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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学视域下林黛玉的人格特征塑造

2018-03-14李欣忆徐晋波贡力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8年1期
关键词:林黛玉

李欣忆 徐晋波 贡力

内容摘要:本文从文化心理学和人格心理学的角度入手,采用中国本土人格理论“大七人格理论”分析了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女性主角林黛玉的人格特征,并籍此发现女性形象背后隐含的古代文化心理。

关键词:文化心理学 大七人格理论 林黛玉

1.引言

我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红楼梦》创作于18世纪中叶,是公认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集大成者。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木石前盟、金玉良缘”中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开了一幅封建社会波澜壮阔的生活图景,讲述了一出跌宕起伏的生命悲剧。小说中诸多的人物人格塑造都极其成功,使得这部小说历经百年仍未衰落,依旧生命力鲜活如初,归根到底,这即是文化的力量。

小说引人入胜的核心力量之一即人物人格的塑造,因为人格才是人物为何拥有其特定行为举止、心理思维的根本存在,也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揭示小说情节走向的线索之一。而人是一种文化存在,人总是归属于某一种文化环境的,生活于这种文化之中,无论是小说还是现实,人物的人格、心理和行为,都将被文化环境所制约,当前已有充分的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证据证明文化对人的塑造力量。本文从文化心理学的视角出发,采用中国文化人格研究中的“大七人格理论”为依据,以“红楼梦”塑造的非常受读者欢迎的女性主角林黛玉为例,着重分析了林黛玉在中国文化心理环境下的人格特征,以期为小说主角人格塑造与文化人格的相互印证提供新的视角,窥见在中国文化中人们对文化人格和小说审美价值的心理期待。

2.“大七人格理论”的内涵及意义

人格是文学作品塑造的核心点之一,且人格不会完全脱离社会文化背景。当前心理学研究已经有确凿的生理学和心理学依据可以证明,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和西方人的人格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中国人的人格和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有一种内在且深刻的联系。王登峰、崔红等学者分析并验证了西方的“大五”人格模型,(西方的人格结构由外向性、愉悦性、公正严谨性、神经质和开放性等5个维度构成),发现并不能有效准确的概括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因此他们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最终形成了由七个因素构成的“大七”人格结构模型,同时,这七个因素的内涵意义也与西方人相同因素的意义有所区别,更多的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和烙印。

“大七”人格结构模型用七个维度来对中国人的人格特点进行全面的概括和描述,深刻体现了文化对人格的影响力。这七个因素分别为:外向性,这个特点包含直率好动、开朗大方、热情亲和等意义;善良,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好人”的内涵和特点,包括对人真诚、宽容、关心他人以及诚信、正直和重视感情等品质;行事风格,指个人的行事方式和态度,理想的高分者做事认真谨慎,思虑周密,行事目标明确,切合实际,自我克制等;才干,反映了个体的工作能力和态度;情绪性,反映的是个人在做事和人际交往中表现急躁和直爽的程度,理想高分者更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处理问题稳重;人际关系,反映了个人对待人际关系的基本态度,主要包括宽和和热情两个因素;处世态度,反映的是个人对人生和事业的基本态度。

3.林黛玉的人格分析

小说《红楼梦》穿越了数百年的时光,时至今日依然熠熠生辉,其中塑造的多位女性主角都用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吸引了无数的读者,或许她们并不是读者心目当中完美女性的模型,但她们身上确实存在着可以称之为“原型”人格的一些女性人格特征,因此才能唤起读者与观众广泛的共鸣和深刻的记忆。

《红楼梦》中,林黛玉生得倾城倾国容貌,兼有旷世诗才,具有与其他俗世女子不同的人格特征。在外向性方面,她并不符合高分者活跃、合群、乐观的基本特征,她生性好静,心思细腻,若遇到一些事情,总比其他人要敏感多思,且偏向于悲观的思维方向,例如第二十六回林黛玉到怡红院敲门,刚好碰到晴雯生气,没听清是林黛玉的声音,没去给她开门,林黛玉就错疑在宝玉身上,心中转过许多念头,越想越悲伤,终致“独立墙角边花阴下,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回去后,又“倚着床栏杆,两手抱着膝,眼睛含着泪,好似木雕泥塑一般,直坐到二更多天”。

