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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水谣

2018-03-11周平安

四川文学 2018年3期
关键词:文化

周平安

去过幽燕大地的不少地方,但对其文化的独特气质很难准确把握。要想探个究竟,或许应深入某地,从这个地方的历代贤达入手,从悠远的历史河床上发掘其文化的源流。

我把目标锁定在涿州。涿州在北京的南边,是一座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上古属幽州之地,周朝属燕国,汉时设涿郡,唐时为范阳县,明清时期先后隶属北平府、顺天府。可以说,涿州是典型的幽燕之地,涿州文化也应该是幽燕文化的缩影。所以,我决定沿着涿州历史的河床,探寻并再现幽燕之激荡壮阔的文化洪流。

沿着107国道,进到涿州城的西北部,路边一处开阔地带,壁立着一段土墙。停下车,爬上去,上面很宽,满是青黄相间的细草,还夹杂着零星的野花,浸染在暖暖的朝阳下。这段不起眼的土墙就是古涿州残存的城墙芯。

像去其他北方平原地区的古城一样,看风景是需要历史文化的积淀,是需要搭乘时光隧道机进行上下千年的穿越。

就像现在,想象的通道打开,这段城墙,开始沿着两个不同方向不断延伸,转折,延伸,再转折,最终合拢;用砖石把土墙包上,就对古城墙完成了一次复原。于是明景泰初建造的涿州城就呈现在你的面前。四方还各修一道门,门有楼,南曰“迎恩”,北曰“通济”,东曰“进德”,西曰“积庆”。

但对这座古城的溯源并不止于明朝。据考古调查发现,城墙夯土及暴露的灰坑遗迹中残存着许多秦汉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陶鬲足、陶釜口沿、豆柄等器物残片。这正好印证了春秋战国时期燕境有涿邑的相关记载。

那么,你自然想到,你脚下的这段土墙,也许同样有春秋战国秦汉的遗物,甚至可以有更远时期的。事实上,距离这城墙北面不远处的青岗遗址就发掘出了仰韶时期文化的彩陶器皿。

南宋右丞相文天祥被元军俘获,在被解往大都的途中,路过涿州,也许就是经过我站着的这块土地,写下了《保涿州三诗·涿鹿》:“我瞻涿鹿野,古来战蚩尤。轩辕此立极,玉帛朝诸侯。历历关河雁,随风鸣寒秋。迩来三千年,王气行幽州。”看来,文天祥把涿州历史的源头,追溯到黄帝和蚩尤。

而这依据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战蚩尤于涿鹿”“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涿鹿指何处呢?《史记·集解》引服虔曰:“涿鹿,在涿郡”。东汉班固著《白虎通义》引注“涿音卓,今直隶涿县。”明代的《历代通鉴纂要》作注云:“涿鹿乃今涿州。”

传说涿鹿大战后,黄帝车裂蚩尤,并把蚩尤的部落分解到各地,每一个遣散地都带有其尸骨的一部分。涿州作为蚩尤丧身之处,部分尸骨埋于此处。黄帝的孙子颛顼建造古城时,城里建了轩辕祠,把蚩尤冢圈出城外,于是涿州最早的城邑就被设计成“凹字”形。

尽管涿州是否涿鹿古战场,尚有争议;也尽管“凹字城”外蚩尤冢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古涿州人受黄帝部落、蚩尤部落带来的文明碰撞的影响是可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涿州舞台大幕一拉开,上演的就是五千年前的激荡与豪迈的英雄史剧,这慷慨悲歌就是它的源头。

从这段古城墙下来,开车不一会儿,就到了我们涿州考察的第二站——华阳公园。这所公园规模很小,似乎太普通了。可是,这里曾经有燕国最豪华的延宾馆——华阳台。

模糊了眼前的的景象,幻化出海市蜃楼,我仿佛回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燕国。那时的涿邑属燕国的辖地,位于燕国初都、中都的南边,下都的东边,是富冠海内的名城。而这一名城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南一北耸立着的两座高台,遥相呼应,像两颗璀璨的珍珠熠熠夺目。

