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当前农村不良社会风气的态势、成因及对策
——基于全国200多个村4 000多家农户连续3年的调查

2018-03-14张利明

关键词:人情子女农户

李 敏,张利明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武汉 430079)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开展农村不良社会风气专项治理,整治农村黄赌毒、非法宗教活动等突出问题”,“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提出“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适应的优良家风、文明乡风和新乡贤文化,提升农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加强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引导群众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人情债等陈规陋习”。连续两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提到整治社会风气、培育文明乡风,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当前农村社会风气问题的高度重视。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农村社会风气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调查和研究,不过主要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方法,且侧重于农村结婚彩礼、人情消费、老人赡养等单一问题的研究,缺乏全国性的大型调查和深度研究。那么,当前农村存在哪些不良风气,造成不良风气的社会根源是什么,又该如何培育文明乡风,传承乡村文明?为回答上述问题,课题组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平台,围绕“乡村不良社会风气”这一问题,从2014年至2016年连续3年对全国31个省(区)的农村进行问卷调查。2014年暑假调查到265个村4 178家农户的有效样本,2015年暑假调查到267个村4 078家农户的有效样本,2016年暑假调查到261个村3 819家农户的有效样本,2016年12月调查到262个村4 245位农户的有效样本。依据调研数据,本文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以期对当前农村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总体研判,并深度剖析其形成的社会根源,在此基础上提出系统性、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二、当前农村不良社会风气的总体态势

(一)浪费攀比之风兴盛

1.“人情渐变异,压力猛如虎”。调查数据显示,有人情消费的受访农民2016年户均人情消费为5 297.47元,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高达16.08%。在农民的日常生活开销中,除饮食消费外,就属人情消费最高。据调研统计,16.66%的受访农户每年人情支出超过1万元,人际广、生意大的家庭要好几万元,5.91%的受访农户人情支出占到家庭收入的一半,更有甚者要举债随礼。

随着人口流动的不断扩大,农村人情消费范围也不断延伸,消费媒介呈现货币化趋势,消费主体的心理呈现“亚健康”状态,农户人情消费的负担越来越重,人情压力也越来越大[1]。调查中有农民戏称:“人情不是债,头顶锅盖来卖,没钱的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还人情”。调查数据显示,人情往来过程中,63.52%的农户表示“宁负债不欠情”;在沉重的人情消费负担之下,66.63%的农户赞同“人情猛于虎”这一说法;有51.68%的农户坦言人情消费压力非常大(见表1)。在农村,人们把人情看的比什么都重要,钱可欠,但人情不可欠。“你办酒席时别人随过礼,那别人办酒席,你就必须等额或更高的随礼,否则关系不好维持,而且还会被人戳脊梁骨”。频繁高额的人情支出让农民不堪重负。

表1 农民对人情消费的看法

2.结婚花费飙升,“因婚负债”现象普遍。数据显示,农民的结婚花费持续增长,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结婚花费平均为152.85元,进入90年代农民的结婚花费飞速增至13 946.46元,突破1万元大关。到了21世纪,农民彩礼花费增速愈加迅速,头10年的均值为50 765.54元,2010年以来更是突破10万元大关,达到114 013.38元。总体来看,农民的结婚花费均值呈现倍数增长的态势,每个年代的增长率都在100%以上,尤其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增长率更是达到了280%和264%(见表2)。

表2 不同年代农民的结婚花费

天价彩礼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户娶不起媳妇,有些家庭因娶媳妇而致贫、返贫或债台高筑。在4 033个有效样本中,23.90%的受访农户表示“因婚负债”,户均负债金额为22 192.89元,结婚花费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压力。彩礼一直存在于农村的现实生活中,并且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2]。在农村,“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的现象普遍存在,农民直呼“娶不起”。甚至有的农民表示“过去养儿怕抽丁,如今养儿怕娶亲,娶亲拔了老树根”“儿子结婚犹如过鬼门关,不死也得昏三天”。