在善良的维度上,林黛玉比较偏向高分者的特征,她重视感情,视若生命之重,心地纯良,待人没有心机,他人来求她,她也以诚信之心待之。第四十八回,香菱要学诗,林黛玉笑而应之,并不以她卑妾的身份而瞧不起她,就笑道:“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作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在教诗的过程中,先对她讲一般的原理,又给她推荐好书,并借给她必读书《王摩诘全集》等,帮她解释诗意,然后命题作诗。批改诗篇尤其认真仔细,真正做到了其自诩的“诲人不倦”,非常真诚热情的帮助她。此外,她对她的婢女紫鹃也非常诚恳踏实,如同姐妹一般,由此也可以看出她心底的善良。

在行事风格维度上,黛玉自小受到封建贵族家庭的严格教育,所以严谨、自制、沉稳,含蓄等特征在她身上有一定的表现,但她在众人的心目中,卻仍然不如宝钗“会做人”、“温柔敦厚”,为人人所夸赞。宝钗的为人处世原则是“不关已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只在心里明白,但装作看不见。而黛玉见到一些事情时,很少思虑周密后刻意压制自己,而更多用尖酸刻薄的话语指出,让人很容易看得出来她情绪的变动和表现。此外,黛玉也较众人更加孤高任性,很少与他人融合,所以并不符合做事认真踏实、思虑周密、行事目标明确以及守规矩合作的高分特征。

中国文化下的才干维度,和日常理解的才干并不完全一致,这里的涵义更多倾向于做事情的能力和态度,包含了决断、坚韧、机敏的关键因素,而不是个人在某方面表现出来的才学能力,因此,黛玉虽然诗情才意出类拔萃,但在这个维度上,黛玉并没有表现出高分的特质。她多愁多思,几乎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一个“情”字上遇到事情和挫折很容易纠结于心,虽然王熙凤认为黛玉具有理家才能,在大观园管理决策时她也提出了自己的有效意见,只是身体太弱,执行与魄力也与探春相差甚远,最终还因为宝玉的婚事而“郁郁不解”,一病不起,魂归离恨天,不符合高分者坚韧果断的特征。

在情绪性维度方面,黛玉也具有其显著特征:敏感、细腻、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在早期的时候,处理事情也不够稳重。薛宝钗、史湘云都曾受过宝玉不留情面的顶撞,她们也不过是“满脸通红”而已,而林黛玉却只因一点误会受了点委屈就撕心裂肺的痛哭,并且一旦因为外事产生了抑郁和伤感的情绪,就会放任自己深深沉溺于感伤中,一曲《葬花吟》弥漫出无尽的悲伤与哀怜,以至于伤神伤身也不自顧警醒。

在人际关系维度方面,黛玉更多的表现出众人公认的“小性儿”一面,说话尖酸刻薄不饶人、诸事好挑剔:周瑞家的替薛姨妈给贾府众姐妹送宫花,送至林黛玉时,黛玉得知其他人也都有花时,当时就“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对于未见过什么世面,初到大观园的刘姥姥,黛玉叫她“母蝗虫”;而在惜春画大观园时,黛玉又说这大观园盖才盖了三年,如今画起来,又要研墨,又要蘸笔,画两年不为多,暗讽惜春画技不高。众多的事情使得黛玉很容易得罪他人,在人际方面远不如宝钗深谙人心,掌握俗世圆滑,处事大方得体。

处世态度在中国文化的人格结构中反映个体动机水平,特别是成就动机或追求人生发展的动机,包括了淡泊和自信两个小因素。黛玉品性高洁,她厌恶贾府众人虚伪贪婪的行为,固守自己内心的纯洁,“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对于自己,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制约,黛玉并没有对事业和人生发展的远大追求,也没有坚定的信心,即使是她一生为之追求的爱情,她也始终充满着猜疑,对感情缺乏信任,特别是“金玉良缘”的说法,使得黛玉时常猜忌宝玉,“我没这么大福禁受,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我们不过是草木之人。”所以总的来说,黛玉淡泊名利倾向较高,不追求俗世繁华,自信倾向则较低。

4.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印刻在这部小说的每一位女性角色的身上,林黛玉不是期中最完美,最符合封建社会期待的女性,她不够“识大体”,不够“知世俗厉害”,带着自己的“小性儿”,带着对贾府中虚情假意的厌恶和鄙夷,但她的俊丽温婉、知书达理、才情绝世、品性高洁、痴情无双,都是传统文化中对女性人格的理想因素。当然她的身上也带着明显的封建时代特征,黛玉一生以情为生命和生活的全部,对于男性有着非常依附的一面,无力自主自己的命运和爱情,在大多数人格维度上都处于较低的分数,这种人格缺陷的形成有着封建文化的重要原因,也造成了她生命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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