中国古代有筑高台之风。高台的所在往往是王室政治军事和文化生活的重心。燕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故事就有燕昭王招贤与燕太子丹募客。这两段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古燕文化的特征,而这两段故事分别与涿州这两座高台有关。

南边的展臺遗址,位于东城坊镇,据说为燕昭王展礼贤士处。当年燕昭王师事郭隗,为他筑宫,以示礼遇天下贤士的胸襟。于是,有乐毅、剧辛、邹衍、屈景等一大批人才前往燕国,燕昭王均举行隆重仪式表达敬重之意。并且建高台筑宫室款待他们。在燕国多处就有纳贤的高台,如北京大兴的礼贤台,涿州的展台,易水东岸的黄金台。

岁月的淘洗,风雨的剥蚀,再加上“文革”时期的人为破坏,展台遗址仅存一些战国时期的文物残片,其确切用途尚未得到考证。但这些传说依稀留下当年多少豪杰荟萃于此的历史踪影。正是这批精英的加盟,才创造了弱燕连下强齐七十余城的奇迹。

《登幽州台歌》的“幽州台”已不知在何处。但陈子昂怀古的触点同样适合于这展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确,高规格招纳贤士、重用人才、为怀揣梦想的英雄提供圆梦的乐土,这样的君主是难遇更难求呀!

展台遗址空留一个村名,华阳台遗址也只余园名,表示这当年的华阳台就在我们脚下的这座华阳公园里。公园不大,种柳、松、枫、槐等树种,并处处点缀着色彩绚烂的花卉。一块石碑上镌有朱筠的诗《涿州道中·华阳台》:“城隅西北华阳台,镇日犹吹燕国灰。名马骨存金饼掷,美人手好玉盘来。苦心竟就函头计,恨事空余生角哀。易水萧萧风莫渡,问谁置酒罚深杯。”

战国后期,秦王嬴政并吞诸侯,燕国也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局面。燕太子丹把挽救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刺客身上。为招募和培植刺客,他建造了华阳台,并物色到勇士荆轲、樊於期等。太子丹以烹千里马之肝、断美人手的精诚换取荆轲等人的侠肝义胆。并演绎一出荆轲刺秦王的千古悲歌。

磨蚀了昔日的高台,这块石碑在轻轻地沉吟着往日歌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面对强秦横扫六合态势,燕国虽小,而敢独立自存,以一侠士之智勇对抗百万秦兵,这在人格心理上是何等慷慨激昂,荡气回肠。太子丹的精诚与荆轲的义勇,谱写了燕文化的一段精彩篇章。

离开华阳公园,我们继续沿着历史的长河顺流而下,去探访东汉末年涿郡的文化辉煌——卢植故里。endprint

车行驶在路上,目的地是涿州市清凉寺办事处,拒马河畔的卢家场村。路经大片大片的田野,穿越一座一座的村庄,到了卢植故里,沿路的墙面处处可见弘扬卢氏文化的宣传诗文警句。很快,见到一处开阔地带,有红墙蓝瓦掩映在绿树丛中,特别醒目,这就是范阳卢氏宗祠。宗祠是追念祖德祖业、报本溯源的场所,也是凝聚族人同心同德、继往开来的地方,家族文化赖以传承。宗祠门紧锁,我们没能进去,转而向北,行约100米处,一片树林,有柏树、白杨、青松等,这里就是卢植墓的所在。

人们常说,人杰地灵。我以为,应是人杰而后地灵。也就是说,一个旗帜性人物的出现,为其所在地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转化为肥沃的文化土壤,并继而孕育更多优秀人才的涌现。卢植就是东汉末年涿郡的旗帜性人物。

