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司法中，并非一味以刑杀为威，相反，所追求的是“讼简刑清”，力求实现刑措而不用的和谐社会。孔夫子所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发挥了长久的影响作用。历代所谓“盛世”，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法致中和，囹圄常空”。“以和为贵”的司法理念在实践中即表现为调解息讼。

早在汉朝已经有调解和息争讼的史例。据《汉书·循吏传》刘炬为县令时，“民有争讼，矩常引之于前，提耳训告，以为忿恚可忍，县官不可入，使归更寻思，讼者感之，辄更罢去”。韩延寿为左冯翊守时，“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韩延寿自责未宣明教化，遂闭门思过。两昆弟深刻自悔，表示终死不再相争。韩延寿以此“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复以辞讼自言者”。

至唐朝礼法结合进入新阶段，司法官多以伦理为据调解争讼。例如开元中韦景骏任贵乡令，“县人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无天分，汝幸在温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涕呜咽，仍取《孝经》付令读之，于是母子感悟，遂称孝慈。”有些著名的良吏致仕以后，乡人也请其裁决纷争。唐高宗时，元让以太子右内率府长史任满还乡，“乡人有争讼，不诣州县，皆就（元）让决焉。”说明唐时调解息讼渐成风气。

宋时调解称为“和对”，已有官府调解、乡曲亲戚调解、宗族调解之分，而且趋向制度化。

元朝调解结案以后，严定不许再起讼端，违者治罪：“今后凡告婚姻、土地、家财、债负，如原告被论人等自愿告拦休和者，准告之后，再兴讼端，照勘得别无违错事理，不许受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