3.“厚葬薄养”问题严重,“因丧负债”现象普遍存在。通过考察农村丧葬花费情况发现,农村丧葬的平均消费为18 016.99元,接近2万元。其中,酒席消费最高,其次是棺木费用(见表3)。访谈中了解到,有的受访家庭一次的白事花费高达75万元,仅仅摆酒席的花费就高达10万元。从实地调查中发现,一些地方崇尚“礼重则显孝”,通过物质和金钱的投入,以此表达自己的孝心。湖北省江汉地区的一位老人,久病不愈,生前有4子3女,子女怕耽误外出务工,将老人独自留在家中活活饿死。老人去世以后,按当地最高规格请32位抬丧伕抬棺,并在当地浩浩荡荡的“拖街”*拖街:指按当地的习俗在街上抬着棺材慢行,街两边的住户放鞭炮为老人送行,去世老人的孝子或孝孙要向放鞭炮的住户下跪磕头,并给每家每户发送一包香烟表示感谢,这一活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为老人送行,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以此显示各自的孝心,这突出反映了“厚葬薄养”的问题。

表3 农村丧葬花费

在农村为了面子,厚葬老人的现象比比皆是,有些家庭甚至“打肿脸充胖子”,不惜借钱操办,最终债台高筑。调查的180个样本显示,6.54%的受访家庭因丧负债,平均每户负债8 779.66元。面对居高不下的“白色消费”,很多人坦言“负担不起”,同时也有不少人感叹“死不起”。在调查的2 753个有效样本中,55.87%的农户反映丧葬消费压力较大,比重超过半数;37.41%的农户表示压力一般,只有6.72%的表示压力较小。

(二)不孝之风日渐蔓延

1.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现象普遍。通过考察老年人居住情况,在4 175个有效样本中,54.75%的老人与子女分开居住。可以看出,超过半数的老人属于空巢老人,没有和子女住在一起。而家庭居住情况对子女提供赡养的可能性有着显著的影响[3]。实地调查中发现,农村中“子女住洋房,父母住破屋”的现象不在少数,一些子女嫌弃老人脏、乱、差,或是担心照料责任人落在自己头上,通过各种方式将老人“请出去”,此后对老人不管不顾。

2.子女不赡养、不孝顺老人的问题突出。由表4可知,超过一成的受访老人表示子女不赡养自己(占比14.51%)。接近一成的老人表示子女不孝顺(占比9.01%)。当前子女不赡养、不孝顺老人的问题比较突出,不孝之风在农村有所蔓延。

表4 子女赡养和孝顺父母情况

3.子女对老人的精神关爱缺乏。除了生活照料缺失外,子女与老人定期联系也较少。在调查的2 277位空巢老人中,34.65%的老人反映子女会定期联系自己,65.35%的老人表示子女只是不定期联系自己。调查发现,当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留守老人越来越多,仍有相当一部分的子女不定期联系父母,这使得留守老人的精神关爱十分缺乏。

除此之外,当前子女看望父母的时间也较少。从子女看望父母的时间来看,在2 206位受访的空巢老人中,55.89%的反映子女有空的时候才来看望,36.63%的表示“逢年过节”时子女才来看望,还有2.77%和1.22%的老人表示只有当自己“生病的时候”和“主动要求”时子女才来看望(见表5)。在农村,由于分家、年轻劳动力外出、孝文化断裂等原因,“精神赡养”缺乏问题日趋严重[4],多数子女无法或者不愿定期看望父母,大都只有逢年过节才去看望老人。

表5 子女回家看望父母的时间

(三)重男轻女之风犹存

1.农民生男孩意愿强烈。调查显示,在生育政策只允许生一个孩子的情况下,49.12%的农户表示希望生男孩,只有9.04%的表示希望生女孩,还有41.84%的表示生男生女无所谓(见表6)。可见,农民重男轻女的观念依然较重,尤其是江西、福建、广东等一些宗族观念较强的地方,生男孩的意愿尤为强烈。从实地调查来看,二孩政策放开以后,第一孩是女孩的家庭很多计划着生二孩,希望求得一子。

表6 农民生男生女的意愿

2.传宗接代观念重。进一步考察农民偏好生男孩的原因,在1 907个有效样本中,为了“传宗接代”的农户占比超过六成;17.83%的是为了养老,7.71%的是因为男孩是重要的劳动力;表示因为“继承家业”“壮大家族”和“有面子”的比重分别为5.03%、2.94%和2.52%(见表7)。在许多农村地区,传宗接代是农民偏好生男孩的主要原因,这种现象在华南地区的宗族村庄尤其普遍,有些没有儿子的家庭会通过过继的方式来实现传宗接代的愿望。