东汉末年,属于乱世之秋。贵族少年涿郡人卢植选择了“志于学”的人生之路。他远赴扶风,向大经学家马融学习;并将好友郑玄也引进到马融门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做学问,也如同登山,需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摘星揽月。如郑玄,从马融处学成之后,青出于蓝胜于蓝,成为经学泰斗,其著作成为后来学者研究经书的必备参考文献。

卢植学成辞归,也在家乡授徒讲学,把儒家文化根植进这些涿州贵族子弟。时光倒流,约两千年前,拒马河畔的卢氏私学堂,是华北地区士人游学的胜地。众多学生中就有后来的大学者高诱。高诱为《淮南子》《吕氏春秋》的注解,至今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读高诱为这两部著作所作的序文,字里行间读出其师卢植治学的使命感,以及卢氏儒学对百家的包容。

众多的学生中也有后来占据幽州的军阀公孙瓒。涿郡太守刘基,将公孙瓒送到卢植处学经,其实就是经世济民之学,就是做人处事之道。后来刘太守因事犯法,被发配到越南。公孙瓒出于忠心,陪同前往。路过北芒山时,公孙瓒备好酒肉祭辞自己的祖先,他举杯祈祷:“以前为人子当尽孝道,而今为人臣当尽忠心,理应随同太守共赴日南。日南多瘴气,恐怕不能身还,就此别过列祖列宗。”说完又拜了两拜,在场人无不落泪叹息。公孙瓒的表现深深地烙上了卢氏文化的印记。

卢植后来外出做官,依然是家乡青年才俊的精神偶像。如郦道元的先祖郦炎,是东汉末年最优秀的诗人,可惜英年早逝。留下的《遗令书》自叙对卢植的态度是“父事之”,并嘱咐孩子“往从之学”。

卢植之所以能成为涿郡乃至全国士人的一面旗帜,不仅是他在经学方面的成就,更是因为他有着官场上一般官员最缺乏的政治操守。外戚大将军窦武迎立汉灵帝,朝廷讨论给窦武加封爵位,卢植给窦武写了一封信,“规劝”窦武不要接受册封;董卓凌虐朝廷,乃大会百官于朝堂,议欲废立,群僚无敢言,植独抗议不同。

卢植用儒家思想培养门徒,重视家风建设,追求自身纯真正大的心灵境界。这种文化通过门徒和子女的共识和推崇而慢慢成为更多人的价值追求,并遗传下去。沿着文化播種这条线索,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数百年来,范阳卢氏出将入相,名卿如云,人才辈出。

沿着文化播种这条线索,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的学生中还突起了一位枭雄——蜀国开创者汉昭烈帝刘备。

继续推进我们的文化之旅。目标是欣赏三国文化的奇葩。

涿州最为人知晓的英雄当是汉末三国时期的刘备和张飞。桃园三结义更是流芳千古的佳话,也可以说刘关张故事就是对古燕文化的发扬与发展。

涿州市东南的松林店镇有一个楼桑村,传说就是刘备出生的地方。村以楼桑命名,源于刘备家院子的东南角生长一棵高五丈余的桑树。现在桑树不在,村名犹存。村庄建有刘备庙——三义宫。三义宫始建于隋代, 明正德三年(1508年)得到修缮并有所扩建。“文革”期间,三义宫大部分被毁,唯宫门尚存。近年涿州市有关部门按照从前的建筑布局和规模又给予重建。

宫门是明代的遗物,券上嵌横石制匾额,上题“敕建三义宫”。阳面刻一个“日”字,阴面刻一个“月”字,暗喻刘、关、张的精神可与日月同辉。

关于刘备的故事,大家知道得很多。而我最想发掘的是刘备身上的文化意蕴。刘备是卢植的学生,但他并不喜欢读书,那他会从卢植那儿学到什么呢?一个人的志向决定着一个人的学习需求。我很自然地联想到项羽,“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或许刘备也是另有所学。刘备从小就有宏图大志,所以他需要修得高尚的政治人格,需要获得儒家王道文化的思想。

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我认为他从涿州的历史文化那里,从刘备的祖先那里,从东汉大儒卢植那里,获得了他所需要的东西,通俗点说就是“忠义”文化的精髓。

