廷的册封。他甚至还把据说是清朝皇帝颁发的物品官印和一张地图，妥善的保存在箱子里面，一旦发生领土和权力争端，这可以说是重要的凭证，以证明他是“钦定”的身份。就在小说的第一章中，麦其土司就和汪波土司之间出现了领土和属民的纷争，虽然清朝已经灭亡了，可麦其土司依然带着自己的官印和地图，“到中华民国四川省军政府告状去了”，由此可见，麦其家族的权力统治还是受到汉族权力的制约的。

三、傻子身上的汉藏血缘

《尘埃落定》是用第一人称写成的，小说中的“我”既是麦其土司的儿子——未来家族的继承人，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傻子。“我家”拥有着“东西三百六十里，南北四百一十里”的地盘和“三百多个寨子，两千多户”的属民。庞大的土司统治王国，使得傻子一出生就不一般，他不是被别人嘲笑的乡村傻子，而是被侍女和家仆精心呵护的主人。

傻子的傻是从何而来的呢？小说中说“我”是老麦其土司喝醉酒了，才把“我”生了出来，这就让“我”的脑子与正常人有很大的差别。而“我”的母亲，却不是藏族女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汉族女人。书中记述了傻子的母亲是一个商人买来送给父亲的，这个母亲没有学历，出身低下，用藏族的话来说“骨头比我们还贱”。直到小说最后，傻子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原来是个妓女，这让这位母亲的身份更加充满了神秘的文化暗示。

恰恰因为傻子的母亲是汉族，这让傻子一出生就有了汉藏两种血缘，父亲是藏族中高贵的土司，母亲是汉族中低贱的妓女，汉族的文化，正在渗透着他们的日常，也在傻子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四、汉藏双方的外来者

在阿来构建的小说故事中，有多个远道而来的客人，贯穿在了小说情节的脉络中，给读者留下了非常重要的印象。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是从汉地来的黄特派员和西藏的僧人翁波意西。

黄特派员可以说是汉文化的人格化代表。他是父亲搬来的救兵，主要是为了调解麦其土司与汪波土司的争端。黄特派员的到来，其实象征着一种政治背景，汉藏在政治关系上是一体化的，但对于土司来说，他所带来的罂粟和武器更加具有现实直接意义。

而翁波意西的出现则象征了一种更加理性的精神，他是一位年轻的僧人，曾经获得了一个僧侣所能得到的最高的学位——格西学位。他来到这片土地上，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传教。建立新的教派，以取代那些“充满邪见的、戒律松弛的、尘俗一样的罪恶教派”。这两位外来者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无论是汉地的黄特派员还是藏地的翁波意西，都有一种象征的意象。

参考文献：

[1]王洛，论《尘埃落定》的反“史诗”意识，商洛学院学报2011年第25卷第1期.

[2]房伟，“新民族文化史诗”的空间意识呈现——《尘埃落定》重读，民族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