表7 农民希望生育男孩的原因

(四)封建迷信之风抬头

1.农民迷信观念较重。改革开放以后,封建迷信活动在农村“死灰复燃”,而且持有迷信观念的人不在少数。从调查数据来看,在4 027个有效样本中,有12.79%的农民表示自己相信鬼神存在,23.89%农民表示对此半信半疑,即36.68%的农民相信鬼神存在之说,从中可以看出,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相信鬼神存在之说。

另一方面,在4 024个有效样本中,有20.30%的农民相信“老人死后会继续保佑自己的家人”,36.21%的农民表示对此半信半疑,两者占比合计达到63.79%(见表8),可见,大多数农民都相信祖先保佑这一观念。

表8 农民的迷信观念

2.农村封建迷信行为普遍。逢年过节或特殊日子,多数农民会祭拜祖先、土地神、财神爷,还有部分农民会进庙烧香、看风水等。通过分析发现,在4 078个有效样本中,进庙烧香、看风水、占卜问卦的农户不在少数,占比分别为41.88%、41.03%、31.68%(见表9)。由此可见,目前农村封建迷信行为普遍,有的家庭盖房子要请阴阳先生看风水,结婚、生子、丧葬等要看黄道吉日,还有些人到庙里抽签算运,占卜问卦等;甚至有些人通过拜土地爷、拜祖先等行为求医治病、请神驱鬼。

表9 农民在逢年过节或特殊日子的行为选择*表中个案占比为响应数占样本总数的比重。该题为多项选择题,故个案占比和大于100%。

(五)黄赌毒之风日益滋长

通过借助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中国农村社会动态跟踪系统”,对2002年至2017年网络报道的“社会不良风气”事件进行专题跟踪调查。对初步数据源中的新闻事件类信息剔除重复后,共有363条“社会不良风气”事件的信息纳入农村社会动态跟踪系统,由此形成了事件分析的数据源。

1.农村不良风气中黄赌毒事件发生率较高。当前农村黄赌毒现象泛滥,黄赌毒(包括黄色淫秽事件、赌博事件、涉毒事件)的发生率为46%,大操大办(包括彩礼和人情消费事件)的发生率为25.62%,出轨、家暴、子女不孝、邪教问题、权钱问题的发生率分别为8.82%、7.99%、7.16%、3.86%、0.55%(见表10)。可见,农村黄赌毒事件在农村发生率较高。访谈中了解到,部分农村地区的村民迷恋于黄赌毒,甚至有些乡镇干部或党员也染指其中。

表10 农村不良风气事件

2.东部涉黄现象严重,中部赌博活动较多,西部贩毒事件频发。根据“中国农村社会动态跟踪系统”搜集的数据可知,农村中涉黄事件共有41件,其中东部地区发生28件,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发生了11件、2件,可见,东部地区发生比重最高,为68.29%(见表11)。实地调查中发现,在一些城乡结合部的网吧、歌厅、影像厅等经常上演黄色、低俗内容;一些经济活跃、市场开放的农村,办理红白喜事邀请的歌舞团为了博取大家的眼球,也会出现一些低俗、黄色的表演。

在农村不良社会风气事件中,赌博事件共有50件,发生率为13.77%;其中,中部地区的发生率相对最高(见表11)。目前农村赌博的情况非常普遍,一些村庄不分男女老少、不论白天黑夜打牌赌博。人数越来越多,赌博金额越来越大,由过去的5毛、1元到现在的50元、100元,输赢少则几百,多则成千上万。

统计数据显示,在76起涉毒事件中,发生在西部地区的比重最高,为44.74%(见表11)。在实际生活中,广西、贵州等边境地区是涉毒事件的高发区域,同时在一些经济条件较发达的地区,涉毒事件的情况也较多。有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将吸毒、贩毒等恶习带回农村,使毒品向农村渗透,甚至有的农村在红白喜事时,农民还约在一起聚众吸毒。

表11 黄赌毒事件在不同地区的发生率

三、农村不良风气形成的原因

基于上文的分析,可知当前农村浪费攀比现象普遍,子女不孝的风气蔓延,重男轻女现象依然存在,封建迷信活动猖獗,黄赌毒之风日益滋长,这说明当前农村不良社会风气严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国家治理取向长期偏差,农村社会“失魂”