核心成员相处,以义相聚,生死与共,所以刘关张是铁板一块。这种精诚,让我想到了太子丹。最重要的是礼贤下士,举而信之,所以像诸葛亮、庞统等大才奇才都乐于为他效命。这又让我想到了燕昭王。

社会交往,遵循普世价值,如仁爱宽厚,占据道德制高点,所以能获得更多力量的支持。当然,领导者还应具有远大的理想和实现理想坚忍不拔的品质。这很让我联想到汉高祖刘邦。

组织建设,强调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所以团队有很强的凝聚力。比如君臣大义,这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或许也是卢植平时的谆谆教诲。

在那个弱肉强食、军阀混战的时代,一支发端于涿州的队伍,靠的是刘备身上的文化软实力,凝聚了全国的精英,百折不挠,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一。

三义宫的管理人员对我们说,这里香火很旺。经常还有一些企业老总组织自己的团队,祭拜刘关张,想从这里汲取企业发展的精神养分。这也足以体现出刘备在幽燕文化谱系中的地位。

距三义宫不远处,是张飞故里——忠义店。原有张桓侯庙,不知建于何时,现在的庙宇是1991年重新复建的。廊柱上一副楹联据说是乾隆御笔:“雄赳赳吓碎老曹肝胆,眼睁睁看定汉室江山”。勇武、忠义正是燕人张翼德的耀眼招牌。

离开忠义店,行车十分钟左右,就到了西道元村,这里有南北朝时期的文化胜地——郦道元故居。endprint

郦道元故居,是1995年重建的,南向,两进院落。正房内塑郦道元坐像,壁画内容为郦氏历代家族人物。

郦家在涿州的最早祖先就是前文提及的东汉末年的郦炎,炎极具孝心,富有才学,多次被州郡征召入仕,皆因朝政腐败而拒绝,英年早逝,仅做过右北平从事祭酒。郦道元的父亲郦范,在魏太武帝时期给事东宫,曾经做过平东将军和青州刺史。郦范父亲去世后,郦道元继承爵位,历任地方和中央的高官,死后,被朝廷追封为吏部尚书、冀州刺史。

我在参观郦道元故居时,心中一直有两个疑惑:郦家在涿州算得上是诗礼传家的大家族,为什么郦道元在鲜卑族统治的政权下出仕,是不是其政治节操有问题呢?另一方面,郦道元为什么要完成《水经注》的撰写?

原来魏晋南北朝时期,人才选拔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制,很看重族姓阀阅,尤其鲜卑族作为外族统治者,需要得到汉人支持,自然更看重这些世家大族。而这些世家大族,最初并不愿意出来做官,但看到这些外族政权难以撼动,便退而求其次,通过入仕,逐渐以夏变夷,以保全汉人文化。最典型的就是北方两个最大的士族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都在朝中做官了,特别是崔浩,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帝,官高至司徒。《魏书·崔浩传》提到崔浩“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可见,他们出来做官,更多的考虑是出于对祖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了解到这样的政治背景,就可以理解:郦家在鲜卑政权下为官,不仅不是政治节操有问题,而恰是一种文化的担当和历史的责任。我不能战胜对手,就融入对手中,并在融入中改造对手。

这也有助于理解郦道元为什么既在政治上很有作为,更在学问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创作了第一部完整记录华夏河流山川地貌的《水经注》。

他在做官之余,因水以证地,记地以存古。在《水经注》里,中华大地是统一的,中国文化是延续的。他对河流所经地区的山陵、原隰、城邑、关津等地理特征作了准确的记录,对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及人物进行了生动地描述;并搜集采用了不少有关的民俗谣谚、神话传说。郦道元想通过本书保存重要而珍贵的地理、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算是对民族、对祖宗的一个交代。