改革开放后,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对乡村的治理也转向了经济发展。基层政府以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作为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在实际工作中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长期轻视或漠视农村社会风气等文化建设工作。重物质文明建设,而轻精神文明建设,导致农村文化建设长期投入不足,文化阵地“空壳”问题严重。有些地方虽然对文化建设有一定的投入,但为了追求政绩,往往只重视“硬件”投入,而忽视了文化建设的“软件”投入和长期培育,尤其对乡村内在的民风民俗、村规民约等很少涉及,从而导致农村文化建设成为“盲区”。由于文化建设的缺失,使得乡村治理缺乏内在的文化纽带,农村和农民普遍缺乏“精神食粮”,从而导致乡村治理“失魂”。

(二)社会转型冲击乡村文明脐带,农村文化“失根”

城镇化欲将传统的乡土社会“连根拔起”,为转型期的农村社会注入了更多的现代因子,传统农村封闭、落后的状态被打破,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利益格局、规则体系都发生了变化,大量人口处于“失根”“无根”的“漂浮”状态,导致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精神根基未能保留和传承下去[5]。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和交换关系逐渐渗入农民的日常生活、生产、社会交往等各个方面,使得农民行为和动机对货币收入最大化追求更加强烈,“社会化小农”和“市场化小农”的特征越来越明显[6]。又因国家未能及时在乡村建立起新的价值观念和体系,使得农民很难抵御外部负面观点冲击,受市场利益观念影响越来越严重,从而导致“利益至上”“金钱至上”“消费主义”等观念成为农民的行为准则,农民的日常行为日益功利化,人情往来也日趋利益化,从而导致农村人情关系的异化,引发铺张浪费、大操大办、天价彩礼等一系列不良风气。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乡村传统文化不断流失,传统农村的伦理道德体系逐渐被消解,导致乡村治理内在的柔性作用、自律性机制逐渐消失,乡村秩序的内生基础也逐步消解,乡村赖以维系的文化纽带逐渐失去作用,从而导致农村社会陷入“失根”状态[7]。

(三)城乡失衡挤压乡村内在文化,农村治理“失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这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而且使其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度降低,传统的理论价值规范也日渐断裂,农村的传统文化随着人口流动而“流失”和弱化[8]。对于外出农民而言,在城乡二元体制的限制下,“生长在农村,生活在城里”的状态,使其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又不愿意回到农村,这种“漂浮”状态导致农民精神和价值观念上的游离,农民返乡后多参加赌博、六合彩、迷信等活动来消磨空闲时间,以此引发一系列不良风气。另一方面,青壮年的外流,使得农村发展的中坚力量削弱,“386199”成为农村主要人口,使得文化活动和文化建设难以持久开展。同时,乡村中年长者在乡村文化秩序的权威不断弱化,在家庭中的角色不断边缘化,难以有效规范村民的行为或习惯,这使得乡村内在礼俗难以发挥作用。留守老人问题日益突出,也是因为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弱化,引发了农村的不孝之风。总体而言,在城乡失衡背景下,乡村传统文化逐步消退,现代文化又尚未发展起来,使得农村文化生活贫乏,而没有文化的浸润,农村的治理处于“失根”“失血”的状态。

四、破除农村不良社会风气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培育文明道德风尚作为重要着力点,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舆论导向,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推动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社会风尚。”改善农村不良风气必须从培育和加强农村内在文化基础的角度出发,将国家治理的取向由“政权治理”“物质治理”转向“以文治理”,通过强化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传承和发展乡村文明,激发农村内在文化动力,以此为乡村社会注入新资源、新要素、新活力,从而为乡村社会“塑根”,通过文化的治理培育良好的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让文明积极的风气内化于每个农民心中。

(一)深化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提升文化服务

农村公共文化的建设是促进“以文治理”的基础和前提。针对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发展滞后的问题,需要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推进农村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为农民提供优质的、均等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不断丰富农民文化生活。(1)以政府为主导,公共财政为支撑,强化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的职责,推进文化服务向基层倾斜。(2)引入市场机制,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推进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工作,创新文化供给方式,提高文化服务的水平和供给效率。(3)供给过程中,避免“运动式、大水漫灌式”的供给方法,以民生问题为切入点,以农民满意为文化服务的出发点,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和特点,针对不同农民群体的实际需求,将文化服务的供给方式、供给内容与农民日常生活相结合,实现服务的有效供给,不断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水平[9]。(4)深入推进“精准宣传”,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融入地方文化,拉近公共文化与农民之间的距离,扩大宣传效果,让公共文化深入人心。