从郦道元故居出来,我又很自然地想到司马迁,在我的幻象中郦道元与司马迁重叠了起来,他们走进田野山川,深入到百姓中,沉浸在满屋的书卷中,做着利在千秋的功业。

我们驱车回到了古城的南端起点——范阳路。“范阳”的地名招引我探寻的脚步踏进了唐代。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唐玄宗令安禄山兼任范阳节度使,兵力九万一千四百人俱归安禄山统辖。安禄山出身在辽西朝阳,是胡人,于是大批胡人进入涿州,并任军队长官,胡化涿州兵士,涿州越来越受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表现为如苏轼在《燕赵论》所评价的特点:“劲勇而沉靖、椎钝而少文”。

正如中国文学每个时期都有其特殊的文学样式,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类;我觉得中国城市符号性的文化载体每个时期也都不同。而唐代碑石文化就很发达,碑以载文,文以传人。

但我在涿州没有找到唐代留下的碑石遗迹,倒是在河北正定有一“大唐清河郡王纪功载政之颂碑”,与涿州一人有关,并折射出“安史之乱”及之后一段时期的文化现象。这人就是李宝臣。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偶像就走什么样的道路。李宝臣的偶像是安禄山。李宝臣的人生路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安禄山的人生路。

李宝臣,年轻时,善骑射。认范阳将张锁高为义父,并更名为张忠志。在卢龙府当军官,被安禄山重用;安史之乱爆发,他又认安禄山为义父;安禄山死后,归命于朝,肃宗为笼络这位回归的叛将,依然授与故官,并封密云郡公。史思明势起,忠志复叛归史思明。思明死,忠志不肯事奉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又归降王师。反反复复。但李宝臣拥有重镇和军队,又善于作战,朝廷拿他也没有办法,只得继续笼络他,拜成德节度使,赐铁券许不死,赐姓名曰李宝臣。其时,李宝臣拥有恒、定、易、赵、深、冀、沧七州之地,成为实际上的一方诸侯。李宝臣暮年,因为儿子李惟岳暗懦,诸将不服,就杀掉手下心腹大将二十余人。

李宝臣的一生,见风使舵,或叛或臣,见利忘义,反复无常,却能窃有土疆,并且能得善终。这的确反映出涿州乃至整个燕赵地域文化上的胡化状况。最主要特征,就是缺乏道义的坚守,缺乏儒家礼义观的约束。李宝臣个人某种意义上的成功,恰恰是燕赵文化的重大挫败。

唐人习诗,可是河北三镇的燕赵之人尚武偃文。他们崇奉的人生信条是:“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大丈夫。”

这让我想到现在一些湖泊遭受外来生物水葫芦入侵的现象。水葫芦繁殖速度极快,大量消耗溶解氧,抑制了原有湖泊里生物的正常生长。正如安史之乱,使得敬贤重义的幽燕文化出现了变异。

辽宋时期,元明清时代,沿着这古楼大街也都留下些遗迹,但代表古燕文化个性的成分少了,牵涉到的本地英才似乎也少了。或许这里自从作为燕云十六州之一,淪为北方少数民族的控制区后,文化衰败了;或许北方气候条件逐渐恶化,经济中心也已南移。或许是因为涿州处天子脚下, 文化受到集权控制,涿州渐渐滑向历史舞台的边缘,文化个性趋向消磨。非独涿州如此,许多北方名城都有这样的变化。

伴着夕阳西下,驱车返京,经过清时期的一处遗迹——永济桥。横跨于北拒马河之上,有人说,涿水曾是这拒马河的一个支流。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是啊,岁月的烟云也如同涿水,静静地流淌,也渐渐地消逝,在涿水的上空化作一首首歌谣。这些歌谣寄寓着英雄的情结和志士的情怀,承载着涿州燕人的文化基因,构成了涿州这个地域文化的特质,并且也是幽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风明月今又是,换了人间。我相信,这些古涿州延续下来的文化基因会被激活和优化,这燕赵大地上空将唱响新的歌谣。但我以为唱的不再是悲歌,而是慷慨壮歌。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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