(二)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

移风易俗是“十三五”期间深化乡村文明行动的核心内容,是新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破除农村社会的不良风气和陈规陋习,需要深化开展移风易俗活动,促进移风易俗真正“进村入户”,让文明乡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一方面,可以鼓励和支持农村基层成立红白喜事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为移风易俗搭建服务平台;民主选举理事会成员,劝导和监督农民节俭办事。同时,充分利用村庄内闲置房屋、场地、器具等为农民节俭办理红白喜事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开展新风讨论活动,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制定移风易俗和文明新风的细则,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通过制度化的规范来约束农民行为。同时,建立长效的奖惩机制,推进新规新风“进村落户”。对于严格遵守文明新风规定的农户,适当的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对于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违反规定的村民酌情通报批评。

(三)传承和弘扬乡村文明,夯实文化根基

深入推进“文化治理”,需要充分挖掘和传承农村优秀文化,注重主流文化、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创新。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文化整合功能,加强传统文化场所如祠堂、茶楼、集市等的保护与利用,依托传统文化资源建设农村文化礼堂,打造村庄文化“地标”,充分利用当地优良乡风教化资源,组织民俗文化活动,塑造村民人文精神。并结合农村实际情况,积极培育“新乡贤”,对于乡村中社会威望高、品德好、能力强的人进行重点培养和发展,强化对乡贤能人公共文化、法律知识等多方面的培训,充分挖掘乡贤传统文化,吸引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发挥“新乡贤”引领示范作用,以此优化乡村治理资源,增强农村基层文化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村干部、乡贤能人可以鼓励和引导村民在村内组织开展优良家风、家训、家规的宣传活动,将优良家风融入到农民日常生活和青少年教育中,促使大家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时代新风尚融入乡土文化,利用各具特色的乡土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

(四)衔接村民自治,激发文化治理内动力

要促进公共文化和文明价值观在乡村发挥作用,需要与村民自治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激发农民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以此提升乡村的内在治理能力。在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供给的过程中,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单元,根据农民的居住习惯、生活习惯等,依托自然村、村民小组等内生性单元,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将农村文化服务与农民民主实践结合起来,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引导和鼓励地方探索多样化的村民自治实现形式,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探索自治组织和活动,充分利用和挖掘村庄内在资源,发动农民参与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同时,在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赋予农民文化需求的表达权、决策权和监督评价权,不断完善村民的参与机制,通过扶持和引导农民成立文化组织,以组织化促进农民参与。优化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民主理财为主要手段的民主监督制度,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有效实施。

本文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的《农村社会建设和乡村治理》研究课题的成果之一,报告原题为《当前农村社会不良社会风气的态势、成因及对策建议》。此报告由中国农村研究院徐勇教授和邓大才教授主持,笔者执笔。在文章的写作过程中,邓大才教授给予有益指导,在此致以谢意。

[1] 陈浩天.城乡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村地区人情消费的行为逻辑——基于河南省10个村334个农户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1(7):117-121.

[2] 纳玉兰.河湟农村高额“彩礼”探析[J].青海民族研究,2015,26(1):67-70.

[3] 鄢盛明,陈皆明,杨善华.居住安排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1(1):130-208.

[4] 穆光宗.老龄人口的精神赡养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4):124-129.

[5] 徐勇.“根”与“飘”:城乡中国的失衡与均衡[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69(4):5-8.

[6] 邓大才.农户的市场约束与行为逻辑——社会化小农视角的考察[J].中州学刊,2012(2):45-50.

[7] 侯江华,魏淑娟.现代化进程中村庄传统的流失——以上能村为个案[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3):119-122.

[8] 雷洪,赵晓歌.“城归”现象:主体特征、形成机理与生成逻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4(4):58-62.

[9] 陈浩天.民生服务:基层善治与乡村资源整合的政治逻辑[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1(3):26-30.

猜你喜欢

人情子女农户
农户存粮,不必大惊小怪
永远不要透支人情
为子女无限付出,为何还受累不讨好?
与子女同住如何相处?
让更多小农户对接电商大市场
农民工子女互助托管能走多远?
不近人情是近人情
粮食日 访农户
农户存粮调查
不要透支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